四个要素判定疫病病性 辨别疫病的寒温属性，对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确定尤为关键。 记者：新冠肺炎定性为“疫”，学界已达成共识，在武汉您提出将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为其进一步定性，当时，您是如何辨别新冠肺炎的寒温属性的？这个属性在后来病毒变异的情况下有改变吗？ 仝小林：总结两年多的抗疫实践，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也即“戾嗜”。既然“戾气”（现代可称之为病原微生物）是疫病的病因，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那么“戾气”就具有不同的最佳生存条件（温度、湿度等）。我们把“戾气”对环境的亲嗜性称为“戾嗜”。当外环境的温度、湿度与“戾嗜”相吻合时，就会表现出高活性、高传染性、高流行性。反之，“戾气”将处于不活跃状态。例如，乙脑病毒在蚊体内繁殖复制的适宜温度在20℃以上，25℃左右的温度最适合疟原虫在蚊体内繁殖，所以乙脑和疟疾主要发于夏秋季，表现为温疫或湿瘟。再如携带汉坦病毒的野鼠，其在寒冷的季节就会聚于室内，而将病毒传染于人，故流行性出血热常高发于冬春季，表现为寒疫。张仲景所记载的伤寒，从其发病的季节及传变规律看，与流行性出血热很相似。因此，“戾嗜”对于我们判断疫病的寒温属性，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四个要素来判定疫病的病性，即临床表现、“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正常的气候变化现象）或“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异常的气候变化现象）、内环境（禀赋、体质等）、戾嗜，我将其称为“四维定性”。“戾嗜”是病原微生物所嗜好的气候环境，其在疫病寒温属性的判定上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六气”或“六淫”对疫病寒温属性的判断是一个辅助条件；内环境决定疫病感染后的寒热从化方向；而临床表现则是诸因素综合展现的结果，是辨证论治的抓手。四者合参，四维定性，对疫病寒温主线的把握就会更加自信。也正是因为抓住了新冠肺炎的“寒湿”属性和演变规律，我们才敢于在到达武汉后率先采用万人一方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来控制疫情传播。 2020年1月武汉疫情暴发之时，正值冬季，南方以湿冷环境为主，而新冠病毒之“戾嗜”亦为低温（9℃左右），故此期新冠患者的“寒湿”征象非常明显。2021年1月、2022年1月我分别在吉林长春、通化和河南郑州、安阳诊治了感染“阿尔法”“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患者，我认为虽然病毒毒株不同，患者证候表现亦有不同，但依然可以在发病初起看到“寒湿”这个基本特点。比如很多患者舌苔虽淡黄厚腻但舌体并不红或暗红，虽有发热但热度不高，这符合寒湿郁闭化热、化燥的特点。另外，这个特点似乎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区和特定季节。因为我在不同季节诊治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新冠肺炎病人，比如丹麦、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泰国、伊朗等世界多地的患者，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发病于不同的季节，感染不同的变异毒株，但我发现只要紧紧抓住“寒湿”这条主线，再针对化热、化燥等变化，在寒湿疫方基础上加以化裁，都取得了显著疗效；清肺排毒汤在治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季节、不同变异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时，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种疗效就是对新冠肺炎“寒湿”属性的有力证据。“寒湿疫”的传变，由于体质和禀赋的不同，可以有寒化和热化两种倾向，从而导致临床证候出现了差异。一项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环境科学学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这项基于190个国家的探究气象因素和COVID-19（新冠肺炎）发病率的观察性研究显示：COVID-19的发病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这表明，COVID-19的传播在夏季可能会放缓，但在冬季可能会增加，这与中医的判断是吻合的。 记者：辨别寒温病性对于新发疫病有何意义？ 仝小林：辨别疫病的寒温属性，对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确定尤为关键。疫病初治，虽均宜发表透邪，但寒疫宜辛温，温疫宜辛凉，治法迥异。伤寒有六经辨证，温病有卫气营血辨证；伤寒以伤阳为主线，温病以伤阴为主线；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这些基本的辨治规律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 曾有人提出“寒温统一论”，试图将伤寒与温病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中，一元化、一体化考证，实现一体化治疗。但寒温真的能统一吗？我个人认为，寒温有能统一之处，有不能统一之处。能统一之处，是伤寒由太阳传至阳明、温病从卫分传到气分，伤寒阳明阶段的许多方剂在温病的气分及营血分阶段应用甚广，如白虎汤类方、承气汤类方等。诚如宋代陆九渊所说：“阳明为成温之薮。”不能统一之处，是二者的初治手法，伤寒辛温解表，温病辛凉解表，治法迥别。古人的这些宝贵经验，对疫病的治疗，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团队曾经对疫情初期的隔离点病人，做过温散法和凉散法的疗效对比，结果证实了温散优于凉散，研究结果发表在《药理学研究》上。这也从科学角度证实了新冠肺炎当属“寒湿疫”。 但是，由于疫情时间长，跨度大，地域广，集中患病人群差异较大等各方面原因，使新冠肺炎初治手法变得模糊不清，寒温互相矛盾，各执一词。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疾病过程认识还不统一，辨治方法也不统一，还缺乏更多治法之间的疗效对比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总结、完善。 中医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是不断深入的 中医疫病学是一门专门而且复杂的学科，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必然会有一个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趋向统一的过程。 记者：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为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上还需要注意什么？ 仝小林：对于新冠肺炎这一全年皆发的传染病，由于发病的季节不同、区域不同、气候不同等，患者的证候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中医治疗就需要因时因地因人治宜，灵活处置。但我认为强调“三因治宜”还不够，要“四因治宜”。新冠肺炎在短短两年多的流行中，有两次较大的变异，一次是“德尔塔”，一次是“奥密克戎”。尤其是发生在天津和河南安阳的“奥密克戎”表现出了与武汉“阿尔法”不同的临床特征，即隐匿性强、毒力强、症状轻，消化道症状不明显。而且感染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为主，化热、化燥迅速。这就提示我们除了“因时、因地、因人”之外，还要重视戾气之变，即“因戾”治宜。 求机审因，知常达变，方为至治。中医治病有四个层次：一曰对症，二曰辨证，三曰求机，四曰审因。当新的疫病出现时，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对因的“特效药”，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因此，求机（核心病机）、辨证、对症论治十分重要。事实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医参战的四次较大的疫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乙脑疫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疫情，以及本世纪初的SARS和此次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都发挥出了杰出的抗疫防疫作用。但我们还不能够满足于此，更不能止步不前。审因论治，找到“抗戾”的有效药、精准打击，这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精准打击疟原虫治疗疟疾，就是广大中医药人的榜样。 现代医学对于新发疾病的认知是在研究中不断进步的。中医学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医学，中医学在继承古人经验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医疫病学是一门专门而且复杂的学科，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必然会有一个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趋向统一的过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的疗效实实在在、有依有据，已形成“中国方案”，被世界认可。我们既学好用好前人的宝贵经验，也用科学数据说话。 这次疫情也告诉我们，中医人有责任不断总结、继承、发展、创新中医药，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明中医药疗效，用科学易懂的语言让普通百姓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徐婧)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