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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周易》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医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这就逐渐形成了一门在易学发展史上颇具特色的分支学科即医易学。按通常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援医入易已经初露端倪，至秦汉《黄帝内经》等著作就进一步吸取了《周易》中的阴阳观念、天人合一思想等。而从魏晋、隋唐到两宋，虽然易学研究（特别是两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易学家，但就医易学本身来说并无长足的发展。至金元时期，一些著名医家开始重视易学与医学的关系，如刘完素以易理阐发“火热论”，李东垣以易理来论说药性，朱丹溪以易理来讨论“君火相火”论，使医易学的研究成果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代，为医易学在明代达到极盛做了一定的准备与铺垫。 有明一代，医易学之所以能够达到极盛，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医易同源之说。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曾认为“凡欲为大医”，除了熟谙《内经》等医著外，“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还只是将《周易》作为名医知识结构中的一项内容，并未放在特殊的位置之上。而至明代，不少著名医家不再停留于泛泛地讨论医易关系，而能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医易同源的观点。 孙一奎说：“《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节宣化机，拯理民物，调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也。期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1]认为只有将医易互参，明了太极之玄理，方能够随证用药应手而瘥。 张景岳进一步将医易同源说发挥到极致。他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2]又说：“天之变化，观《易》可见。人之情况，于象可验。病之阴阳，有法可按。”[3]即认为易学乃是医学的指南，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都无非是阴阳变易之理，而此基本法则都存在《周易》一书当中。因此他又说。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不知《易》乎？”[4]从而得出了“医易相通”、“医易同源”的结论。 毫无疑问，上述孙一奎、张景岳的医易同源观念，是对千百年以来的医易关系问题做了高度的总结，也使医易学这一易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得以正式形成。 其次，明代的医学家既有丰富的医学底蕴同时又具有十分深厚的易学修养。 如张景岳学贯医易，其友叶秉敬在《类经》序中说：“世之能注易者，不出于程朱，能注内经者，不出于秦越人、王太仆。景岳一人，却并程朱秦王四人合为一人，而直接羲黄之脉于千古之上，恐非程朱秦王所能驾也。”指出张景岳学识渊博，兼通医易，超过或医或儒之人。张景兵医易学著作甚多，计有《医易义》、《大宝论》、《真阴论》、《太极图论》以及《阴阳体象》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医易学做了系统的论述，从而成为“医易学说”的真正确立者。其成就之卓著，影响之深远，可谓超迈前人。 又如孙一奎著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以及《孙氏医案》等著作，无不贯通医易学的精神实质。史孟麟《赤水玄珠序》说：“孙君过余而论《易》，为究乾坤之元，探有无之极，若悬河泻水而莫可底止，盖从事于圣人之道者，将不得谓之通一乎。道亦惟其所适。孙君之于医，亦可谓一以贯之矣。将不得谓之医之圣者乎！”认为孙氏不仅能穷究易理而且能使之融于医理，因此誉之为“医之圣者”。 孙一奎之于易学有着独特的造诣，也因之有家学渊源，“《易》之神，得孙子之先君子传也。……道遘异教家，秘之以岐黄术始察之消息升沉，寒暑虚实，而《易》之神，而神之胸臆间多矣”。[5]而在《医旨绪余》一书中，孙一奎立有《太极图抄引》、《太极图》、《太极图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论》、《问三才所同者于人身何以见之》、《命门图说》等多篇医易学专论，颇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因此时人赞之曰：“东宿之于《易》也，深乎！……东宿之书，以随证用药终焉，其又得太极生生之用矣！夫一中为造化，而四时为迭运，此天地人同一太极生生之《易》也。”[6]认为孙一奎对《周易》太极学说在医学中的阐发最具特色。 再如赵献可，据《鄞县志》载，其人“尤善于《易》，而精于医”，著述颇丰，有《医贯》、《邯郸遗稿》、《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朱一例》等。其中《医贯》一书是其医易学的代表作，该书不仅将《易》理贯通于医理，而且能将《易》融汇于释家、道家等学说中，赵献可自己说：“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皆是物，一以贯之也，故命其书曰《医贯》。”[7]《医贯》中尤以《论命门》、《阴阳论》、《相火龙雷论》三篇最具代表性，集中阐发了命门之“火”的作用，所谓“所重之先天之火”，因“火”象征了《易》之生生不息。 另外，明代医家中还有不少人运用易学原理阐发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其中包括五运六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内容。 如汪机的《运气易览》就是通过借鉴邵雍的象数易学来阐发五运六气学说之纲领，如其认为运用运气学说不应只限于一年一时，而应考虑百千年间运气的作用和规律，并以邵雍的元运会世说作为理论依据。 再如王肯堂在临诊中十分重视气运对病症的影响，选药组方也很注重时令、气运，显示出他对易理的领悟。 还有象张志聪以易学太极理论解释人体胚胎发育。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一些著名哲学家象王廷相、何瑭、方以智等人，既精通医道，又对易学有着深湛的研究，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明代易学与医学的高度结合。但由于他们的主要兴趣在易理本身，本文不拟对其做专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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