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医医国”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国语·晋语八》。书中记载，晋平公病重，秦景公遣名医医和前往诊治。晋国大夫赵文子（赵武）问医和：“医者之术，可及于治国乎？”医和答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此语以医道喻治国，将高明的医者比作能治理国家的贤才，奠定了“医国”理念的文化根基。 此外，《黄帝内经》中亦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论述，虽未直接提及“医国”，但其“防患未然”的思想与“上医医国”的预防性治理理念一脉相承。后世如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进一步阐释：“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将医者的境界分层，强调“医国”为最高追求。 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沉溺声色，纵欲过度而致病。秦医和奉召入晋，诊脉后直言：“疾非饮食、鬼神所致，乃因‘近女室’而‘惑以丧志’。”他借“六气致病”之说，提出君主若失衡于自然与人事，必致国体衰颓。赵文子追问：“医者如何关联治国？”医和答：“上医者，如良相，能洞察国家隐患，调和阴阳，除弊兴利；次者疗人疾患，此为医官本分。”此对话中，医和并未拘泥于病理，而是以医理讽喻治国：君主若纵欲失德，犹如身体气血失调；治国者需如“上医”，见微知著，防乱于未萌。这一比喻将医学的“整体观”与政治的“系统观”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隐喻。 治国如医人，重在“治未病”，“上医医国”的核心在于“预防”。医家强调“未病先防”，治国亦需前瞻性布局。如管仲改革齐国、商鞅变法强秦，皆以制度革新消除积弊，恰似医者调理体质以防病。宋代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抱负，更将医者仁心与治国宏愿并提，彰显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医和提出“上医”需通晓“六气”规律，治国者亦须深谙自然、社会运行法则。唐代名相魏徵谏太宗“居安思危”，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财政，皆以“医国手”的胆识与智慧，疗治国家痼疾。此中深意，恰如《初学记》所言：“良医必仁爱、明理、廉洁，治国者亦当如是。” “医国”思想不仅适用于庙堂，亦启迪世人：小至修身齐家，大至社会参与，皆需“医者”之心。南宋陆游诗云“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更以“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自勉，皆以“医国”为志，将个人才能融入家国振兴。 在当代，“上医医国”的理念仍具现实意义。社会治理中的风险预警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的“预防为主”方针，乃至全球化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未雨绸缪，无不体现“治未病”的智慧。新冠疫情中，医护人员既救病患于危难，亦通过科研攻关筑起免疫屏障，恰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上医医国”4字，承载着中华文明对治国与生命的深刻理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防患未然”的远见、“调和阴阳”的智慧、“仁心济世”的担当，始终是历史文化的不灭明灯。正如《国语》中的箴言提醒我们：真正的“良医”，不仅在杏林，更在天下。（昝金娜
冷伟 杨钊田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