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象尽意”——观物取象 遵循“法自然”的原则，尊重和不干预认识客体，我们面对的就是现象，顺遂事物的自然变化，来认识事物的运动规律，就不能破坏现象，而且认识所指，就是现象本身，就是要把握事物现象层面的规律。 《易·系辞》说，圣人“观象于天”“立象以尽意”，而《黄帝内经素问》有“阴阳应象大论”。他们所说的象，就是现象，就是主张观物取象，并以象的形式或意象性概念来概括和表述现象层面的规律。“阴阳应象大论”的篇名及其论述告诉我们，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对现象本身的概括。阴阳表达的是象，它作为概括，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不离开象的概括。 中医辨证之“证”，正是人身生命自然所呈之“象”。我们所说的现象，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所有内外各种关系的表现。 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可见，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 中医思维来源于古人对天地自然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活动的长期观察，从而求得认知及其解决办法。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医思维就是靠人的直觉、顿悟、想象、模拟或推理来认识疾病以及与其相关的所有自然现象。它就是靠这种直观的、人人都具有的、并不借助于其它辅助条件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认识纷繁复杂的生命现象包括疾病，从而能及时地作出判断，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这里就有点“医者，意也”那么一层意思。换言之，中医思维就是象思维，就是直觉思维，就是模糊思维，就是“以形求理”，就是以执简驭繁的方式从容面对复杂的病情，并当机立断地作出判断和结论，从而让医者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掘大脑潜能，开发智慧，用智慧看病。中医思维的建立自《内经》始，但它又深受《易经》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思想的影响。这里的“易”就是平常；“简”就是简约。 因此，“易简”就是中医思维的特色。 中医思维，首先就具体体现在中医学的名词术语等概念中，如：阴阳、五行、运气、经络、营卫、三焦、正邪、太过、不及、相火、壮火、未病、寒、热、虚、实、精、炁（现统一为“气”）、神等，这些名词概念是中医学所独具的。
中医思维对病因是高度概括的，它一方面强调正邪之间的关系变化，如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另一方面又把六淫的致病特点做了归纳，所谓“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缜胀”；“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中医思维绝不仅仅停留在人的有形实体上找问题，而是更重视“关系”、“信息”、时间和动态。所以中医学是时间医学而不是空间医学。 它把人体生命看成一个稳定的开放系统。它不仅要见到“有”（有形实体），而且更要见到“无”（无形，非实体），强调“无中生有”，强调“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谨守病机，各司其属”。 病机是什么？病机实际上是一种推理，是无形的，肉眼所不能见到的，只有通过分析来获得。也就是说，病机是思维的产物，是中医藏象理论在临床上的运用。中医的藏象，就是由外在信息而推知的藏腑内在联系的图像；而所谓病机，就是由外在信息而推知的这种图像发生异常变化的原理。 中医思维不是依赖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数学方法等来认识和诊治疾病。所以它不是以成分、结构、分子式或元素来论中药，而是讲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药性归经及配伍，以及应用它后的反应。除了临床常用的几百味中药外，它很少有什么“新药”；即使有，它也不是靠人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几千年来已发现和运用的中药太多了，人们一般都只能运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即使只用这一小部分，也能治疗许多病。若要真正把这些药用好、用活，用得出神入化，也够我们穷尽一生的精力。何况疾病是如此的复杂和千变万化，每个中医能治愈其中的极少一部分就已属不易。如果仅仅在现有中药中加入一些西药混合，那决不应算作是所谓的中药新药！这种新药，按照中医思维该怎么用？ 因此，中医思维不是在实验室里通过小白鼠来寻找病因，用小白鼠的病理来说明人的病理。人的生活环境及复杂性与小白鼠等试验动物有天渊之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就中医藏象学说来说，如《内经》所谓“五味所入”、“五藏所主”、“五藏化液”、“五藏所恶”、“五藏应象”等，皆是中医思维的产物。有了它，中医才会把肝与泪联系起来，肾与唾联系起来，脾与湿联系起来，肺与皮毛联系起来等。又如中医思维所论述的脾，就涉及了湿、甘、肉、肺、哕、土、黄、宫、歌、思等多方面，它已远远超出了西医解剖学上的“脾”的概念和范围。 中医思维还擅长于用类比或模拟的手法来描述人的生理病理，如《内经》所谓“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肾为作强之官，脾胃为仓廪之官”，又如所谓“浮脉如循榆荚”，“滑脉如珠走盘”，以及增水行舟、釜底抽薪等。中医思维把“法自然，致中和”作为中医学的最高准则和核心理念。因为“法自然，致中和”就是中医学的本质。这是中医学所固有的，决定其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 中医思维还强调“化不可代，阴阳自和”，“把保持、维护、调理、恢复人自身巨大的自我修复的潜能，作为其防病、治病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这就是中医的治病观，也即《内经》所倡导的“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也就是说，中医把一切治疗的希望主要放在患者自身的“养”与“和”上，而使用的一切治疗手段（包括药物及针灸等）都不过是起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要想把疾病治愈的原理及其所以然都解释得百分之百的清楚明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起主要和关键作用的还是在于人体本身，这是大自然赋予人身的神奇力量。 中医思维是以疗效说话，疗效是检验诊断与治疗是否正确的标准。因此中医十分重视病人的主观感觉或感受，而主要不是看检查的数据达标与否。中医诊断也不是非要像西医那样“确诊”出一个所谓的病名，但它一定要找出病因病机。 中医思维是阔大的，灵活多变的，故有“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在人之善学善用尔”之说，其治法与《孙子兵法》相通，所谓用药如用兵。治病当随机应变，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呆滞，不胶柱鼓瑟。故《内经》有云：“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等等。 必须指出，中医思维的表现是十分个性化的，不同的中医面对同一个病人，其思考和处理方案是有差异的，不会完全相同和一致，这里就有高下及优劣之分。不要看十个中医面对同一个病人会有十张不同的处方，然而他们的诊断和治疗的大方向，多数还是有些类似或接近的，还是各有所据的，对于病之大体还是有比较相同的认识。只要他的中医不是学得太差，只要他能辨得清寒热虚实，所以一般都能取得一定的疗效，殊途可以同归。这就是中医的奇妙处，因此，很难说哪一个中医处方就是绝对的、唯一正确而不可替代、不可修改的。 我们所有中医人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中医思维的能力和中医思辨能力，尽可能地为病人解除疾苦，为病人服好务，争取作一个心如明镜、治病不糊涂的“明”医。 清代名医叶天士临终前告诫后人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他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颖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少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他说得何等深刻啊！说得何等令人心颤！这就是他对自己行医一生的总结和心得。但是，我们也应该全面而正确地理解这一段话，决不要因为掌握中医思维有一定难度而放弃对中医的学习和追求。虽然我们中医的大多数很难达到“三指能回黍谷春”的水平，但只要我们在从医的道路上精勤不倦，进与病谋，退与心谋，经年累月，就一定能大大提高我们的中医思维能力。 由此可见，中医思维是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以“道”为指引的，重视研究人的整体性、非实体性、七情及自我感觉，强调“玄生神”，强调“有生于无”，并通过“观物取象，象以尽意”，即通过“以形求理”的认识方法，以达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之目的。这种思维能触发医生的灵感，从而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因而它是先进的和有效的，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并发扬之。 正是中医思维，使中医学上升为“形而上者”的“道”，使其对人体生命现象包括疾病的认识深刻而全面，开启了医生的智慧和创新能力，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名医。在他们所留下的医案和其它医学著作中有不少地方都闪烁着中医思维的光芒。 请看邹润安对“风”与“湿”的解释：“所谓风，必淫于外而不返之阳，所谓湿，必滞于内而不化之气。”他对“风气百疾”的解释：“风气百疾者，心肝脾之气懈于朝肺，肺遂不能输精于皮毛，斯外邪乘而客之，是其责虽在肺，而其咎实在脾。”这是何等精辟的解释，又是何等正宗的中医思维！再看王孟英医案中的这些话，如“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皆然”，“岂可因不见痰面，遂云无痰？”，“勿投血药，经自流通”，“法天行健以为方”等，皆属于中医思维。 总之，中医思维是一个中医师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硬指标和基本功，否则就是不称职的，就是“失常”，就不可能对中医学建立起坚定的信念，也很难在临床上取得骄人的疗效。《内经》的中医思维是最典型、最丰富，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先秦医家扁鹊曾教导我们医生要“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这些前辈医家启示我们要“视之无形，尝之无味”，告诫我们“治病必求于本”，昭示我们从另一角度正确看待中医的“玄”。因此，坚持中医思维，就是要坚持《内经》的理论体系，坚持它所建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藏象、经络、气血、病因病机，及治则、治法等。因为《内经》就是“至道之宗，奉生之始”。近年来有些人怎么能够荒谬地提出所谓要重新构建中医理论体系呢？这不就是要改变中医思维，也就是要自毁根基、自废武功而革中医的“命”么？ 一句话，中医思维就是司外揣内，就是揣想、揣测、类推、意会，就是“以形求理”。 （百家号“扎针埋线治疼痛”《古中医的思维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