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问题解决了，信心就很自然地会生起来，加上有了师传的条件，那么，剩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如何去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我有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要想真正搞上去，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成分外，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哲学层面，以及艺术层面。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

我们提出要依靠经典来学好中医，这个方法好像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经典改为选修。从必修沦为选修，经典的这个地位大大地下降了。它给人们的信息就是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经典已经不是必须的了。为什么会发生经典的这个变动呢？首先一个理由就是中医已经发展了二千年，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在进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死抱住这些经典呢？其次，后世的这些东西，像现在的《中基》、《方剂》、《诊断》及临床各科不都是从经典里总结出来并赋予了现代的意义，有这些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抱着经典不放？再次就是我们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这个调查统计显示出很多人都认为经典的学习没有太多的意义，学也可，不学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经典的命运便有了上面这样一个改变。而我的体会则与上述这个认识截然相反，经典的东西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为什么呢？下面就来讲述这个依靠经典的理由。

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和把握究竟重不重要？究竟应不应该必修？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就会很清楚。翻开历史，我们看一看从张仲景开始直到清代，在这长长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凡是在中医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医家，我们研究一下他的经历，就会发现，大多数医家都是从经典中走出来的，大多数医家都是依靠经典而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中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经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尽管东汉以后，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无法替代经典，无法超越经典，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所以，到了清代，陈修园和徐大椿这两位大医家，竟然呼吁要烧掉后世的这些书。当然，陈、徐的这个观点过于偏激，但却不妨碍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医经典的意义。

从上面这个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古医家出经典。古人的经历如是，那么，近人、今人呢？只要我们翻阅周凤梧等编著的《名老中医之路》就会有相同的感受。就以大家最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为例，蒲老初出茅庐时，求诊病人颇多，然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蒲老毅然停诊，闭门读书三年。蒲老的三年闭关。将中医的经典熟读、精思、反复揣摩。三年后，复出江湖，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以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大医家。对这段特殊的经历，蒲老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无独有偶，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亦强调，要做好一个中医临床医生，每年应拿出三个月的时间来温习经典。蒲老、秦老的经验与诫训，值得我们重视。

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林老不但理论上有心得，而且临床的疗效卓著。临床上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科、儿科，甚至五官科的疾病。但，林老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慨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经典对于医者的切身受用。林老的这个意思很清楚，《内经》的东西，一个问题，一句话你搞明白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这是经验之谈、这是肺腑之言啊！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经典独具的魅力呢？一句话悟清了，都吃一辈子，那么，两句话，三句话，甚至整部《内经》你都搞清了，那会受用多少辈子呢？从林老的这个切身感受，我们看到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

要说服大家把这个逐渐被放弃的东西，把这个已经改为选修的东西，重新重视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用现代科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总认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怎么会认可经典能够超越时空，超越时代，超越后世呢？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但，又是在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存在的事实。

我们要消除上述这个认识过程的障碍，仍然还得从理论的构建谈起。前面我们讨论过，中医经典不是光凭一个理性思考构建的，还有一个内证过程，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构成了梁漱溟先生所称之为的———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而且这个未来，这个早熟的跨度异常之大，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地理解这个理论，比如说形而上的这个领域，现代科学的涉及就相当少，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于是都归之为迷信和伪科学。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它已经超出了形而下这个器世界的层面，它的认识半径不完全局限在形而下这个器世界。所以，你完全地用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它，就难以完全地发现它。而造成这样一个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实验不是常规的外证实验，它是内证实验。

前面我向大家表述过，内证实验的问题不好谈，但是，要真心探讨中医，这个问题不得不谈。这里是对内证实验的进一步申说。这个实验不是靠买多少设备、多少先进仪器构建起来的，不是一个有形的实验室摆在那儿，让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练而构建起来的，是超越有形的东西。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题。前些天翻阅《发现母亲》这部书，作者叫王东华，这部书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谈到人的潜能问题，书中以植物为例，相同的种子，由于培养的条件不同，培养的过程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会相差很多。比如一棵西红柿，我们在农村呆过的人应该有经验，一棵西红柿能结出多少个果呢？在没看到这则资料以前，根据我以往的农村经验，我在想，一棵西红柿苗顶多可以结几十、上百个，如果再培育得好一些，充其量不过几百个吧，可一看到经过日本育种专家所培育的一棵西红柿，竟然长出一万三千多个果，不禁为之咂舌。当时这棵经特殊培养的西红柿在日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大家可以思考这个现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潜力！同样一粒种子，由于栽培的方法不同，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别。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巨大潜力，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的潜力有多大？大脑的潜力有多大？这个大是难以计量的。

所以，从理性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经过特殊的“培育”过程，这个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以获得的。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建立经典所需的各种内证实验。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但是，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过程，久而久之，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但，在早期，像张仲景的那个时代是不会怀疑这样一个内证实验的。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以“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来结尾。张仲景这里的方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内证，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我们可以查阅《汉书》、《后汉书》的方术列传，就可以知道，方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

时代越往后走，人们对这个内证术，这个内证实验过程就越来越模糊，宋明为什么会有理学产生呢？很显然，到了这个时候，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所以，只能在理上，在思辨上绕圈子．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这可以从宋明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来作出判断。“格物致知”在这里不准备作申说，但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弄清楚。首先“知”不是通过学习或深入分析而得到的一般性知识。这个知是觉的意思，也就是前面讲的心明的状态。知是觉的意思。就是要靠这个心明，这个觉，才能进入内证的状态，才能进行内证实验。那么，这个心明怎么来？通过格物来，格物不是像宋明人说的穷究物理，格物是要远离物欲（颜习斋尝释格物之“格”同“手格猛兽”之“格”意），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只有获得了这个境界，才有可能进入内证的状态。“格物”是远离物欲；“致知”就是致智。这个境界儒、释、道都有。孔子说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境界。《大学》里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家想一想，这个止，这个定，这个静，这个安，如果不“格物”行不行？你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成天的物欲横流，想着这个股票要涨了，那个股票要跌了，你能够止、定、静、安吗？不能的话，怎么能得？怎么致知？在道家那里，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损物、就是格物。而格物在佛教里，则显然指的是远离一切世间八法。所以，格物在儒、释、道里都有所指，所指的层次虽然有差异，但大体的意义上是相近的，这个与宋明的认识显然是两码事。要获得内证的能力，格物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或者弄错了，内证就无从谈起。

宋明人将格物作细微地分析讲，作穷究讲，仅此一途，已见他们不明内证，已见他们没有实验了。

所以，到现在我们就容易看清楚，为什么中医的有些问题我们不容易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正视经典的价值？对中医的很多东西总是抱有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少了内证这只眼睛。这实际上是造成我们认识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我们要想对中医，特别是对中医的经典，获得一个比较公正的认识，首先得从思想上扫清这个障碍。

前面我们强调了理论认识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与过去不同，过去许多名医走上学医的道路，并不先需要一个理性过程，他们是直接从感性开始的。感性这个东西很奇怪，力量很大，一旦感性的动力确定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古人大都是从这上面走上学医道路的。像张仲景一样，他是“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针灸甲乙经》的作者皇甫谧以及其他医家都有类似的情况，都是从这样一种感性中获得动力，从而发奋学医的。

但是，现在大家来分析一下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动力？我看大家并没有这个动力，即便有，也是模糊的。大家看看自己是怎么到中医学院来的。高考分数达不到清华、北大，达不到重点线，甚至入不了一般高校，于是就上了中医学院。考分不争气，无可奈何，这就上了中医学院。有没有能上清华、北大的分数而来报中医学院的呢？我看没有！大家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学中医的，一种良性的感性动力根本就没有，这个中医怎么能学好？现代科学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中医也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我师父曾经多次跟我谈到，中医不是一般人所能学的东西，必须具有北大、清华这样的素质才有可能学好中医。而宋代的林亿、高保衡亦持如是观点。他们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言：“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高素质的人对中医不屑一顾，低素质的人，压根儿又学不好中医，所以，其不废绝，为已幸矣！这种情况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医怎么继承？怎么发扬光大？

高素质的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医？这与环境的关系很大。现在大家身边所感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的气息，都习惯了用一种文化视角去看待问题，去思考问题，所以，从感性的层面讲，很难产生对传统、对中医有利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理性，要从理性的层面来分析，通过这个分析，帮助我们寻找传统的感觉，建立感性的动力。

文化实际上是多元的，不局限在一种模式里，只是现在大家业已习惯了这么一种模式，就用这么一种模式的东西去看待一切，其实，这是局限的、片面的。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的这种文化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文化，或简称科学文化。这种文化有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性很强，时代进步，它也进步，真可以用日新月异这句话来形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自己身边的一切是不是这样？看看前十年跟这十年有什么差别？差别太大了。正因为我们很鲜明地感受到了这一切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一切文化都是如此，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时代进步了，一切文化都在进步，新的文化总比旧的文化强，古老的东西落后于今天的文化，这是必然的。有了这个认识他们怎么会瞧得上中医？怎么会重视经典？

我们说文化的多元性，就是说文化不仅仅局限在上述这样一个模式里。当然现代科学文化在迄今为止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都让我们感受到它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是不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有这个特性呢？比如艺术文化，是不是时代进步了，艺术这门文化也一定进步了呢？我们不用专门从事艺术研究，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中外的艺术历史，就可以确定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以诗词为例，比如说唐诗，以唐诗这样一种格律体裁的诗，在唐朝这几百年里已占尽风光，是不是到了宋代，这样一种诗又有进步了，又有发展了？当然不是这样。古人知道，诗写到唐的份上，诗机已然让他们占尽，要想再超过唐诗，几乎不可能了。于是宋人学聪明了，他们不再在唐诗里绕圈子，而转往另一个方向，宋词也就这样形成了气候。同样，元曲也是类似的情况。这是诗词方面。那么，音乐呢？绘画呢？情况也差不多。在维也纳，每年元旦都要举行新年音乐会，音乐会演奏的都是什么曲目呢？几乎都是大小施特劳斯的作品。演奏这些曲目并不仅仅为了纪念，作品的水平摆在那儿。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这样的顶级音乐家所代表的音乐水平，是不是过若干年、几十年、几百年就一定有发展，就一定会有超过这个水平的音乐出现呢？至少搞音乐的人都很清楚，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阶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诗歌也好，在这些领域的文化，确实不像科学文化，存在线性发展的规律，它们往往是非线性的。一个高峰出现后，若干年、几百年，或许会出现另一个高峰，但，这个峰的峰值并不一定能超过前一个。一个是线性，一个是非线性。一个是直线向前发展，一个是曲线徘徊。很显然，这个文化的层面和模式都很不相同。

除了上面两个层面的文化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就是古代形成的一些文化，比如佛教文化。佛教文化诞生于公元前四百余年，由印度的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所创立。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与科学文化截然相反，释迦佛没有预言他所创立的这门学科会不断发展壮大，相反的，他以一种反常规的模式预言了他的学科的三个不同阶段，那就是正法时期，象法时期，末法时期。此处我们暂且不去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这样一门特殊的学问会走这样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子？这个原因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我们只要清楚这个现象是确凿的就行了。另外，像道家的文化，儒家的文化，实际上，它也跟佛教的这个模式差不多，它也是创立以后就处于实质性的鼎盛阶段，然后逐渐走向衰落，乃至于到现在名存实亡。

所以，文化是多元的，并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模式里面。若都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在上述这些文化层面里，中医究竟属于哪一个层面的东西，或者三个层面兼而有之，这一点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去思考。我的意见，中医至少不是局限在科学文化这一个层面的东西。所以，光从这一个层面去看待它，研究它，就难免会出问题。对于中医，有些时候需要向前看，有些时候需要向后看。我常说，中医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文化，我们观察自身也许就会有答案。你可以观察，在你那里，中医究竟是一个么情况？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你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甚至还是研究生、博士生，如果你的中医很棒，理论和实践都没有问题，对经典的理解无有障碍，那也许中医在你那里是发展的，是一种线性的模式。如果情况反过来，你的中医不怎么样，理论不怎么样，临床也解决不了问题，特别对于经典一窍不通，那中医在你那里就成问题，就倒退了，就是另外一种模式。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自知之明。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经典的认识，对于经典的评价，那是要讲受用的，对经典没有觉受，那说出来的必定是空话。所以，我奉劝那些欲对经典发表意见的人，一定要三思而后言。否则你的底线在哪儿，人家一望便知。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孔子在《系辞》中的话说得很好：“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经典的东西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还有一句话，在这里不好说出来，不过，大家可以仔细去琢磨。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愚者见之谓之愚……现在经典改选修了，为什么改选修呢？当然是它的重要性、必要性下降了，当然是在某些人眼里，经典的“仁”、“智”成分不够了。另外一个支持经典改选修的依据就是搞民意调查统计，弄几百份，甚至上千份问卷，要大家在上面打“√”或者打“×”，结果许多人的确在经典的一栏里打了“×”，这个结果经过统计处理好像有意义，因为多数的人认为经典的意义不大，可以改为选修。但是，如果按照孔子的标准，这样的调查有可能没有丝毫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门见仁见智的学问，你是仁者你方能见仁，你是智者，你方能见智，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怎么见得到经中的“仁”、“智”？那你当然会说经典没啥意义，甚至选修都可以不要。前面我们不是说学习经典要有觉受吗？觉受没有生起你绝不会说经典的好话。所以，这个对象问题很重要，不是你随便拿一个人来问话，都可以反映真实。

举个例子，像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学名著，“三国”、“西游”、“水浒”、“红楼”，前三部我都读过不只一次，可是“红楼”呢？我很想读它，也看过不少名人的赞许，特别毛泽东就非常推崇这部名著。可是我每次读它，读到几回，最多十几回就读不下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至今我连这部名著也没能通读一遍，只知道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设想如果红学的东西问到我，那会是什么结果呢？我前面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我们学院的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在林老那里，现代的内、外、妇、儿这些书可以不读，但是《内经》却不可以不读。林老不读内、外、妇、儿，他就凭一部《内经》。可是内、外、妇、儿的病，他都治得很漂亮。如果问卷问到林老那里，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会是怎么回答。

所以，像经典这样一些见仁见智的学问，我们在征询它的意义时，一定要注意对象，不是你认为经典没什么就没什么，你认为经典没什么，恰恰证明了你在经典中没有得到什么。人家下海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偏偏你下海不但没赚到钱，反而亏本，那你当然说下海不好。经典的意义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