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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虽言“治”，实际是预防疾病的发生，遏制疾病的发展。中医“治未病”更多的是一种防病理念，其主体是“摄生”。 自《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以来，历代医家不断实践和深入研究，其思想得到逐步完善。隋代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将“治未病”相关内容整理归纳，列于卷首，称为“摄生”，像《宣明五气篇》中的“五劳所伤”，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收录其中，提示要注意顺养。 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专列“不治已病治未病”一节，提出明“摄生”以治“未病”：“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又说：“今以顺四时调养神志，而为治未病者，……未曾不以摄养为先，始论乎天真，次论乎调神，既以法于阴阳，而继之以调于四气，既曰食欲有节，而又继之以起居有常，谆谆然以养身为急务者，意欲治未然之病，无使至于已病难图也。”反复强调“摄生”。 明代张介宾撰《类经》，以“上古天真论”等篇中先辑录摄生之道，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为养生之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为治外之道；“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为治内之道；“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调于四时，象似日月，辨列星辰”等，为修身养性之法。在其“序”中说：“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认为“摄生”是治未病的主要内容。
“摄生”作为落实中医“治未病”思想的主要载体，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摄生”以治“未病”与西方预防医学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西方的防病之说，往往从微观看问题，较为消极，强调病原体的作用，主张生硬的外部防御，讲究卫生，如绝对的无菌、消毒等。而中医“摄生”之道，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看待人体，重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而且注意“未病”状态的体质辨识，实行多样的个体化干预手段，预防措施更为积极。笔者认为，明“摄生”，治“未病”，要把握摄生两大法则，即和平和通达。 和平，即调和致平。和平法则，强调阴阳学说对摄生实践的指导意义，主张摄生方法和摄生过程中的阴阳调和，以达到形体协调平衡而“治未病”的目的。《黄帝内经》认识到人的生命活动是以体内阴阳为依托，而体内之阴阳又必须与外界阴阳的变化相适应，生命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要保全生命，保养形体，必须做到阴阳平衡，人体内外协调统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阴气自半”、“阳气日衰”，人体内阴阳逐渐失去平衡，人也就逐渐衰老。而摄生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调和阴阳以阻止衰老，保持健康。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告诫摄生者，要“各自珍重，以保天和”。调和阴阳应该是“治未病”的基本原则，在人体生命活动中，“以保天和”、“以平为期”正是中医摄生所要追求的境界。摄生和平法则的具体要求有动静兼养、脏腑协调、药饵调理和劳逸适度等。 通达，即畅通条达，包括血脉畅通、气机条达、经络疏和、关窍通利等。中医学的整体理论认为人不仅自身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人体的脏腑、筋骨、肌肉、经络等组织器官及其功能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而且人还与外界息息相关，既与天地自然相通相应，又同社会现实相融相感。所以，一个健康强壮的躯体必须处在一种和畅流转的系统中，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应该处在一种交流沟通的环境中。可以说，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新陈代谢，各种功能活动的畅通条达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主旋律。从实践“治未病”思想的角度看，中医摄生也始终贯穿着通达法则。中医学认为人体具备像经络等复杂而精巧的通道系统，通过各种通道，吸收营养物质，排除代谢产物，使气、血、精、津、液等出入升降，濡润宣达，流通一身。金代张从正主张摄生“惟以血气流通为贵”，推崇“君子贵流不贵滞”。经络疏通，气血流畅，津液布扬，使人体生理功能处于活动有序的状态。摄生通达法则的具体要求有六腑以通为补、行“舞”以宣导精气、动摇以流通血脉、调息以畅达气机等。 可见，中医“治未病”作为医学思想，需要通过“摄生”这个主要载体来实现，在“摄生”过程中要把握和平和通达两大法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