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阳病的主方是大家熟悉的小柴胡汤。现在我们就来看小柴胡汤的治方要义是不是符合我们上面讨论的这些内容。

小柴胡汤用药七味，所以，我们先从七来入手。传统的数学语言。七是什么数？七是火数。故河图云：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学中医的对河图、洛书这两个图要记得很清楚，这两个图很关键，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这两图之中。现代科学如果没有数学，那就称不上科学。没有数学语言表述，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其实中医也是这样，中医同样需要数学，所以也就离不了上述这两图。《内经》也好，《伤寒》也好，都用到这两个图。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为大医。”我们且不要说知易，了解一点总是应该的。小柴胡汤用药七味，这说明它用的是火的格局，这就与相火相应了。

接下来我们看具体的用药，小柴胡汤用药七味，第一味就是柴胡。我们看《伤寒论》的方应该注意它药物排列的次第，谁先谁后，这个是很有讲究的，随便不得。排第一位的往往就是君药，第二的往往是臣药，排后面的当然就是佐使药。现在开方往往不管这些，先记哪味就先写哪味。开一个小柴胡汤他可能把人参写第一、生姜写第一，这就乱套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这样来处一个方，不用说人家就知道你的家底。

柴胡位属第一，是当然的君药，黄芩位于第二，是为臣药。我们看君药臣药的用量是多少呢？柴胡用八两，黄芩用三两。一个三、一个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卯辰之数。单就一个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烘托出来，就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可见张仲景的东西是非常严谨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开一个小柴胡汤，柴胡不用八两，黄芩不用三两，它还是小柴胡汤吗？它已然不是小柴胡汤了。再用它作为少阳病的主方，那就会出问题。又如桂枝汤，如果把桂枝的用量加上去，由原来的三两变成五两，这个就不再是桂枝汤。它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这一变就由群方之祖，由至尊之位，沦为草民了。所以，中医的用量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量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

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多种疑难病证，远近的许多人都慕名去求医。既然是盲医，当然就不能望而知之，他主要靠问诊和切诊来诊断疾病。疾病诊断出来以后，开什么“药”呢？他开的“药”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日用的食品。像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不管你什么病，他都用这些东西。惟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二十颗绿豆与二十一颗绿豆有什么区别呢？熬出来的不都是绿豆汤吗？要是按照现在的成分来分析，它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不严格计较绿豆的大小，二十一颗绿豆与二十颗绿豆的重量也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什么在中医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要联系到我们从前提到过的象数这门学问了。

上述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用数的鼻祖。大家单看《伤寒论》中大枣的用量就很有意思。桂枝汤大枣用十二枚，小柴胡汤大枣也用十二枚，十枣汤大枣用十枚，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前面的十二枚，十枚好像还容易理解。到了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大枣为什么要用三十枚和二十五枚呢？三十枚大枣代表着什么？二十五枚大枣又代表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即使你不回答，恐怕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寻常。

炙甘草汤是太阳篇的煞尾方，用于治疗“脉结代，心动悸”。80年代初，《上海中医药》杂志曾连载柯雪帆教授所著的《医林辍英》。后来，《医林辍英》出了单行本。该书是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就的，即有医理医案，也有故事情节。其中有一章就专门谈到炙甘草汤的运用。炙甘草汤是一张治疗心律失常的良方，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心律失常像房颤这一类心律失常，用之得当，往往都可以将失常的心律转复正常。这个得当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辨证得当，你要搞清楚炙甘草汤适应哪一类证。我们姑且不论它什么心律失常，你得先从阴阳去分，看看它适应阴证还是阳证。更具体一些，适应阴虚证还是阳虚证。我们一分析方剂的组成，《伤寒论》中的养阴药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方中因此，它适应于阴虚证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伤寒论》中集养阴之大成的方子，它还是要加进桂枝、生姜、清酒这些阳的成分。我们去看太极阴阳的画面时，你很能感受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来。而我们回过来看炙甘草汤，阴阳的这层涵义亦活脱脱地呈现出来。

传药不传火。炙甘草汤适用于阴虚类的心律失常，这个是辨证得当但是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必须用量得当。这一点是柯教授专门谈到的问题。你看这个房颤，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炙甘草汤证，可是用下去就是没有应验。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用量上。道门炼丹有一句行话，叫做“传药不传火”。药可以告诉你，可是火候不轻易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要了。一炉丹能不能炼成，有时就看这个火候的把握。中医的方子可以告诉你，可是量却不轻传。为什么呢？量者火候也！火候才是成败的关键，那当然不能轻传。可是张仲景不同，他是医界的孔圣，既是孔圣，那就应该“吾无隐乎尔！”所以，张仲景不但传方、传药，而且连用量也和盘托出。

量变与数变。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涵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而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

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3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折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一两合3克与一两合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3克算，只是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妙施火候。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赵琳怀孕40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花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180克、淫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每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

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如果大家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

接下来我们看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由数的变化而致质的变化，在上述这两个方剂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我们看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群阴会”与“群阳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就正好与它的主治相符。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这就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了。

一个是“群阴相会”，一个是“群阳相会”，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颠倒过来，炙甘草汤用二十五枚，当归四逆汤用三十枚呢？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呢？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与前面那个重量问题同等的重要。

数在传统中医里，它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数，它是数中有象，象中有数，象数合一。数变则象变，象变则阴阳变。为什么呢？因为阴阳是以象起用的。所以，《素问》专门立有一篇“阴阳应象大论”。这篇大论以“应象”为名，就是要从“象”上明阴阳的理，从“象”上现阴阳的用。当然，象数的问题不容易使人轻信。我们总会觉得三十颗大枣与二十五颗大枣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总觉得有疑问。既然有疑问，那又何妨一试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我们就用实践来检验它。

大家可以找一些相应的病例，当然不要太重的，最好是调养阶段的心脏病。如果病例多，可以分作两组，一组是心阳虚，一组是心阴虚。心阳虚的我们每天以二十五枚大枣煎汤服，心阴虚的我们以三十枚大枣煎汤服。看看有没有效应。有效应了，效应稳定了，我们再颠倒过来，阳虚的一组换成三十枚，阴虚的一组换成二十五枚，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你就知道象数的学问确实不是虚设，数里面确实包含着东西。数里面包含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信息，还是光色？这个我们可以做研究。先肯定下来，再从容研究。如果一口否定，那也就没戏了。这是我们从少阳的治方，从小柴胡汤的三、八之数所引申出来的一些讨论。

从小柴胡汤的用量，我们看出了中医的一点门道。它取三、八之数，是跟寅卯辰相应，是跟少阳病的欲解时相应。我们辨证开方为的什么？不就是为了使疾病“欲解”吗？所以，与欲解相应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象、数、物的不同层次。数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归到象上来讨论，象虽然有实义，毋庸置疑，可总还嫌它虚无飘渺。因此，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就是物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研究现代科学与传统中医，如果将两者放在象、数、物这三个层面来界定，那么，中医与现代科学都在研究物的这个层面，这是共同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肯定，现代科学要比中医走得远，走得好。她对物的认识更为微细，更为具体，手段更多。但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有没有伸展到象的层面、数的层面？或者说现代科学所采用的唯物的研究手段，是否扩展到了唯象和唯数的层面呢？从传统的象数涵义来说，她好像还没有。而在这两个层面，也就是在用唯象和唯数的手段认识世界的方面，传统中医已经走得很深、很远了。

这样一界定，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代科学与传统中医是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在象数的方面是我们的长处，可是在物的方面我们要差一点。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物”的确太贫乏。大家想一想，两千多年前我们有多少物呀？而物这个东西，你要打开它，认识它，那还必须靠物，这叫做以物识物。大家看现代科学的研究过程就非常清楚。你要认识这个物质，你要找到物质的基本结构，你需要什么呢？你首先需要精密的仪器，需要高速度、大能量的粒子碰撞机。没有这些东西，微细的粒子就没办法打开，你也就没办法看到物质结构的真面目。所以，以物识物的格局一旦形成，它就仿佛进入到一个怪圈，进入到一个拧不断的循环。你越想认识物，你就越要依赖物，认识的程度越高，这个依赖也就越大。随着这样一个循环的不断深入，心的作用就自然被淡化了。

现代人以物知物，而古人是以心知物。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以心知物与以物知物。以心知物，所以要“格物”而致知；所以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到最后，便成“心物一元”了。这些就是传统和现代在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上的差别。我们研究现代科学和传统中医，如果把她们放在文化的高度，思想的高度，那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差别。

传统在“物”这个层次上所做的工作是比较薄弱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吸收现代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主体工程。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道理，传统的东西，中医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现代呢？那只有“物”这个层面的东西值得现代，或者说只有“物”这个层面的东西可以考虑现代。除此以外，“数”这个层次，“象”这个层次，怎么现代呢？这些方面刚好反过来，是要现代来老老实实地做学生，是现代来传统化。不光是现代来化传统，传统也可以化现代！

我们做这样一种思考和联系有什么好处呢？或许有助于现代科学突破一些固有的模式和僵化的思想。现代科学在某些领域已经步入了怪圈，比如基本粒子这个领域，现在已经搞到夸克。夸克意味着什么呢？再往下去不容易了。夸克的平方已然这样艰难，那么，夸克的平方再往下走呢？所以，在物质这个层面，在“有”这个层面，在一定的阶段里，你可以细分，微分，毫微分。可是分到一定的时候，你分不下去了。再分，“有”就会骤然变成“无”。这个时候如果再想往下走，那就必须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我想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传统了。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传统在象数这个领域、在形而上这个领域、在“无”这个领域的东西才会得到真正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