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腧穴学是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核心内容。针灸学是运用经络、腧穴理论和刺灸方法以防治疾病的一门学科。针灸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经络、腧穴、刺灸和临床治疗等部分。针灸疗法历史悠久，是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而成，具有安全有效、适应证广、简便经济等特点，深受人们的欢迎，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正在为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针法导源于古代的砭针，灸法导源于古代的生活用火。经络腧穴的起源和发展与针灸疗法的应用密切相关，故本经络腧穴学绪言结合针灸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而做一总体介绍。 一、起源 灸法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灸法的应用是在人类发明用火之后开始的。古人取火最初是利用自然火种，而后是摩擦取火和燧石取火，再后是利用太阳能取火。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我国早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时代，我们的祖先就会用火了。早期只有钻木取火的“木燧”，后来则有照日取火的“阳燧”。阳燧聚光取火，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能利用。《周礼•疏》载：“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燧，取火于木，为木燧者也。”在距今3000年前，当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在钻木、摩擦或击石取火的西周时代，勤劳智慧的华夏民族已经发明了利用太阳能取火的技术，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灸，《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是以火熏灼之意。灸的发明与寒冷的生活环境及火的应用有密切联系。灸法所用的材料，最初很可能是可烧灼、烫、熨的各种树枝或干草，后来才发现用艾叶做成的艾绒易于引火缓燃而不起火焰，更适用于灸，遂使艾灸世代相传，沿用至今。艾是灸材，也是古人引火的燃料。崔豹《古今注•杂注》载：“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现，向日则生火，以艾炷之则得火。”燧，或作遂，有通达、通畅之意。古人以为，阳燧与天相通，可引天之精气，故以太阳之火为艾灸火源之上选。太阳天火在古代象征纯阳之气，通过阳燧这等通天器物，汲取太阳之气点燃艾草以熏灼，既可用来驱逐鬼邪，又可用以温通血脉，治疗疾病。古人晴时阳燧取火，阴时木燧取火。木燧取火时，也以艾引火燃烧，让钻磨产生的火星掉在艾绒上引燃。 针刺疗法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有伏羲“尝味百草而制九针”的记载，南宋罗泌《路史》也有“伏羲尝草制砭，以治民疾”的载述。在内蒙古多伦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及山东日照市的新石器时代墓葬里发现的砭石实物，为针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之说提供了证据。早在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将不同形状的石块磨制成各种医用器具，尖锐的用来刺血、排脓，刀形的用来切割，棒形、圆形的用于按摩和热熨。其中尖锐者最为常用，故《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山海经•东山经》则称之为箴石：“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山海经》的这一记载还表明针石起源于我国东部地区。《素问•异法方宜论》也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砭针是针具的雏形和前身，其后还出现了骨针和竹针。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时，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铜质、铁质的金属针便开始出现，之后又有金质、银质针的应用。 二、理论形成 针灸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针刺工具由砭针、骨针发展到金属针具，特别是九针的出现更扩大了针灸实践范围，促进了针灸学术发展，针灸理论也不断得以升华。 现存的经络文献原以《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为最早，但近代出土的古代文物表明，在《内经》之前已有各种较为原始的文字记载。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载有“十一脉”的内容；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且名之为《脉书》。这是现存最早的经络学文献，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脉书》这一名称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说的仓公淳于意受其师阳庆传授“黄帝、扁鹊之《脉书》”之说相符。《脉书》有属于黄帝的，也有属于扁鹊的，可知有不同的本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就有几种文本：一种内容较简，按先“足三阳三阴脉”后“臂二阴三阳脉”排列，因称“足臂本”（《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内容较详，按先六阳脉后五阴脉次序排列，因称“阴阳本”（《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本”有帛书的甲本、乙本及张家山简书三种传本。可见其传抄较多，影响更广。帛书的记载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五十二病方》书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籍中尚有《脉法》一书。此书虽主要论述脉法，但有多处提到用灸法和砭法治疗疾病的内容，如“病甚阳上于环二寸而益为一久（灸）”，意思是若病情严重，阳气上逆，则从上次所灸的环（腕踝）处扩大二寸，再灸一次。所载砭灸部位虽非明确的穴名，但已具备了腧穴的某些特点。帛书《五十二病方》也有“灸泰阴”“久（灸）左胻”“久（灸）足中指”等有关施灸部位的记载，表明当时已初步形成了腧穴概念。此外，战国初期医家秦越人（扁鹊）曾“刺三阳五会（输）”救治虢太子尸厥；西汉初期医家淳于意（仓公）称针灸的部位为“俞”（“论俞所居”）和“砭灸处”。这些都是有关腧穴早期临床应用的文献记载。 《内经》，分《灵枢》和《素问》两部，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内经》的面世标志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精神、气血等为主要内容，从整体观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治原则，重点论述了经络、腧穴、针法、灸法等。《汉书•艺文志》中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的记载，据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文所说，就是指现存的《素问》九卷和《针经》九卷。《针经》古称《九卷》，唐以后称为《灵枢》。《素问》与《灵枢》相比较，总体上看，《灵枢》写作在先，《素问》在后。《灵枢》较为完整地论述了经络腧穴理论、刺灸方法和临床治疗等，对针灸医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为后世针灸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经络的记载，以《灵枢》为最详，如《经脉》《经别》《脉度》《根结》等篇；《素问》则是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和讨论，故多以“论”或“解”为名，如《脉解》《皮部论》《经络论》《骨空论》《调经论》《太阴阳明论》《阳明脉解》等。但《素问》所引古文献并不完全与现存的《灵枢》相同，如《脉解》所载经脉文字不同于《灵枢•经脉》，却接近于帛书的记载，这当是古《脉书》的另一传本。凡名为“解”者自然是晚于原书的解释性著述。《内经》对人体腧穴的认识，已经到了从医疗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书中所载，有的有名称有定位，有的有定位无名称，还提出了“以痛为输”的取穴形式，除穴名和位置外，其内容涉及与经络的关系、主治病症、刺灸方法及其禁忌等。《内经》对部分腧穴已进行了分类，如各经的“脉气所发”，五输穴、原穴、络穴、下合穴、背俞穴、募穴等，并做了简要的论述，反映了腧穴理论的早期面貌。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延平年间的《黄帝明堂经》，堪称我国第一部腧穴学专著，是对汉以前散在医书中的针灸腧穴文献的一次全面总结，对腧穴的名称、部位、主治病症及刺灸法诸方面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统一。《黄帝明堂经》原书已佚，魏晋以后有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及注本，主要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及《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可惜此二书亦已散佚，但《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内容辑录于《针灸甲乙经》中。“明堂”这一名称，原意是指国君议政的场所。《内经》中假设黄帝坐明堂之上与雷公等臣子讨论医道，后来便称经穴之学为“明堂”。这方面的书称“明堂经”，图称“明堂图”。 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难经》（原称《黄帝八十一难》），以阐明《内经》为要旨，是继《内经》以后又一部中医经典著作。书中就《内经》等古经提出81个问题，并进行解答。有关经络的问题特注重寸口脉诊、原气、奇经八脉以及对“是动”“所生病”的解释。《难经》首先提出“奇经八脉”这一名称，并对奇经八脉内容做了集中的论述，补充了《内经》之不足。《难经》对经络理论的补充、阐发主要体现在奇经八脉、经脉病候、十五络脉等方面，对腧穴理论则主要体现在八会穴、原穴及五输穴的五行配属和治疗作用等方面。《难经》还首先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并具体记载了人体气、血、筋、脉、骨、髓、脏、腑八者与八穴的关系。《难经》阐述了原气通过三焦通达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的分布特点，提出“原穴”是原气经过和留止的部位，并在《内经》的基础上补充了心经原穴，使原穴趋于完整。《难经》完善了各经五输穴的五行配属关系，并以刚柔相济理论做了解释，同时对其临床应用加以阐发，使之成为后世子午流注法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和“泻南补北”理论，对针灸和中医临床各科均具启示意义。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及东汉时期，是《内经》和《难经》的著作年代，也是针灸理论的形成和奠基时期。《内经》《难经》同属于针灸基础理论的早期文献，都属医学经典。 魏晋时皇甫谧编集的《针灸甲乙经》（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甲乙经》是汇集《素问》《针经》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并加以分类整理而成的。书中共载经穴349个，其中有交会关系者84穴。各经都有所属专穴，有些穴为几条经所交会则称交会穴。《甲乙经》以“头身分部，四肢分经”的排列形式，对十四经穴进行整理和归类，将基础理论和针灸治疗内容集合，为古代针灸学专著。这是皇甫谧对针灸学的重大贡献。《甲乙经》于公元6世纪传到日本、朝鲜等国，是针灸走向世界的先导。 东汉末，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书著成《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说明《伤寒论》一书运用六经辨证，是对《内经》《难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经络理论的灵活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