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的信念和感情，自然造就了我对中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以为中医兴亡，匹夫有责。这部书的写作，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很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写作，切实地为中医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认识上的问题。

这部书的写作，经历了近十年的酝酿，应该说准备还是充分的。但是，真正要动笔了，却还是不知从何入手。总觉得中医的问题千头万绪，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关键呢？

在平常人眼里，中医是治疗慢性病的，或者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什么是治本呢？实在的就是大病重病，西医帮助渡过了急、危、重等诸道难关，然后让中医来收尾，让中医来调养。因此，说到底，中医只能用来治一些死不了的病。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医只是啼鸣的公鸡。你啼，天也亮；你不啼，天也亮。中医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想解决这个认识，应是一个关键。

上述这样一个认识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历届毕业生中，有不少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谈体会。他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里，对中医还是有热情、有信心的，很希望在毕业的一年里能有小试牛刀的机会。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他们几乎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医。中医无论在中医院还是西医院的中医科，都几乎成了一种装饰。搞中医的人对中医没信心，稍微碰到一点难题，就急着上西药，或是在西医的常规治疗上，加一点中医做样子。而真正想搞中医的人，在制度上又没有保障。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中医院搞临床，这家中医院就有一条明文规定，发热的病人用中医治疗，如果三日内不退烧，就一定要上西药。中医院会作出这样的规定，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中医院不规定，用西药退烧，如果三日退不下，就必须上中药呢？中医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不能不叫人生疑。

昨天，有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到我这里拜访，目的是在生产前来面谢我。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因为劳累的关系，出现腹痛、阴道流血等先兆流产症状。经过一周的西医治疗，没有得到改善，又因为患者过去有过流产的历史，所以，心里特别害怕。经友人介绍到我这里诊治。诊查舌脉之后，我给她开了黄芪建中汤，第一剂药后，出血就减少了，三剂药下去，腹痛、流血皆止，而且胃口大开。事后，她将经过打电话告诉在北方的母亲，母亲听说这件事后，第一句话就问：用中医行吗？患者母亲的这个疑虑，反映了平常百姓对中医的心理。

今年五月，我应邀参加一个中医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就作了个“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的报告，报告之后，一位与会的博士找我交谈，一方面对我在这样的年代里还能用如此大的热情来研究经典、宣扬经典表示赞叹，另一方面，则是对我的行为感到不解。据说在他们一帮中医博士里，已经绝少有人看经典，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绝对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什么书呢？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中医博士可不可以不读经？

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肩负着中医现代化的使命，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读经典的书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难道还有什么更多的看头吗？我想与上述许多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重。大家知道，博士这个群体，将很快、很自然地要成为中医这个行当的决策者、领路人，等到这个群体真正当政的时候，中医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不难想象的。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中医，究竟代不代表真正的中医？我们现在在各类中医医疗机构看到的这些医生的水平，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医的真正水平？中医的真正水平在哪里？中医的制高点在哪里？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形成对中医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真正的中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值不值得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她？值不值得花毕生的精力去钻研她、实践她？我想首先我不会的！何必陷在这个死胡同里呢？花去许多精力还只能做个配角。所以，我提出“如何正确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当今的这个局面所迷惑，从而丧失掉对中医的信心。

近十年里，中医界提得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而言，都是理论走在前面，实际运用慢慢跟上来。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这几十年来，中医的局面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临床疗效为什么老是上不去？遇到高热降不下来，最后还得上青霉素。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中医的理论已经形成两千余年，在这期间，没有大的突破、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理论的落后已经不能为临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指导了呢？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大家可以思考，今天我们的临床落后，我们治病的水平上不去，是不是因为理论落后造成的？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理论不但没有落后，在很多领域还大大地超前。这与其他传统学问有类似的地方。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皆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我想中医的情况大抵亦如此，正因为其早熟，而且早熟的跨度太大，乃至现代她仍不落后，甚至还超前。所以，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完全不存在理论落后于临床的问题。你认为理论落后于临床，你认为理论在你那里不能指导临床，那我就要问你：你真正弄通中医理论没有？对于中医的理论，对于《内经》的理论，你把握了多少？有十成把握了没有？如果不到十成，二三成呢？如果连二三成都不到，有的甚至搞了一辈子中医最后竟然还分不清阴阳，那你怎能说理论落后于临床？现在的人把中医理论看得太简单了、太朴素了。因为太朴素，就有点像山里的农民。其实，朴素有什么不好呢？朴素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返璞才能归真！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中医的理论或者最多只是一种相似的认识，你怎么能说中医理论是超前还是落后呢？

上述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认识好，那导致中医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症结就不容易抓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临床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错误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理论的落后，而去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就会形成真正的倒退，真正的落后！

记得本科毕业后，我在附院搞临床。一次，接治一位女性肺炎患者，患者年龄60岁，入院体温39.5℃，WBC近两万，中性98％，右肺大片阴影，按照西医的看法，这是一例重症肺炎患者。老年人患重症肺炎是很容易出危险的。但是，当初的我，初生牛犊不畏虎，总想试试中医的疗效，所以，选择了中医治疗。经过辨证，属于肺热所致，遂投清肺之剂。不料服药之后，不久即泻，始则药后2小时泻，后渐至药后十余分钟即泻。所泻皆似药水，入院三天体温丝毫未降，其他症状亦无缓解。按照院规，次日再不退烧，就必须上西药。此时的我，心情比病人还要着急。遂匆匆赶到师父处求教，师父听完介绍后，说这是太阴阳明标本同病，阳明热而太阴寒，阳明热需清，然清药太阴不受，故服之而泻利。此病宜太阴阳明分途而治，方不至互相牵扯。内服仍守前方以清阳明，外则以理中汤加砂仁，研末调酒加热外敷神厥以温太阴。我赶紧如法炮制，当晚近9时敷上，约过1小时，继服上药，服后竟未再泻。次日晨查房，体温降至正常，一夜之间，他症亦顿减。此病始终未用一粒西药，周余时间肺部炎症即全部吸收而出院。

此例病人给我的影响极深，使我于长长的十多年中，在遇到临床疗效不如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中医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理论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信受奉行。理论的先进与落后靠什么来衡量？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在自身的领悟上找问题，而不会去归咎于理论。当然，如果问题真正出在理论上，确实是理论滞后了，我们亦不应死抱住这个理论。但是，根据我的经历和观察，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我们的认识上。

有关上述问题，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加以申说。理论与实际运用，理论与临床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就会很清楚。

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经达到了人们想象中的十分完美的程度。人们也许认为，这就是解释世界的最终极、最和谐的理论。但是，时间一跨入20世纪，这种和谐就被打破了。随着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以及后来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人们对宏观及微观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认识上的这个改变，导致了技术应用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宇航技术、原子能技术，到微电子技术，乃至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变化，都无不与新理论的建立相关。在经典的物理学框架里，宇航技术、原子弹，以及现代通讯技术，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理论的重要，理论确实制约着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而这样的一种感受和经验，能否作为我们提出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理由呢？我想这个理由应是双重的，正因为我们看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它制约着实践和技术的发展，所以，更应该重新来评价我们今天的认识，重新来认识中医的理论。看看经典中医理论的包容性究竟有多大？它的延伸性、超前性究竟有多大？它究竟还能不能给我们今天的临床带来指导？而不应光看到她是两千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个理论的确落后了，的确不能适应现代，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打破她，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建立起“相对论”。如果这个理论根本没有落后，如果在这个经典的框架里已然具足“相对论”、“量子力学”，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她呢？

现在在中医界有一个怪现象，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对中医经典的教育逐步在减弱。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都已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就连成都、南京这些老牌的、原本非常注重经典的学院亦不例外。这种改变是不是一种进步呢？很值得怀疑。在我们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前，在我们还没有切实地发现传统理论的破绽前，经典仍然是中医的核心，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基础，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必修。怎么可以将核心和基础作为选修呢？有人说《中基》不是从《内经》里来的吗？《内科》不是从《伤寒》、《金匮》里来的吗？而且比《内经》、《伤寒》、《金匮》更完善了，怎么不可以用它们来取代经典呢？实在的说，《中基》与《内经》，《内科》与《伤寒》、《金匮》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相差太远太远了，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会有机会谈到的。

好比新的力学尚未建立，就将经典力学束之高阁，这是一个什么格局呢？大家可以思考。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来说明，这是普适的，东西方文化都是如此。在现代科学里，由于许多杰出科学家的工作，理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我们从费米的工作里可以充分体会到量子理论的魅力。扁鹊与费米有没有可比性？但是，在我们一般人那里，量子论、相对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理论评价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中医的历史里，出现过许多成功运用经典理论的人，比如张仲景，比如扁鹊。扁鹊运用经典理论成为起死回生的一代神医，而张仲景则因为谙熟经典而最终成为医圣。我们是否可从扁鹊、张仲景及历代名医那里，看到经典理论的价值，就像从费米及许多科学家那里领略到现代物理一样。

1999年12月3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新亚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杨教授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

杨教授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文化是求理，而近代科学（包括现代科学）是求自然规律。传统文化所求的理并非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近代科学追求的是自然规律。这样一种划分就使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泾渭分明了。传统文化求理，不求自然规律，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杨教授解释这个“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么，这个“精神”，这个“境界”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科学没有精神，没有境界吗？

第二，杨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只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逻辑推演（或称演绎）。大家知道，在科学体系里进行研究，需要两种方法，一个是归纳，一个就是推演。所谓归纳，就是把许多现象归纳起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一个理论，把许多事物聚在一点上，一个认识上。原来现象上看似不同，本质上却是这么相近。所以，归纳实际是由外向内的一种认识。逻辑推演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严密，比如由一到二，由二到三，这个次序只能这样。现代科学既有归纳，又有逻辑推演，而逻辑推演是它的标志。中国文化里只有归纳却没有逻辑推演，这又将传统与现代区别开来了。

第三，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缺少自然哲学。在很多场合，许多人都认为中医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自然哲学。而杨教授在讲演中却以中医为例，认为传统文化中缺少自然哲学，这显然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离开实验几乎寸步难行。即便是审视科学的部门也是如此。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管理博士这一层次的机构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文献博士外，其余的都要搞实验研究。所以，我这个博士算是侥幸得的，因为我并没有做实验研究，这要得益于我的导师。

在中医历史里没有实验，我们没有看到黄帝问岐伯，你的阴阳理论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通过小白鼠实验发现的？确实没有。所以在中医乃至其他传统科学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这是合乎实际的。以上就是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大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