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迥非寻常的学术思想原因的。前已论及，明代诸医家具有深厚的易学底蕴，但是这种易学方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原因不能不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相关联。宋明理学的易学观念对于明代医易学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宋明理学初创开始，易学研究就不断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据《宋史·艺文志》载，仅北宋解易的著作就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修、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深入发掘《易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总体上把握《周易》的精神实质，并将《周易》的原理高度哲理化。宋易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两大类型。 象数源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和邵雍。周敦颐的易学著作为《太极图说》与《易通》。周氏接受释道之学，将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26]“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27]将“太极”作为混沌未分之元气，经过动静阖辟而分出阴阳二气，阴阳互动又生出五行，五行之气按顺序流布，方有春夏秋冬的交递。周敦颐的易学思想为象数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邵雍的易学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邵氏易学将《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与道教的宇宙生成说相糅合，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学的特色。他认为宇宙的本原为“太极”，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28]太极为绝对之“一”，在静止中产生“二”，“二”具有变化不测之性能即“神”，因此而生出“数”与“象”，并由此而有了有形的个体事物，其“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29]。邵雍又有“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生”，即“道为太极”[30]的说法。 另外邵雍还有“心为太极”[31]的观点。由于康节易学较为杂驳，后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贬之者认为其穿凿附会，褒之者认为其阐扬伏羲、孔子之道。其易学中的一些观念，对后世医易学的发展深有影响。 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张载与程颐。张载善于以阴阳二气解易，于《易传》中特重《系辞》，其易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阐释《系辞》来完成的。他在《正蒙·参两》中说：“地所以两，分刚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以太极表示阴阳刚柔的统一。刚柔男女彼此对立，谓之两；对立又相互统一，谓之参。又说：“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32]还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两，有两一在，无亦一在。然无两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33]这里可以看出，张载所谓“太极”又与“太虚”范畴一样，二者都是将“气”的有无、虚实、动静等性质与状态统一起来。张载将《周易》的“太极”与《内经》的“太虚”相联系的说法，被明代张景岳所吸取与发挥。 程颐解《易》不讲太极，而以“理”为最高范畴。他在释恒卦《彖》文“观其所以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时说：“此极言常理。日月阴阳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就是说日月能久照，四时能生成万物是因顺天之理（或道）。阴阳二气以阴阳之理为存在根据，有形之气只能顺其无形之理才能永恒存在，也即所谓“有理则有气”[34]。程颐这种以理为本的观点多被朱熹所继承。 南宋朱熹为宋易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他主要继承发展程颐及张载的易学思想，以讲义理为主，同时又兼收邵雍的象数之学。朱熹以太极为其易学及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其释“易有太极”时说：“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35]又说：“阴阳只是阴阳，道是太极，程子说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36]太极就是理，就是所以一阴一阳的道。朱熹又提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之说。《太极图说解》云：“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又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37]太极是最高的理，此理又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人人物物都依据此理而存在，所以人人物物俱有此理。朱熹易学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讲论易理者，多兼及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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