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黄煌，全国名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
顺利开展中医药和世界医学的对话至少存在着两重障碍，一是古老中医药信息和当代中医人之间的障碍，二是当代中医药人作为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者，和世界医学对话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只有跨越这两重障碍，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 黄煌多年来致力于将经方（经典方的略称，主要指记载于《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的方剂）推向国际，通过经方讲好中医故事，为中医药在世界医学舞台上争得话语权。他认为，经方所具备的天然特质，以及传播过程中形象化的演绎，使其能够跨越以上两重障碍而堪当重任。 经方使中医药古今中外对话难度最小化 记者：阻碍中医药和世界医学对话的现实障碍是什么？经方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 黄煌：中医走向世界最大的障碍，是文化障碍。对于非中华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要理解中医的名称术语是非常困难的。记得有位日本朋友曾困惑地问我：“健脾、补脾、升脾、益脾、运脾、温脾、清脾、悦脾、醒脾的意义有何不同？如何翻译？”显然，中医名词术语先天的多义性和解释上的模糊性，对今天中医与世界医学的对话设置了障碍。而经方规范性强、歧义性小，最容易实现国际传播。 首先，经方的组成与命名规范严谨。例如，桂枝汤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倘若加饴糖，芍药用量加倍，那就是小建中汤；加黄芪，是桂枝加黄芪汤；加附子，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甚至用量变化，方名也会改变，比如半夏泻心汤与甘草泻心汤均是七味药，因为半夏、甘草的用量有别，方名也不一样。 其次，经方的主治对应性极强，即方证相应。方证，就是使用某方的临床证据。比如，患者的症状表现同样是“烦”，“心中烦，不得卧”是黄连阿胶汤证，“心烦腹满，卧起不安”是栀子厚朴汤证，而“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又是小柴胡汤证。可以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首经方一首证”。 记者：您曾经说过，方证相应是一种有别于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这句话如何理解？ 黄煌：方证相应是经方使用的原则，也是经方取效的前提。方证相应与辨证论治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方证的“证”，是证据，不是病机。桂枝汤证是用桂枝汤的临床证据，与辨证论治的营卫不和、肺脾两虚等概念不同。经方方证形成于长期的人用经验，而非产生于某种理论或学说。 第二，方证以形象为主，强调客观体征。《伤寒论》中许多条文都是对人的描述，如“默默不欲饮食”描绘了一个神情默然、郁郁寡欢、意欲低下的人。“按之心下满痛”描绘了一个上腹部胀满疼痛，按压有明显抵抗感或压痛的人。“一身尽重不可转侧”则描绘了一个身体困重，反应迟钝，或肌肉僵硬，步履蹒跚的人。这种方证表述，基于直观而整体的认识。 第三，方证相应是一种极简的中医原创思维，“有是证，用是方”，一步到位，其中没有概念的转换、推理、演绎，没有去辨别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过程。方证相应的目的是尽快解决患者的痛苦。 可以说，经方命名的规范严谨和方证相应的极简思维这两大天然特质，最小化了当代中医药人和医圣张仲景之间跨越了1800多年的对话难度，也为经方走向国际做最佳的铺垫。 经方的形象化教育让外国人易学易懂 记者：在给外国人讲解经方时有什么困难？如何化解？ 黄煌：我强调经方的形象化教育，是在给外国人讲经方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 1990年我在日本进修，多次参加京都大学医学部中医爱好者和开业医生的讨论会。有次我讲桂枝汤时，使出浑身解数也说不清“营卫不和”的道理，望着众人茫然的眼神，我猛然想起当年跟随家乡老中医夏奕钧先生诊病的场景。他经常凝视患者，或摸摸肚子，或看看咽喉，然后说“此人要吃桂枝”“此人要吃黄连”之类的话。这种思维方式，让我摆脱了尴尬。我解释说，不管营卫强弱，不顾阴阳如何，只要看到患者舌质暗淡、皮肤白皙、消瘦、易于出汗，就要用桂枝，这种人就是“桂枝体质”，这种舌象就是“桂枝舌”。这样讲，大家一下就明白了，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从此，我提出了“麻黄体质”“桂枝体质”“干姜舌”“附子脉”等特征鲜明、立体形象的名词。 2009年，我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新奥尔良市讲课，听众和翻译都是美国人。讲课时，尽管我充满激情，但听众几乎没有和我互动，他们似乎难以理解文字层面的讲解。于是，我和翻译合作，将一些方证转为“哑剧”，如“真武汤证”的头晕手抖、四肢沉重疼痛，“大柴胡汤证”的容易发怒、满脸横肉，“五苓散证”的口渴而入水即吐等，用表情及动作渲染讲解。听众看后反响热烈，他们懂了！后来，我还用哑剧考核，让学员表演不同的经方方证，学员传神的表演，让经方的文字“活了”起来。 可以说，在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经方的形象化演绎使古老的经方易学易懂，为外国人搭建了深入认识中医药、理解中医药经典的桥梁。 经方走向世界需要用好“三板斧” 记者：您认为经方向世界讲好中医故事的“方法论”有哪些？ 黄煌：经方的国际化推广是需要讲究方法的，简单地把国内的中医教科书翻译过去是不够的，需要用好以下“三板斧”： 一是诠释经典的诊疗思维——方证。方证，就是用方的证据，是安全有效地使用某一方剂的临床证据。一棵草，有证是药物，无证是植物；几味药，有证是方，无证是一堆药。方证相应是经方取效的基本原则，用我家乡的民谚来说就是“方对证，喝口汤，不对证，用船装”。方是钥匙，证是锁眼，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方对一个证。为此，许多医家都强调方证识别的重要性，胡希恕先生说“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说“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二是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语言——形象。《伤寒论》的原文古朴但很形象，往往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患者的形象，直观性强，如桃核承气汤证的“少腹急结”“其人如狂”；大柴胡汤证的“按之心下满痛”等。我们的教学沿用这种方式，尝试用现代语言去解释古代的经典原文，用文学的手法描写患者的音容笑貌，用美术的笔触勾勒患者的曲线形体，尽量用让人产生美感和想象力的语言，使用大家熟悉的俚语、流行词、典故、公众人物等，拉近中医学与听众心理的距离。 三是立足临床设计培养模式——实用。经方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说的，因此讲解经方要多讲如何操作，特别是方证如何识别、经方如何应用。“求实用，快上手，以诊室为中心，为临床医生设计培训方案”是传播经方的理念，通俗地讲就是，多讲看得见摸得着的内容、多讲用得上的内容、多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上的内容。 经方或可继针灸后掀起中医国际化的高潮 记者：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国际经方学院，是否有向世界推广中医的考虑？在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方面是否已有成效？ 黄煌：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成立于2016年10月，其初衷正是为了向全球推广中医。经方的开发，日本走在了前面，现在日本大约有150首制剂可以加入医保，这些配方大部分是经方。从坚守经方初始命名权的角度看，需要打经方牌。目前国外的经方制剂非常多，一手拿银针艾条，一手拿经方颗粒，已经成为国外中医师的常态。为发展我国的经方制剂产业，为开拓经方的国际教育市场，也急需打经方牌。另外，经方是中医的临床规范，为探索中医教育改革，也是办院的初衷。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的成立是开创性的，工作难度大，工作量也大。难度在于如何介入现有的本科教育体系，如何与现有的脏腑辨证体系并肩而行，更如何让经典教育入高校的“上座”。为此，南京中医药大学给国际经方学院的定位是校内教育的“特区”，让我们大胆试验探索。在前几年大办经方培训的基础上，今年将办本科教育的“经方特色班”。同时，我们正在编写经方方证、经方药证、各科经方、各家经方、经方概论、经方医案等一批教材。 在我看来，经方实用性强，疗效明显；经方规范性强，便于学习推广；经方最易成药化，是我国中医药产业国际化的最佳途径。经方的国际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极有可能成为继针灸国际化之后的中医国际化的第二次高潮。国际经方学院未来的方向还是在经方教育体系的建设上，其中经方标准化文件的制定，经方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是重点。（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孙学达） 关联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