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审知阴阳，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谨度病端，与时相应”[9]。 由此可见，在《黄帝内经》那里，作为生命的根本、灵魂和动力，“生”并非只是单指一个有限生命个体的诞生及其基本条件和过程。一方面，它是宇宙自然中全方位发挥其多维度生成功能并持续保障不断更新的生机勃勃的生命原动力的总称；另一方面，又是充满创造潜力的多元生命原初本体基质有可能和谐构成并错综复杂进行协调运作的生命统一系统的总表演。所以，《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太虚寥寥，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10](P527）。 其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含有极其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涵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下象土，上象出[11]；而“生”的甲骨文字形，上为初生草木，下为地面或土壤，意指“草木从土里生长出来”，画龙点睛道出“生”的本体和生态特征及其来龙去脉关系网络。 单从中国文字的字面意义来看，具体地说，“生”意味着“生成”、“生产”、“发生”、“出生”、“初生”、“生育”、“生长”、“生存”、“再生”、“新生”、“更新”、“日日新”、“活力”、“生机”、“生的动力”、“创造”以及“自我创造力”等多层次多方位意涵，自然地运载生命的多重意义与价值。 “生”的所有这些丰富内容表明，《黄帝内经》生命观所阐述的生命之生，乃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及其首因：生命在“生”中诞生，又在“生”中成长发展，它是生命及其本质在初生阶段和成长发展的全方位总体动力表演，是生命自身的典型完整品格的凝缩体现；呈现了生命从“生”开始及其后“生生不息”的总过程中，始终赋有“生命自生”的自然功能以及生命总体与生命个体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不但揭示了“生”的“自生”“自创”“自组织”过程及其动力、倾向和潜力，隐含生命本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特征，也包含“生”本身多向反复的可能性以及“生”自身在“潜在与实际”双重交叉生成过程的左右上下内外运动的全方位纵横自然化生图景，生动展示生命之生成的多向性、曲折性和风险性，从而也全面展示“生”的“动与静”“个体性与总体性”“一次性与多次性”“单向性与多向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气与性”“形与神”“体与心”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的复杂特征。 总之，“生”，作为《黄帝内经》生命观的基点和运作主轴，集“生成论”、“化生论”、“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价值论”、“演化论”、“关系论”、“系统论”及“动力论”于一身，表明《黄帝内经》生命观，既把生命当成自生自创自演的独立存在实体，又把生命当成关系、贯通、对立又互补、互控又互调的全方位活力流程。 《黄帝内经》生命观关于“生”的全方位论述观点，隐含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见，也总结了人类生命实践的基本经验。近100年来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已经从各个方面逐步论证了中国传统生命观的科学基础。 二、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黄帝内经》总结古人生命智慧，认为生命是宇宙自然的“精”“气”“神”长期混合交错运动的体现及产物，明确把生命之本与“天”联成一体；而“气”，作为生命的本质、基本动力、原初基质、创造潜能和发展力量，是源自“天”和“自然”，并始终与“天”和“自然”息息相关，也与天地之道和阴阳五行的协调运作紧密相关。正如《黄帝内经》所说“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12](P62）。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这也就是说，生命作为自然生成的结晶和产物，不是神秘不可测的，而是自然精气运动并进行自我创造的体现，是宇宙万物不断进行精气聚合离散而又不断重复更新的过程的缩影。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也”；王充在《论衡·自然》中也明确指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后来，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根据他自己研究生命的经验并集中针对《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13]，“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首四篇，论调精神气血。所生之来谓之精，故首论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故次论神。气乃精水中之生阳，故后论气。”[14]。 这样一来，《黄帝内经》所强调的生命之“气”，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作为生命原始基质的“精”“气”“神”，而且也包括与之协调运动不止的“天道”“地道”“人道”以及“阴阳五行”诸要素及其复杂交错运作。 作为生命的本体论基本要素，精气神和道以及阴阳五行，尽管是宇宙自然界中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客观创造性力量，但它们并不因为其自身的客观性而与生命无关，相反，它们时时处处与生命发生作用，以致人类生命自然地成为了精气神聚合之“器”，致使精气神结合阴阳五行的一切运动变化，均在生命的运作中体现出来。所谓“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15](P98）；“器者生化之宇”[16](P568），人乃如此。生命本身在本质上，就是气机伴随“一阴一阳谓之道”升降出入于人体之“器”的过程和产物。所以，黄帝明确地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17]。 同时，《黄帝内经》又辩证分析宇宙自然的“精、炁、神”，通过阴阳变易之道，使之按照人类生命的需要，与人类生命的“肝、心、脾、肺、肾”等“五脏六腑”及其各部分中心之间，实现微妙的交感互联互补关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10](P525），从而实现了“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18](P1446）的原则，使人类生命的生老病死以及营养卫生等“形而下”人生具体问题，也在“精、炁、神、道、阴阳”五大本体的“形而上”层面上，获得合理的解决。 《黄帝内经》从人类生命生老病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形而下”复杂现象出发，逐步提升到“形而上”高度，贯彻“天人一体”原则，明确指出人类生命源自宇宙自然生命，而且进一步把人类生命当成天地万物各种大小生命的典范，在对于人类生命的探索中，既指明生命与宇宙自然同体同源同本同道并相互交融渗透和谐运作的基本特征，又针对人类生命的复杂结构及其功能，宏观地指明人类生命与宇宙自然天地生命之间，具有同体同性同神同形同构的类似性、相互协调性和统一性。 这样一来，人类生命的基本动力，不仅源自宇宙自然，心物共生，因此与宇宙自然连成一体，而且，人体“生气通天”[19](P26-48），“阴阳应象”[19](P49-69），依据“一阴一阳谓之道”及五行的运作，成为了从属于“道”的“精”“气”“神”升降出入运动之“器”，使人类整个生命的运动变化始终，都与宇宙天地自然的阴阳转化生成之道，贯通协调，和谐互动，因而生命的整个生与死、健康与生病的相互曲折转化过程中，其五脏、五味、五气，都因时因地与天地宇宙自然的各种状态及其变化紧密相通，关联互动。 正是在这基础上，《黄帝内经》也在医病、养生、营卫各方面，同样具体地以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要素及其变化运动为旋转主轴，采用“四气调神”“移情变气”“营卫生会”[19](P16-24,P98-103,P331-338）等医病卫生之道，以确保生命的各个部分及其整体，同宇宙自然万物的运行变化逻辑协调交错在一起，并在它们之间发生相互影响的范围内，保障生命的生死转换、起死回生、刚健中正、生生不息的运作逻辑，由此对人类生命总结出“身心合一”“天地人气象贯通”“以神为本”“道器相交且以道统器”的“形而上”命题，揭示生命的基本特征及其各种可能性，同时也导出对于维护健康生命的营卫养生可行的应变、知变、适变的系统办法，把握生命自身健康生存的医病、医身、医神、医世、医国的策略法术，为人类提供了生命生生不止、自强不息、积极预防、治疗疾病和转危为安的智慧宝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