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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S.Kuhn）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也就是说，“范式”是科学家在特定时期内共同遵循的一套理论、方法、标准和假设的综合体，它包括了科学研究中的具体理论、实验方法、工具、概念框架等。在某一范式建立之后，科学家们会在这一范式框架内进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既有范式在解释某些现象时可能会遇到困难，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从而引发科学革命。当大多数科学家逐渐接受并转向新的范式时，就会发生“范式转换”。随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中医学在近代以来与西医学及其背后科学体系的相遇，中医相继呈现出巫医、道医、儒医、中西医结合、新医科五种范式。从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巫医，到人文主义影响下的道医与儒医，再到西医学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中西医结合与新医科，中医范式演变在为中医药教育积累历史经验的同时，也为其现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中医范式的历史演变把握中医教育的过去与未来，探索适应新范式发展逻辑的中医药教育模式，对中医药事业的守正创新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巫医范式及其对中医教育的启示 春秋以前，巫医不分。巫医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精于医药领域的人物。最早关于巫医治病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与该时期重鬼敬神的时代背景相一致，殷商时期的巫医治病呈现出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色彩。《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春秋以降，以巫治病仍不绝于史籍。《逸周书·大聚解》云：“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论语·子路》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礼乐文明的成熟，巫与医也慢慢分离，对治病求助于巫的现象开始出现批评，这也为道医的出场提供了条件。《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提出了“六不治”，其中一条就是“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作为中国古代医学的早期形态，巫医一方面为后世医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关经验，另一方面也对理性化的医学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从思维特征上看，巫医综合运用占卜、祈祷、符咒、针刺、草药等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体现出鲜明的直觉思维和感通思维。巫医范式对现代中医教育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师徒授受。除了通过信仰和仪式获取所谓神灵启示的“神授”，巫医获得医疗技能的主要方式还有口传心授的“师授”。现代的中医院校教育可以大规模传授显性知识，而师徒授受则有利于独属于个人体验和经验的隐性知识的传承，因此中医师承教育应当成为院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二是神气交感。巫医重视医患之间的神气交感，这是现代中医教育中的薄弱部分。例如，中医所用之“针”古作“箴”或“鍼”，其声旁“咸”取周易咸卦“感应”之义。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所载“十巫”中之“巫咸”，即善用针法之巫医。针刺以治神为上，调气其次，刺形为下。巫医重视精神疗法，强调医患之间的精神感通。现代中医教育也应当充分挖掘中医精神治疗的理论资源，发挥中医心身同治的医学优势，这是现代中医教育的应有之义。
道医范式及其对中医教育的启示 战国至隋唐时期，道家思想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中医学从理论方法到诊疗实践均具有突出的道医特征，从原始形态的巫医发展到道医，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范式转换，原始信仰、生存经验被自然哲学和系统化的生命科学知识所取代。道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形成了老庄道家、方仙道、黄老道、道教等不同形态，在生命哲学、道医群体、方药著作、养生方术等四个方面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道家的大道本源论、阴阳和生论、重生贵柔论、清静养神论、自然无为论，奠定了中医的生命哲学基础。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刘完素、孙一奎、赵献可等道医群体，对中医急救、养生、本草、医理创新等均有突出贡献。古代的方士、道士借助方药著作传承发展本草方药理论，《神农本草经》全书多见“神仙不死”“久服轻身”“养命延年”等表述，与东汉时期方士、道士热衷于金丹烧炼与服食养生密不可分。此外，道医提倡道法自然、形神兼养，发展出导引、行气、内丹等养生功法体系，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抱朴子》），以道统医、以医弘道的道医范式推动中医学走向了第一个发展高峰。道医范式的兴起，是对早期巫医范式的祛魅，是基于生命体证和人文理性的一种新型医学范式。道医范式对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道载医，以医载道。医家借助道家的自然哲学构建了基于理性而非神秘主义的医学知识体系，“信巫不信医”则不予施治。道医以自然之道为师，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积精全神、气化和生、因任顺随、补虚泻实。现代中医教育应加强对道家哲学与文化的学习，以掌握汉唐主流中医学的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 二是传承经典，领悟智慧。道家经典是宝贵的传承资料，通过研读古代道家经典，可以领悟道家法术的核心思想和实践方法。借鉴道家重视经典传承的智慧，中医教育也应当将医学经典列为核心课程，通过研读经典提升理论素养和临床水平。 三是师徒传授，强调修行。师徒传授是道家传承的主要形式，师父传道、弟子悟道是传承的关键。同理，中医师承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历史渊源、基本理念和实践方法，培养其中医药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古代的道医还非常强调个人修行，赋予医疗行为以崇高价值。现代中医教育也应当注入这种价值精神，在治病救人、利益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天地之道的运作规律。
儒医范式及其对中医教育的启示 北宋至明清，受理学文化影响，儒者行医、医家习儒成为时代风尚，遂有儒医之兴起，代表人物如张从正、许叔微、李东垣、朱丹溪等。儒医注重研习经典、考据文献、建构理论、确立价值，对中医理论创新、流派传承和中医文化地位的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从道医到儒医，是中医人文主义范式的两个阶段。儒医的繁荣是尚医观念普及、以儒济医观念流行、印刷术的发展和医书刊刻普及共同作用的结果。儒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儒学为中医学注入了仁学价值。“仁”与“人”发音相同，可以互训通用。“仁”首先代表将人看做人，而非动物或者无生命的器物。人拥有对同类的同情恻隐之心，爱的情感是“仁”的核心内涵。中医被称作仁心仁术，关爱病患的仁心是中医医德的核心内涵，护养生命的仁术是仁心的具体落实。儒家仁德的培养始于家庭孝悌之道，学习并践行医术，也是尽孝悌之道的具体体现。其二是儒学为中医学提供了中和方法论。儒学主张中庸、中和之道，这就为中医学提供了健康标准和治疗原则。中医以平和为健康标准，认为治病的根本原则在于补虚泻实、调和阴阳，最终实现阴阳自和，达成和谐平衡的生命环境。中医学还注重调和情志，以解决情志不和所生诸病。因此中医学的诊疗思维与儒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儒医范式对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启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以文化人与医德培养。儒医使中医发展成为以仁心践行仁术、以仁术证成仁心的道德实践之学，从而提高了中医的文化地位。现代中医药人才在培养上，应当继承儒医“仁和精诚”的价值观念，重视医学人文教育，通过人文经典类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有机配合，培养医术精湛、敬畏生命、以人为本、能处理好医患关系的中医药人才。 二是医文融合与书院教育。北宋以降，儒家学者借助书院讲学育人、影响社会，现代中医院校和民间中医教育机构均可借鉴儒家书院模式。中医院校内书院承担着提升中医学习者综合人文素养的重任，儒医贵中尚和的思维方法、格物致知的穷理精神，均可通过书院育人得以培养。民间中医主题的书院可通过差异化文化传播从众多书院中脱颖而出，通过中医文化科普引领健康生活方式，提升民众中医文化素养。 三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俗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儒者凭借广博的知识储备，可以随时转入医学研究与实践，并通过注释整理经典、构建新说，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儒医范式启示我们要重视“通专融合”，将注重知识广度、视野宽度的通识教育与注重知识深度的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根据专业核心素养设计通识教育模块，构建贯穿人才培养全周期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四是传承正统，返本开新。中医经典是中医学术的源头活水，是中医道统的载体。儒医拥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们立足经典、诠释经典、发展经典，客观上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尽管中医发展史上学派林立、观点多元，但多样性背后是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为核心的多元阐释，是基于三因制宜所产生的灵活变通。当代中医教育应回溯经典，返本开新，结合临床经验发展出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医学理论与特色疗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