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救人有功

俗语“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意思是大黄逐下，正确使用虽然能救人性命，因其药性峻猛让人泄泻不适而不被待见，人参补益，使用不当虽然致人死地，因其补气要药让人似感神好而不被疑过。其实这是人们偏爱补益类的药物、厌恶攻下类的药物的一种不良倾向与偏见。温补派创始人即明代杰出医家张介宾（1563年－1640年，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因善用熟地黄，也有称“张熟地”）就把大黄这味攻下药与补气、补血、补阳的第一要药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谓“夫人参、熟地、附子、大黄实乃‘药中之四维’”，古代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而这“药中四维”就是中药的四大支柱，可见大黄这药对医病的不可替代性。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1824年－1911年，名寿全）曾说：“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

清代刘恒瑞撰的医案医话类中医文献《经历杂论》载：“善用将军药（大黄），为医家第一能事。”一言九鼎，强调大黄在于善用，也是对医家良庸的重要判定标准。用不好，大黄就是釜底抽薪、致命一击的杀手；而用好了，大黄却是尖锐突击、扫邪拔寨的猛将。事实上用不好者占大多数，用得好的少数，能得心应手者必为名医。下面选择几例以飨读者。 

承气加味解肠胃之焚

清末扬州名医袁桂生治陈某，年约三旬。七月患伏暑病，延某医诊治，服药四五日不效，壮热头疼，胸闷，咽喉作燥，口渴，舌绛苔薄焦燥无津，大便七八日不通，溲赤，脉数。盖暑热蕴伏肠胃热结之病，法当先通大便，以解肠胃之焚，乃以生大黄二钱，元明粉三钱，枳壳、黄芩、麦冬、天花粉各二钱，甘草五分。此药服后，得大便两次，热全退。袁氏指出：“大凡应用硝黄之病，决非他药所能代，若畏而不用，必致缠延误事，但须辨认真切，用之有方，不可颟顸[mān hān]孟浪耳。”（《丛桂草堂医案》）

二两大黄通顽秘

明代张景岳曾治一壮年人，素好火酒，夏日醉后露卧，因致热结三焦，二便俱秘。景岳先投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如石投水”，丝毫未见功效。又以神佑丸及导肠法，“俱不能通”，“危剧益甚”。遂仍以大承气汤加大黄二两，芒硝三钱，牙皂三钱煎服。黄昏进药，四鼓始通，大便下而后小便渐利。景岳议曰：“此所谓盘根错节，有非斧斤不可者，即此之类，若优柔寡断，鲜不害矣。”

将军竟救白云夫

大黄救了白云夫——袁枚一命，此中有一段掌故。话说袁枚患了痢疾，很多医生都认为他高年体弱，而又耽于词章，案牍劳苦，故此屡用人参、黄芪类补药，却不见效，反而加重，势见垂危。后有老友张止原诊过，开方只取大黄一味令其服用，因其药峻，众医皆不以为然。袁枚省悟前治之误，毅然服下大黄，竟然药到病除。此后袁枚向张讨教，何以大黄竟能治愈此病？

张止原解释说：“君体虽虚，但平日少于劳作，肠胃间有痰食积滞，加之湿热外侵，而成下痢。若积滞不去而妄言补，只能固邪而病必不除也。今用大黄，取其将军之性斩关夺隘，祛其积滞，通利肠道，病自愈矣。”袁枚听了心悦诚服，当场赋诗以致谢意，诗云：药可通神信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

釜底抽薪而泻热

新四军名将罗炳辉将军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主人公罗霄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1942年夏，罗将军患了温热病，高烧不退，时时说胡话。当时西药奇缺，致使病势危笃。后来慕名求治于安徽名医戴星甫。戴星甫（1896～1948），幼承庭训，刻苦学医，夜日苦读不辍，视力受损而成高度近视，人暗称“戴三瞎子”（兄弟中行三）。戴氏识证准确，投药果敢。一诊即诊断罗将军是“阳明腑实证”，直接投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而泻热，生大黄用至二两，一般人用到10克就可以了。不料药店惧怕药量太重，吃出人命来，私自改配熟大黄且减少用量。罗将军服后未效，戴氏甚感奇怪，亲自检视药材，发现大黄剂量不够，而且是熟大黄，药力不足，立命另取生大黄二两重煎再服，果然一剂便通而热退，转危为安。此非胆识过人者不能为也。

伤食恶食非大黄不可

淮安大商杨秀伦，年七十四。外感停食，医者以年高素丰，非补不纳，遂致闻饭气则呕，见人饮食则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不食不寝者匝月，惟以参汤续命而已，慕名远道来请徐灵胎诊治。

徐诊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则必死。若循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问：“当用何药？”曰：“非生大黄不可。”众果大骇，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盖谓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药成而私弃之可也。”徐查觉其意，煎成亲至病人前令其强服，旁人皆惶恐无措，无奈只服其半。是夜即气平得寝，并不泻。次日全服一剂，下宿垢少许，身益和。第三日清晨，徐卧书室中未起，忽闻窗外传曰：老太爷在堂中扫地。徐披衣起询，告曰：“老太爷久卧思起，欲亲来谢先生。出堂中因果壳盈积，乃自用帚掠开，以便步履。”旋入卧所久谈。早膳至，病者自向碗内撮数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从此饮食渐进，精神如旧。

群以为奇，徐曰：“伤食恶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则食自进，老少同法。今之医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补中气以待其自消，此等乱道，世反奉为金针，误人不知其几也。”

姚御医论治两皇帝

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医竞相献方，武帝听从某御医诊断，欲服大黄泻热。御医姚僧垣诊脉后，力主不可：“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可轻用峻快之药，恐怕伤及正气。”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姚又说：“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万万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招入宫救驾。原来，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退，反致昏瞀，心悸气短，卧床不起。姚以温和之法，平补之药，收敛苦寒所伤之阳气，恢复脾胃正气。连进数剂，梁武帝方才恢复健康，不得不钦佩姚的医术。

梁元帝即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胀痛不舒，不思饮食，召诸医讨论治法。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戒，力主不可轻言泻下，宜平缓之药渐渐宣通。姚力排众医之说：“脉象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是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的话，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顿时消失。

火神派宗师郑寿全称，“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 清代著中医“四小经典”《医学三字经》的著名医学家陈修园（1753～1823年，名念祖，字修园，又字良有，号慎修）说：“以毒药攻邪，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著有《中医病理学》、《伤寒论条解》等的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吴佩衡（1888-1971年，名钟权）说：“病之当服，乌、附、硝、黄，皆能起死回生；病不当服，参、芪、归、地，亦可随便误人。”

大黄救人有功，关键是强调辨证论治，当用时要敢用，不当用时别孟浪。(中医启疾光网综合中医中药网《大黄救人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