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为代表的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被称为极盛时期，这是相比较于其他朝代而论的，金元以前医易学尚未有显著成就，而清代以降医易学渐趋式微。那么，笔者认为，只有将明代医易学与金元时期的医易学加以集中讨论，方能显示出明代医易学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从而可以看出其在中国古代医易学发展史上达到极盛的过程。 应该说，金元时期是古代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他们各创一说，相互争鸣，并从不同的角度援易入医，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明代医家在承继其学说的基础之上，又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当然绝非易事。然而明代医家凭借着深厚的易学功底，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使医易学达到了极盛的阶段。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突破了金元医家以易理比附医理或药理的方法，从而使医理得到易理的拓展，得出了新的理论结论。 金元医家多以《周易》之卦象比喻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药理。 如刘完素首创“火热论”，即出之易理之“乾阳离火”之说。 而张从正则以《易》之卦象比喻人之器官，认为：“《观》卦者，视之理也。视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纲则眨，下纲则不眨，故《观》卦上巽而下坤。《颐》卦者，养之理也。养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颌则嚼，上颌则不嚼，故《颐》卦上艮而下震。”[8]以《观》卦为视之理，以《颐》卦为养之理，明显带有取象比类的特点。 李东垣则以易象喻药理：“荷叶之物中央空，象《震》卦之体。震者，动也，人感之生。”[9]为言说荷叶性动，易发散的性质，特援《震》卦之象以作例证。这些说法虽不无启发性，但仍然停留在一般性的类比阶段，在认识程度上显得不够深入。 而明代医家已不满足于医易之间的浅层认识，而试图以易理运用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进一步去探索人身的各种奥秘。 张景岳认为：“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内外孰亲？天人孰近？故必求诸己而后可以求诸人，先乎内而后可以及乎外；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其何以行之哉？”[10]将易理作为深入探讨身心活动规律的理论指南。 孙一奎则强调《周易》太极理论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医之为教，正示人节宣天地之气而使之无过不及。攻是业者，不能寻绎太极之妙，岂知本之学哉？”[11] 正是运用《周易》太极理论，赵献可、张景岳、张一奎等人在古代医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提出了太极命门说。而赵献可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最具建树。 赵献可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穷其奥也。”[12]即是说人体中的太极必有形迹可寻，而“人身太极之妙”即命门。“命门”一词最早见于《灵枢·根结篇》，但其未作详论。《难经·三十九难》说：“命门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仅说明了命门与肾有密切关系。 而赵献可则直接提出了命门在人体中的具体位置，并绘出了图式。他说：“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七椎。……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13]命门在两肾之间，似《易》之有太极，位置虽很具体但无形迹。赵献可对此有所发挥。 他说：“《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未分之太极。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也。一中分太极，中字之象形，正太极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圆之，即是无极。即曰先天太极，天尚未生，虽属无形，何为伏羲化一奇，周子画一圈，已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14]太极即无极，虽包含阴阳两仪，但属无形，因此时天尚未生，伏羲先天图画一奇，周敦颐太极图画一圈，已涉及形迹，但并非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开示后学而已。赵献可由此联想到肾非命门，人身之太极定非实物。他断定命门在两肾中间，无形迹可见。但此无形之命门则为生命的主宰，“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命门则为相火之源，“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形之心火不同”，“但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15]。 因此，他认为命门为性命之本，即因其中有火的存在，“是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极”[16]，而此火因其无形又寄托在左肾（水）右肾（火）之中。用易学太极理论来讲，就是无形之太极存在于有形之阴阳中。 所以，赵氏在临证中，为使命门火强，则强调培补肾阴或肾阳。赵献可独创性地提出人身的太极为命门，其动力为无形之火，这是他运用易学原理于医学的一大贡献。他否定《内经》心为君主之说，另立命门为真君真主，在当时实属大胆设想。已故姜春华教授认为：“赵氏命门学说想象力高，说得具体，其所提相当于现代医学之脑垂体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某些功能。” [17]这可谓是通过易学太极学说的思维方法而得出的新结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 张景岳在此问题上，与赵献可如出一辙。他说：“命门具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18]孙一奎对此的认识与二人大同小异：“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火非水，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19]此动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亦无形迹。 显然，赵献可等人的太极命门说具有相当突出的理论创造性，在对易理的运用上超出了金元医家的水平。这说明明代医家开始自觉地以易理为认识工具去探索并解答医学上的未知问题，并取得了有一定价值的学术成绩，从而构成了明代医易学极盛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进一步深化了金元医家所关注的一些学术问题，并以争鸣和辨难的方式，使医易学研究走上更高的理论阶段。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曾提出过：“阳有余阴不足”的医易学命题。他说：“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为阴，天之在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也。”[20]天为阳，天体比地球大，是阳有余；地为阴，地球比天体小，是阴不足。日为阳，恒圆而不缺，是阳有余；月为阴，虽圆而常缺，是阴不足。因此从自然现象看是阳有余而阴不足的。将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体生理状况之后，仍然处处可见阳有余阴不足的状况。但是，“阳”却变成了必须抑制甚至必须禁绝的东西。 在朱氏看来，火属阳主动，肝肾“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而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 [21]这里的“阳有余”是指肝肾之中所存在的相火容易妄动，相火妄动就会使肾精流泄，又导致“阴不足”。并且天人相应，由于天大于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22]。又因为日明于月，“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23]也可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最是难以长期持守，进一步使得阳有余而阴不足的状况更甚更烈。因此，朱丹溪认为要想不使此种状况发生，必须保持肾精的充足，这就要抑制相火，使之不得妄动。也就是说，如果要避免“阴不足”，关键在于不能出现“阳有余”的现象。 逮至明代，张景岳对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持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说：“尝见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谓人生之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而专以抑火为言。且妄引《内经》阳道实阴道虚及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等文，强以为证，此诚大倍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也。”[24]以为丹溪之说歪曲了《内经》原意，因此，他提出了“阳非有余”论，与之针锋相对。在《类经附翼·大宝论》中其着重阐述了阳气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从水火辨阴阳，他说：“水为阴，火为阳也；造化之权，全在水火。”说明水必须赖有阳气才能生物化气，所谓“天一生水”，就是说水赖天一之阳而生；火得水则降，水火相济则能生物。 其二，从形气辨阴阳，其曰：“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说明“阳气”是人体的根本，没有阳气人就无法生存。 其三，从寒热辨阴阳，他说：“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说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依靠阳光的热能，方可生长发育；因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显示出“热”能生万物，而“寒”则无生意。据此，张氏认为在阴阳之中，阳气是主要的。他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也由乎阳，非阳能死物，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25] 所以，张景岳在治则上主张应以温养阳气而填补真阴为主，在临床上主张惧用寒凉和攻伐之剂，他创左归饮治命门阴衰阳盛，右归饮治命门阳衰阴盛；前者意在峻补真阴，后者意在温壮元阳，所用主药均为熟地，结果被后人称为“张熟地”。张氏这种治疗方法有其独创之处，至今仍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尽管朱丹溪与张景岳的理论看上去水火不容，事实上却不尽然。朱氏认为君、相二火均属阳，因情欲所煽而易动，所以以养心寡欲为要，因为心静则不会为物欲所惑，而不致使相火妄动。其所谓“相火妄动”则为邪火，而不是真正的火，其言“阳有余”则为阳之邪，并非真正的“阳”。但朱氏却没有将其理论讲清楚，故造成这一聚讼百年的公案。张景岳所以强调贼人之火不是君相的真火，邪火与相火两不相涉，邪火方可言贼，而相火不可言贼。因此可以说，张景岳阳非有余，阴也常不足论，是对朱丹溪说法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论认识。但由于其持论过于激烈，致使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学术局面。 由以上可以看出，明代医家是总结前人尤其是金元诸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他们凭借着深厚的易学底蕴，能够充分运用易学的整体性思考的特点，通过考察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各种方式，极力去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了新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论结论。当然，并不能因此就说明代医家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毕竟使古代医易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将医易学推向了极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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