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如圣明的国君创制化物，让德行跟二皇参同，使风俗跟虞夏齐一，要温温和顺，不要斤斤明察；要混混不息如深泉，不要浩浩荡荡而显名；要松散而无拘束，不要向刻契那样为绳打结；要茫茫而无边际，不要区区而细分别；要浑然朴实而文采日益清楚，不要一下子显示出冰雪之白，要厚道地任用德政，不要琐碎地执行苛法。因此，抓住时机者行动有成，喜欢隐遁的人无所逼迫。所以说，一明一暗，得道的标准；一张一弛，符合礼义的常规；一浮一沉，一并得到它的本真。所以君主有勤劳谦虚的爱好，下面就有不求名誉的臣子；朝廷有聘用贤能的礼节，郊野就有逃窜躲藏的小人。因此支伯以幽疾为由拒绝了唐尧，而老子在西郊寄托踪迹，颜回安于陋巷以成名，原思把十分贫困当作欢乐，荣期用三首乐曲感动孔子，黔娄凭布衾身份获得谥号，段干木守道不仕而能保存魏国，荆莱志向高远向江崖，严君平凭占卜而道术显著，四皓在洛水之滨潜藏至德，郑真靠躬耕获美誉，幼安能向今人发布号令，这些人都持有难以改变的节操，守住不改变的旨意，遇到超群拔俗的国君，才保全了他们的志向。所以如果有独自能决定的计策，就不用同众人一道商量；能守住不动的安定，就不用同众宾谋虑。所以能够抛弃外表的豪华，疏通内心的真道，除去显赫的明路，步入昏昏的尘埃，宛转各种情状的容貌仪表，排解空寂来寄身，安居无事之宅，结交放弃名利之人。轻如鸿毛，重如湮灭，不能减少什么，测量它会更加幽深。真是我们这些人的师表，也是我迅疾奔走不能达到的。你们议论我失去常理惊骇众人。我也奇怪你的直论不够折中。 才能不适用，是众人所指斥的，我卧病多年，是朝廷所遗弃的，因此胥克因蛊疾而被废弃，左丘明就记载下来；伯牛有病，孔子为他感叹。黄帝在演九经中创立典制，岐伯剖腹除掉肠子，扁鹊到虢国而死人回生，文挚为齐王徇命，医和在秦国晋国显露医术，仓公在汉代探求到医学秘密，华佗以独特的见识保存了医学精髓，张仲景的药方精妙绝伦；只遗憾我活着没见到这种人，所以向明主请命诉苦，请求研究失传的学问。的确我活得太辛苦，希望诚心能降霜露，所以待罪而穷居。”
此后晋武帝频频下诏书敦促不已，皇甫谧上疏自称为草莽臣，他说：“我因衰病疲困，迷恋于学术旨趣，因病而弃官隐退。逍遥于山林，人伦纲纪没放弃，与鸟兽为群。皇上选拔人才，并收草莽之士。因此皋陶选作司法官，不仁的人远遁。我虽然愚钝瞑顽，但备受晋朝的恩德，还是知道唐尧时的人击壤之乐，本应该奔赴京城，在阙外向皇上称寿。可是我命运不好，招来灾祸，长久地被重病缠绕，半身麻木不仁，右脚偏小，十九年了。又因饮用寒食药，超过节度，辛苦荼毒，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数九寒冬袒露身体饮冰，三伏酷暑烦闷不堪，外加咳嗽气逆，有时像热疟疾，有时像伤寒病，浮躁不堪，毒气下流，四肢浮肿酸痛。于今身体虚弱，救命于顷刻之间，父兄不忍出行，妻小长言诀别，但迫于皇威，勉强挟持上路，疾苦加重，不能前进，只好委身待罪，躺在床上叹息，我听说韶乐卫风不能一齐奏，雅乐和郑风不能并行。所以谷阝子到周室，灾祸延及王叔；虞丘称贤之时，樊姬就闭口不言。君子和小人，行礼器具不同，何况我是才智低下，又怎能混杂在贤臣之中呢？庸夫穿锦衣，与他的服饰不相称。我私下听说同时受命之士都已到齐，只有我有疾病，在床蓐负罪，虽然贪恋明主之时，却惧怕死在路途。假使我没有病，现在又已遇到尧舜之世，那么我坚守隐逸之志，也会被容许。我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面就有叙述情委的人。希望皇上留意原谅，另外，褒扬杰出才士，到傅公岩求隐士，到谓水边寻钓者，不要让渣滓长期玷污了清流。”皇甫谧言辞恳切备至，于是朝廷同意。 一年后，又推荐为贤良方正，都没就任。自己上表向皇帝借书，皇帝送给他一车书。皇甫谧虽然身患重病，但阅读书籍不懈怠。当初服用寒食散，药性与病相抵触，常常病得不像人，曾悲愤至极，想引刀自杀，经叔母劝谏才停止。 济阳太守蜀人文立，上表认为任命士人有烦琐的贽礼，请求除掉这种礼节贽币，下诏同意了。皇甫谧听说后感叹到：“亡国的大夫不能同他商量谋划保存国家，竟然要革除历代的礼制，可以吗？‘束束布帛堆成堆’是《易经》上明确的礼义，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为贽，自古有之。所以孔子说早晚努力学习礼等着别人询问，用席上的珍宝以待聘用。士因此要行三次揖让礼才能进见，说明进见之难；谦让一次就告退，说明辞去太容易，至如商汤对伊尹，文王对姜太公，或亲自到莘野，或立即同车而归，惟恐礼节不重，又哪能吝惜礼节周到的费用呢？再说一个礼节不周到，贞节的女子也会感到耻辱，何况任命贤士呢？孔子说：‘子贡呀，你可惜那只羊，我可惜那种礼。’贽礼为什么要抛弃呢？朝政失去贤人，在这方面就体现出来了。”
咸宁初(275年)，又有诏书说：“男子皇甫谧沈静有素，坚守学业爱好古籍，与流俗旨趣不同，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皇甫谧坚决推辞说病重。天子起初虽然不勉强他，不久却又下诏征他为议郎，后又下诏补为著作郎。司录校尉刘毅请求任命他为功曹，他都没应召。撰写论文谈葬送之制，名叫《笃终》，其文说： 我认为生存死亡是天地的定制，人理必定会如此的。所以古礼到六十岁就制办寿具，直到九十岁，各有等级差别，这是防终的常法，难道是流俗多有忌讳吗？我虽未到制办寿具的年龄，但是疾病长年缠身，连遭丧难，神气亏损，疲病到极点了。时常担心早期夭折，恐怕不能寿终，因此粗略地陈述我的心怀。 人所贪求的是生存，所憎恶的是死亡。虽然贪求，却不能延长生命，虽然憎恶，也不能逃遁死亡。人死后精神形体消散，魂魄无处不到，所以精气归向上天；依托的性命完结，形体返回本质，所以尸体埋在大地。因此精神没有形体，就与精气一同升降；尸体不能长期保存，与大地合为一形。形神不隔断，是天地之本性；尸体与大地合并，是返回本真的道理。如今我活着不能保护好七尺身躯，死后又何故要用一个棺材隔离土地呢？如此说来衣食是用来玷污尸体的，棺椁是用来隔离本真的，所以桓司马以为做石棺还不如死后速朽，季孙氏的美玉陪葬跟暴露形骸相同；宋文公厚葬，《春秋》认为华元不像臣子；杨王孙裸葬，《汉书》认为他比秦始皇贤能。假如魂魄有知，那么人鬼礼制不同，黄泉的亲族，死者多于活人，一定会准备各种器物，等待后死之人。现在如果以生存比况死亡，不是灵验的主意。如果死者无知，则白白夺走活人的财用，活人的财物减少而没有益处，却诱发了奸邪之心，这是招致暴露形骸的灾祸，增加对死者毒害的办法。 埋葬就是收藏，收藏就是要人们看不见。如果做大大的棺椁，准备许多财物，无异于把金子埋在路边并在上面写好标牌。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一定会讥笑。用丰盛的财物厚葬而开导了奸邪之心，有的剖开棺椁，有的牵拽形骸，有的剥去衣服捋下胳膊上的金环，有的摸着肠子找珠玉。就算焚烧尸体，也不会比这更让人痛心。从古到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所以张释之说：“假使坟墓有引起贪欲的财物，即便固若南山还会有缝隙；假若坟墓中没有引起贪欲的财物，就算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值得忧戚呢？这话正确啊，真是我们的老师。赠送死者的礼物加厚，不是厚待了死者，而是活着的人自己的作为。顺从了活人没有益处的意愿，抛弃了死者应有的归属，这是聪明的人所不做的。《易经》上说：“古代安葬，用柴草当衣服，安葬在山野，不垄土不树碑。”因此死后能返回本真，不会因安葬死者，而伤害活人。 所以我要早晨死晚上就安葬，晚上死早上就安葬，不设棺椁，不施缠布帛，不修沐浴，不制新衣，殡口含的珠玉一律去掉。我本想裸露着形体入坑，身体与土接触，又怕人们习染风俗已久，立即改变很困难，所以现在粗略地定下葬制。奢侈不用石棺，节俭不露形体，气绝以后，便拿出合时的服装，戴幅巾穿旧衣，用粗竹席包裹尸体，麻绳捆住两头，放在床上。选择不毛之地，挖个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坑挖好了，抬着床到坑边，把尸体从床上抬到坑里。平生之物，都不能随带，只带《孝经》一卷，以示不忘孝道。粗竹席之外就可封土。填土与地平齐，种上原来的草，让它在上面生长，不要种树木，不要铲除地面，使之不留痕迹，无处寻找。看不到想要的东西，那么奸邪之心就不生。始终没有惊惧，千载不用忧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魄与元气合灵，真是厚爱之至。如果有后来死亡的亲属，不要合葬。合葬从周公开始，不是古制。舜葬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没有合葬，以此为定，何必用周礼。不要问师工，不要求卜筮，不要拘于俗言，不要张设神座，不要十五天内早晚上食。礼制不在墓地设祭，只是每月在家里摆席祭奠，满一百天就够了。临祭一定要在白天，不要在夜晚。服丧在家中常居，不要设庐守墓。古代不堆高坟墓，是明智的。现在堆坟植树，真是愚蠢。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地下剖戮尸体，死后又加伤害。灵魂如果有知，就会含冤悲愤，长久地做个恨鬼，杨王孙之子，可以此为戒。临死之誓难以违背，希望不要改变。” 最终不入仕。太康三年(282年)病卒，享年六十八岁。儿子童灵和方回等遵从他的遗命安葬。
皇甫谧所著的诗赋诔颂论等很多，又撰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等，都受到世人重视。他的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都是晋代有名的臣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