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中医四大经典”之一《黄帝内经》的成语典故●七损八益 ... ... ... ... ... ... ...

“七损八益”是个与中医养生相关的成语。一般首指生长发育过程与规律——女子月事宜以时下，男子精气宜于充盈，因中医述人生长发育过程，女子以七为纪，男子以八为纪，故七指女，八指男；其次指涉及房事养生的七种有损、八种有益身体的行为。

典出《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此话是黄帝问道：“调摄阴阳的办法怎样？”岐伯说：“如果懂得了七损八益的养生之道，则人身的阴阳就可以调摄，如其不懂得这些道理，就会发生早衰现象。”其后原文为：

“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

也就是接着说，“一般的人，年到四十，阴气已经自然的衰减一半了，其起居动作，亦渐渐衰退；到了五十岁，身体觉得沉重，耳目也不够聪明了；到了六十岁，阴气萎弱，肾气大衰，九窍不能通利，出现下虚上实的现象，会常常流着眼泪鼻涕。所以说，知道调摄的人身体就强健，不知道调摄的人身体就容易衰老；本来是同样的身体，结果却出现了强弱不同的两种情况。懂得养生之道的人，能够注意共有的健康本能；不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只知道强弱的异形。不善于调摄的人，常感不足，而重视调摄的人，就常能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即使已经年老，亦可以身体强壮，当然本来强壮的就更好了。所以圣人不做勉强的事情，不胡思乱想，有乐观愉快的旨趣，常使心旷神怡，保持着宁静的生活，所以能够寿命无穷，尽享天年。这是圣人保养身体的方法”。

就是因《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提到的“七损八益” 未有明确解释，而且整个《黄帝内经》 （亦简称《内经》）似乎都没有明显的说明七损八益的内容，就导致后世有诸多猜测。比较有名的有阴阳纲纪说、阴阳术数说、四象说、房事说、炼丹说等。

其中四象说：以古代占筮为本，根据七、八、六、九分别代表四象来阐述一个中医常识，即东方之木可损不可补，西方之水可补不可泄的中医养生原则，符合河洛数理的概念。

而炼丹说：以现存最早系统阐述炼丹理论著作、东汉炼丹理论家魏伯阳（名翱）著的《周易参同契》（源于《黄帝内经》与《道德经》、《周易》等，并参考古代炼丹术及炼丹古书，假借爻[yáo]象，以论作丹之意，后世奉为“万古丹经之王”，奠定了道教丹鼎学说的理论基础）为准，其本质源于易经和洛书对应人体筋络脏腑的情况，阐明了炼丹中的一个核心修炼概念即提肾降心，以此来解释七损八益。

其中房事说：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简《天下至道谈》（成书于西汉或者以前，也有认为其早于先秦或者以前的《黄帝内经》）这部我国最早的房事性保健系统学说为核心，把七、八做计数解。指出房事中需要注意的几件有益和有害的情况。

而阴阳术数说：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介宾（1563年－1640年，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类经·阴阳类》根据《周易》的阳进阴退的阴阳术数之说，将“七”指为“少阳之数”，“八”指为“少阴之数”，又结合其自身的扶阳抑阴的学术主张进行了阐发。

阴阳纲纪说：八益是指“阳胜”之身热、腠理闭、喘粗、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烦冤、腹满死等8个症状，七损是指“阴胜”之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寒、厥、腹满死等7个症状。这是唐初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根据《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之论提出的。

其实以上对“七损八益”的阐释也是多围绕“阴阳说”讲养生之法，其中人的生长发育过程与规律大致是讲得最多的。

唐代医学家王冰（约710年--805年，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现存《黄帝内经》在没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出自他整理的）则根据《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的论述，认为七损是指女子月经贵以时下，八益是指男子精气贵乎充满，所谓“然阴七可损，则海满而血自下；阳八宜益，交会而泄精。由此则七损八益，理可知矣”。

著《医方考》、《脉语》、《针方六集》等的明代医学家吴崑（今亦作“吴昆” ,字山甫,号鹤皋，又号鹤皋山人、参黄子、参黄生）《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也指出：“七损者，女子天癸以七为纪，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阴血常亏，故曰七损；八益者，男子以八为纪，二八而天癸至，精气溢泻，阳常有余，无月事之损，故曰八益。”对此，张景岳《类经·阴阳类》曾反驳说：“按启玄子注此，谓女为阴七可损，则海满而血自下；男为阳八宜益，交会而精泄，以用字解为房事。然经血宜调，非可言损，交会精泄，何以言益？”

实则，王氏与吴氏是将“七损八益”解为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与规律。故日本著名汉医学家丹波元简（（1755-1810年，号桂山）《素问识》根据《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论男女的生长发育过程，以成长阶段为益，衰老阶段为损作解，认为女子七岁、二七、三七、四七与男子八岁、二八、三八、四八共合为八益，女子从五七到七七、男子从五八到八八，共计为七损。明确提出了“七损八益”为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与规律。

而人生死过程及规律必然涉及房事，于是这“七损八益”自然就谈及性保健。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珍贵医学帛书竹简《天下至道谈》明确记述了“七损八益”的内容，其文曰：“气有八益，又有七孙（损）。不能用八益、去七孙（损），则行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葱（聪）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唾泣留（流）出。令之复壮有道，去七损以振其病，用八益以贰其气，是故老者复壮，壮者不衰……八益：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智（知）时，四曰畜气，五曰和沫，六曰窃（积）气，七曰寺（待）赢（盈），八曰定顷（倾）。七孙（损）：一曰闭，二曰泄，三曰竭，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八益”今言即：一、调治精气，二、致其津液，三、掌握媾机，四、蓄养精气，五、调和阴液，六、聚积精气，七、保持盈满，八、防止阳痿。

而系东汉灵帝之后、入籍日本的阿知王（刘阿知）的八世孙（也有说，是东汉灵帝入日本籍的五世孙阿留王之孙）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912-995年）《医心方》所引《玉房秘决》（它是我国在《天下至道谈》未出土前一直以来的房中术的权威，此书最早见于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遐览》）之文与该文近似。可见“七损八益”有古代房中之术说，即八种有益和七种有损于人体即能补益人的精气的行为。虽然房事养生各家对七损、八益的具体行为的理解不一，但均强调吐纳、导引的运用，保持精气满盈、调整各自的心身状态，切忌情急倾倒为其关键。避免七损，采用八益来补益精气，防止相关疾病，能使老年人恢复健壮，壮年人延缓衰老。

因此，“七损八益” 现在获得最多认同的主要是围绕人之诞生（含性事）及发育、衰老的过程说。

张介宾《类经·阴阳类》从阴阳术数的角度，指出：“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者言阳消之渐，八益者言阴长之由也。夫阴阳者，生杀之本始也，生从乎阳，阳不宜消也；死从乎阴，阴不宜长也。”反之，即为早衰之由。而清代著名世医张志聪（1616—1674年，字隐庵）《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的观点与张介宾正好相反，他认为：“女子以七为纪，男子以八为纪，七损八益者，言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也。然阳气生于阴精，知阴精之不足，而无使其亏损，则二者可调。”可见两说是基于对《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阳道实，阴道虚”从不同角度理解而成。今人亦有从七、八脏腑之成数、在洛书九数方位图的象数位置而阐释的。这些说法认为“七损八益”反映了《内经》顺从四时阴阳诊治与养生的思想，体现了“天人相应”观念。

另外杨上善虽从最早提出“七损八益”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本篇做出了“阴阳纲纪说”，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阴胜的“数栗而寒”拆为两损，而阳胜的“汗不出而热”只作一益，有强凑七、八之数之嫌；二是与下文调和阴阳的方法义不贯通，故此说并不为后世医家所采纳。

正因《内经》未作“七损八益”细述，于是后世就有了诸多文献阐释其概念，各有着重。以上只是关于“七损八益” 的比较著名的学说，还有很多这里并未提及。至于它们是否足以解释《内经》这一系统的经典中提出的这一概念，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古代的智慧，而不能盲人摸象、以管窥天式的做迷信解，以免贻笑后世。

总之，“七损八益”出自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医学理论著作、“中医四大经典”之首《黄帝内经》，日常也多围绕医疗健康和养生健体应用，但现也被用以表示做事或社会管理中应该注意、警醒的事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