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易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在阐发医学观点的时候，既以宋易的义理派思想为蓝本，又发挥宋易的象数学思想，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显示了明代医家具有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这也正是明代医易学能达到极盛的重要原因。 先从义理思想观点来看。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由是观之，则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于一，是名太极。太极动静而阴阳分。故天地只此动静，动静便是阴阳，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38]即以太极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其中所引《太始天元册》中文，见《素问·天元纪大论》。而将《素问》所说“太虚”等同于《系辞》所说的太极，明显受张载的影响。 在他看来，以“太虚”解释太极最为合适，因为“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为一，是名太极”。当然，这里所谓的太虚与张载所论也不尽相同，因其“自无而有”。他又说：“太虚者，太极也，太极本无极，故曰太虚。”[39]太虚又可看作周敦颐的《大极图说》中的太极本无极。并明确指出太极即朱熹所说的“理”，“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之具”[40]。由此看来，张景岳所谓太极是指精神性的本体。 但是他又说：“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似乎又以太极为阴阳二气未分之统一体。在《类经图翼·运气上》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如“先天者太极之一气，后天者两仪之阴阳”，“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这种说法又将太极解释为物质性的气。 由此可以看出，张景岳的太极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同样的矛盾也见于朱熹易学思想中，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作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41]当他讲到太极即气而化生万物时，明显受到张载元气宇宙生成论的影响。而当其讲到世界本原时，理即太极与气即为一种主从关系，如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42]“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43]这种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在朱熹思想中始终存在，使理和气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 张景岳太极理论中的矛盾状况与朱熹的十分相似。然而张氏将太虚说与太极说密切结合在一起，使医易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由于明代朱熹理学已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其易学思想在明代诸医家中影响颇深，孙一奎《医旨绪余》中的观点也多从朱熹处加以发挥。 其《太极图抄引》说：“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故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夫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之一物耳，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 朱熹有所谓“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44]，即是说“万个”事物之理，全具“一个”本体之理。孙一奎依据这种观点，讨论太极与万物即“一”与“多”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阴阳五行还是人或物都存在着太极之理，但太极之理也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其说：“天地间非气不运，非理不宰，理气相合而不相离也。何也？阴阳，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理也。理者，太极也，本然之妙也。”[45]显然其发挥的为朱熹宇宙生成论方面的内容。 宋易义理之学特重思辨，“牛毛茧丝，无不辨析”，这种特点使得明代医易学哲理化的致思倾向十分明显，理论深刻性与严密性都超过了往代。 在对宋易象数学吸取的过程中，明代医家尤为看重邵雍之学。邵雍着眼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的分衍过程，提出了“一分为二。”[46]的命题，这一思想为张景岳所吸取。 张氏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47]并进一步作了发挥，其云：“所谓一分为二者，是生两仪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与阳，两仪立焉。是为有象之始，因形以寓气，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有象之祖也。医而明此，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有象之祖也。医而明此，乃知阴阳气血，皆有所钟，则凡吾身之形体气质，可因之以和其纯驳偏正，而默会其禀赋刚柔矣。”[48]这是以一气化分的原理阐述人体阴阳气血、形体气质形成的过程。 张景岳还对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等等道理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不出邵雍“加一倍法”的范围。他在讨论运气学说中更以邵雍之说为张本。其云：“邵子曰：天地之本起于中。夫数之中者，五与六也。五居一三七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为生数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中，故曰六居地中，为成数之主。天元纪大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是以万侯之数，总不离五与六也。而五六之用，其变见于昭著者，尤有显证。……惟是数之为学，圆通万变，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悉秋毫。”[49][1] 这里的“五”与“六”两个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疾病的气象预测学，而且宇宙间万事万物，千变万化都可以用之来加以推算，这是因为“以五而言，则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谷、五畜之类，无非五也。”“以六而言，则天有六合，岁有六气，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吕、六甲、六艺之类，无非六也。”[50]所以上至苍天，下至黄泉，大如元气，小如毫末，都不能逃出数之外。如果以数来观天地，天地也不过数中之一物。仅观张氏此论，俨然是一位象数派的易学家，将数的地位与作用推向极端。 由此也可以看出，邵雍在医易学领域中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因为象数学容易与医学中固有的数学知识相发明，明代医家多因此而崇拜他，如张景岳说：“数之为学，岂易言哉！苟能通之，则幽显高下，无不会通，而天地之大，象数之多，可因一而推矣。明乎此者，自列圣而下，惟康节先生一人哉。”[51]当然，象数学派对明代医易学的影响固然极大，但其是否都属于正面的作用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议。 有论者认为邵氏易学用数所构造的世界模式，抹煞了数的客观性，造成明代医易学具有了某种神秘主义的气息。但是，明代医易学中蕴涵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的认识则是值得予以肯定的，这些方面又不能承认是邵雍象数学对医易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显然，明代诸医家的努力最终使医易学形成了成熟的具有一定的思想体系的易学分支学科，集中了宋代易学两派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和思想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医易学达到了峰巅状况，为中国古代易学史、哲学史乃至医学史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注释： [1] 《医旨绪余·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论》. [2][3][4] 《类经图翼·医易义》. [5] 《赤水玄珠》潘大复序. [6] 《医旨绪余》陈履祥后序. [7] 医巫闾子.《医贯》序. [8] 《儒门事亲》卷二. [9] 《兰室秘藏》卷三. [10] 《类经图翼·医易义》. [11] 《医旨绪余·太极图抄引》. [12][13][14][15]][16] 《医贯·玄元肤论》. [17] 《历代中医学家评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69. [18] 《类经图翼·求正录》. [19] 《医旨绪余·命门图说》. [20][21][22][23]《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 [24] 《景岳全书·辨丹溪》. [25] 《类经附翼·大宝论》. [26] 《太极图论》. [27] 《易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