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处方是随着临床需要及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逐步产生的。
在很久远的时候，中医大夫为患者看病是不开处方的，基本上是那种不见诸文字的“心底版本”。这是因为当时大夫下药比较简单，多则三五味，少则一两味，了然于心。大夫往往集看病、采药、制药与售药于一体，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不必由患者手执处方到处寻觅。后来，随着患者的增加、用药品种的增多以及治疗周期延长，需要参考先前的处方酌情加减，临床需要更加科学化、规范化、道德化的行为模式，需要保存疗效显著的经典处方等，便有了处方。 中医大夫看病主要是通过“望、闻、问、切”，探究患者的症状和病因，研究患者的阴阳消长。中医大夫谙熟药物归经，经典方剂加减；温凉寒热，补泻宜通；君臣佐使，运用于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开处方是中医诊治的重要环节，大夫或大笔一挥，或思量再三，尺幅之间，人命关天，字字实有千斤重。处方一出手，患者便开始了抵御疾病的阻击战、拉锯战、肉搏战和歼灭战。处方犹如路线图、仿佛攻击令，务必指向正确、途径明晰、极具人活病死的巨大杀伤力。 中药处方的书写从最初的随意而为逐渐演变成为具有严格的书写格式和书写规范的标准化作业，其书写内容大体包括药物名称、数量、用量、用法（内服、外用等）、煎煮的特殊要求（碾碎、另包、先煎、后下、酒炒等。据载，明朝著名医学家缪希雍给一位腰疾患者开处方，标注：香附，童便炒，研末，令人称奇）、服用要求（温服、凉服、饭前服、饭后服）等。俗话说：“药过十二三，大夫准不沾”。意思是说，一般情况下，一个处方上面开列10余味药就足矣，并非多多益善。遣方用药应当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样需要打造“精华版”“限量版”；否则，一股脑儿地堆集药物，就与合格大夫的标准不沾边了。 传统中医处方素来以工整严谨著称，书写字体多为行书、楷书，这样既不失规整，病家、药店又易于辨识。历代中医前贤的处方既有临床价值，又堪称书法精品。书法界公认傅青主为草书大师，书法大师沈尹默盛赞陈道隆写得一手好字。笔者阅读中医书籍时，有幸欣赏了马二琴、徐小圃、陈筱宝、施今墨、章次公、马一浮、陈道隆、陈莲舫、丁甘仁等的方笺手迹影印件，其字或飘逸娟秀，或厚重大气，着实给人以高大上的艺术享受。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逐渐呈现多样化。刚开始多以毛笔书写，后来又用钢笔、圆珠笔、签字笔等。如今，一些医院使用电脑开处方。使用毛笔书写处方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令人有一种错失艺术享受和缺乏身心愉悦的感觉。 历史上，由开处方引出的故事并不少见，从而为中医史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佳话趣闻。据载，华佗曾为贪官杨宕开了两个处方。其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半夏、荜拔、朱砂”，寓意“二过相（香）连，王法必（毕）诛（朱）”；其二，“常山、乳香、官桂、木香、益母草、附块”，首字谐音为“赏汝棺木一副”。 李时珍以“鬼益、杨木包、松腴、国老”4味中药替代“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为财主治病，用事实来教育那位疑惑重重的财主，以实际行动力挺同行的治疗方案。 史载，有一公子哥儿找徐灵胎索要长生不老之方。徐灵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其先找一位长生不老之人来看看，然后再开处方；否则，不满足其要求。 《杏轩医案》中记载的“黄芪与黄芩之误”，一字之差，效果适得其反。俗话说：“药方子抄三遍吃死人”。处方在口传、传抄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因误抄误写而引发差错、误人性命之事。此外，大夫书写处方时字迹潦草也容易导致抓药出错。 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历史上，前人将大量的处方编成方书并流传于世。比如《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苏沈良方》《东垣试效方》《普济方》《汤头歌诀》等，从而使一个又一个名方良剂得以传承光大，使得后人有所参照、有所遵循。后来，方剂学应运而生。 处方见仁心，处方显奇术。处方是抗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是中医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记录了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作为中医大夫，不必不从古方，也不必盲从古方。要悉心精研、注入新知、勇于创新，从而成就事业，造福人类。 作为中医大夫，肩负治病救人之责，手执处方大权，面对患者，当处置有方。要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要感同身受百姓疾苦、严谨规范行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