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夏代（约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 进入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此时成书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它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概括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朝（公元581--619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皇甫谧系统论述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并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专著《针灸甲乙经》；西晋葛洪的《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晋·刘涓子著、南齐人龚庆宣于公元499年重编的《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南北朝刘宋·雷敩（xiào)）约撰于公元五世纪著中国最早的制药专著《雷公炮炙论》；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等等。
唐代（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最具代表，其中共30卷的综合性临床医著《千金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新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后世称为《唐新本草》。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 明代（1368－1644），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中后期，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泛开展了中药的植物学、鉴定学、化学、药理学及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为确立药物来源、鉴别药材真伪、说明作用机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全国普查药源的基础上，1961年编写出全国和地方的《中药志》。1977年《中药大辞典》的出版，使典籍记载中药数目多达5767种。同时，各种中药工具书，众多地方中草药专著及有关中药的报刊、杂志相继出现，各种中药科研、教学、生产机构纷纷建立。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