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发展 魏晋时皇甫谧《甲乙经》对经络腧穴理论的贡献已在上面介绍。 晋时以炼丹闻名的葛洪所著《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以下简称《肘后方》）中均提到《明堂流注偃侧图》，这是指关于经穴的前、侧、后图形，简称“明堂图”。《肘后方》载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从而使灸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妻鲍姑，亦擅长用灸，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女灸疗家。晋代尚有名医秦承祖、陶弘景等，对针法、灸法均有研究。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针灸医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至唐代针灸已成为一门专科，针灸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促进了针灸学的全面发展。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要方》）中绘制了五色“明堂三人图”，还首载阿是穴和指寸法。这一时期灸法最为盛行，尤以王焘《外台秘要》、崔知保《骨蒸病灸方》最享盛名。 唐时杨上善于撰注《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太素》）之外，又将《内经》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内容汇合编成《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即十二经脉各一卷，奇经八脉合一卷，现仅存第一卷。从残存的卷一内容看，该书对经脉、腧穴已按气血流注次序排列，并对部分穴名做了释义，开创了循经考穴的先河，对经络腧穴理论体系的完善有重要意义。 宋代王朝注重对医书的编纂和校正，早期组织人员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其第九十九卷称《针经》，第一百卷称《明堂》（即《明堂灸经》），后人称之为“明堂上经”和“明堂下经”，其中列有“十二人形”的经穴图；后期组织人员编写《圣济总录》，其按经排列腧穴，后为元代各书所继承。《难经》曾对奇经八脉的分布、功能和病候做了集中论述，《圣济总录》则对奇经八脉的有关腧穴和循行路线做了完整的描述。北宋翰林医官王惟一还奉诏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载354经穴，次年铸成“铜人”经穴模型两座，并以图经刻石，对统一经穴定位影响甚广。 宋、金时期将古代“候气而刺”“顺时而刺”的思想发展为具体的子午流注针法。金代何若愚写成《流注指微针赋》一篇，阎明广加以注解，并收集有关资料扩展成为《子午流注针经》一书，这是子午流注法的初期著作。明代徐凤《针灸大全》又改编成《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十首，各书加以转载，影响遂广。此法的特点就是按时选用十二经的井、荥、输、原、经、合穴。其后，又有将八脉交会穴也结合日时选用，称为“飞腾八法”或“灵龟八法”，初见于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金末元初，窦默（字汉卿）著有《针经指南》一书，内载《标幽赋》《通玄指要赋》及流注八穴、十四手法等内容，并对络脉提出新的观点：“络有一十五，有横络三百余，有丝络一万八千，有孙络不知其纪。”明代钱雷《人镜经附录》对络脉也有新的认识：“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经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这一说法为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医门法律•络脉论》等书所引用，对清代医家有重要影响。 元代，滑寿（字伯仁）在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的基础上编著成《十四经发挥》，将任、督二脉与十二经并论。该书对循经考穴影响甚广，明、清各家注解经脉者多以此书为主要参考，如明代夏英以滑氏注解配合经脉原文编成《灵枢•经脉翼》，高武《针灸聚英》也依照此书流注次序排列经穴。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高潮，名医辈出，理论研究深化，其间以杨继洲《针灸大成》影响最大。此书是以杨继洲原编的《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为基础，由靳贤选集有关文献扩充而成，内载经络穴位资料非常丰富，共载经穴359个，并载录杨氏的著述和医案等，是继《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明代李时珍就奇经八脉文献进行汇集和考证，作《奇经八脉考》，补《十四经发挥》所未备。 清代，除了见于注释《内经》和针灸书中的经络内容外，经络专书较少。吴谦《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载有经穴歌诀，首次将经脉图与经穴图分别绘制，于书中并列以示异同，改变了宋以后经脉图线和经穴图点串合为一的混杂情形。李学川《针灸逢源》一书，共载经穴361个，这是对经穴的又一次总结，此经穴数被沿用至今。清代在药物归经和运用方面有所发展，严西亭等人的《得配本草》、赵观澜的《医学指归》及姚澜的《本草分经》，都将经络学说与药物结合起来，认为“何经之病，宜用何经之药”，是掌握药物性能的要领。温病学派叶天士等人注重分经辨证用药，于十二经之外更重视奇经，在辨证上创立“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以及“卫—气—营—血”的分层理论，还有“八脉辨肝肾”和“厥阴之阳”等说，为经络理论在方药方面的运用做出了贡献。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清朝医者多重药轻针，清王朝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为由而废除太医院的针灸科。民国时期政府曾下令废止中医。但针灸疗法仍受广大民众喜爱，在民间广为应用而得以流传。以承淡安先生为代表的许多有识之士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这一祖国医学瑰宝，成立了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等，为振兴针灸学术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针灸医学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针灸医疗、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针灸医学的对外传播。针灸医学源于中国，几千年来不仅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早在公元6世纪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针灸也随之传到东南亚及印度大陆。公元16世纪末针灸开始传入欧洲，此后国际上的针灸学术交流甚为频繁，学术团体也日渐增多。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帮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医疗工作者学习针灸。1975年，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委托，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设立了三大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培训了大批针灸从业者。1979年，WHO就列出适宜针灸治疗的43种疾病名称。据统计，目前可用针灸治疗的病证已达300多种，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各科，其中对100种左右的病证有较好或很好的疗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于1987年1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由世界55个针灸学会联合组成，是覆盖面最广的世界针灸组织。1990年，WHO宣布针灸已成为世界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专家听证会明确指出，起源于中国的针刺疗法对许多疾病有显著疗效，作用确切而副作用极小，可广泛应用。这对针灸学向世界各国的普及和推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0年，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名录的设立旨在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提升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中医针灸申遗成功，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针灸起源国地位的正式确认，意味着世界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认可，对中国针灸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