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急诊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兴盛期
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急诊医学逐渐兴起，以葛洪、巢元方、孙思邈为代表，不仅推动了中医学临床理论的发展，同时对中医急诊学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晋朝著名的医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又名《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书名“肘后”表示随身携带之意，是第- 部中医急诊手册。本书收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疗急症的经验，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大至肠吻合术，小至蝎虫咬伤，“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在中医急诊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在病因学上，葛洪重点论述了“毒”、“疠” 的概念，认为“毒”、“疠”与“六淫”不同，“不能如自然恶气治之”。提出了“疠”具有传染性，在处理方面应该采取“ 断温病令不相染”的隔离方案。认为“毒”具有致病的特异性，有不同的种类，如“寒毒”、“温毒”、“恶毒”、“狂犬所咬毒”、“蛊毒”、“风毒”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毒”的概念。 其次，在诊断学方面，《肘后备急方》十分重视“目验”的重要意义，重视客观体征的检查。如对黄疸的诊断采用了“急令溺白纸，纸即如柏染者”的验溺实验诊断方法。注重症状的鉴别诊断，如对“癫狂”与“ 癫痫”的诊断时指出:“ 凡癫疾，发者仆地吐涎沫”，“凡狂发者欲走。”重视证候的动态观察，主张急诊首先“穷诸症状"，如对水肿的观察，“先目上肿”，继之“胫中肿，按之没指”，再者“腹内转侧有节声”，这种动态观察疾病的方法为临床提供了更加确切的信息，对临床诊治十分重要。最后对急危重病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层次分明，易于掌握。 第三，在治疗抢救方面，提出了“急教治本，因证而异，针药摩熨，综合治疗”的学术思想。创立了口对口人工呼吸抢救自维患者的抢救手段，可惜后世学者没有真正在临床上进行更加深人的研究。首先记载了蜡疗、烧灼止血、放腹水、小夹板固定等急救技术。如在《治卒大腹病方第二十五》中谈到: " 若唯股大，下之不去， 便针脐下二寸，人数分，令水出空合，须腹减乃止。”是最早放腹水的方法。 第四，发现了一些药物的特效，如青蒿治疗疟疾，汞剂治疗蛲虫病，羊肝治疗雀目暴盲等。青蒿治疗疟疾是(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的，在《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云:“青蒿一握，以水二斤，绞渍取汁，尽服之。”根据这- -疗法， 药学专家用青蒿提取青蒿索选用鲜品绞汁而药效显著。 《肘后备急方》不但使中医急诊学在病因学、诊断学上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急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世研究晋朝以前的急诊急救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隋唐时期，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因病机的专著，共载病种67类，1739 种证候，其中急诊病证占四分之一以上，急症证候占六分之一左右，可以说中医急诊学病因病机学说起源于《诸病源候论》。另外本书在疾病诊断上首次采用了疾病统领证候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急症的病因方面，在“三因"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津液紊乱，如在论述消渴的病因时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若脏腑因虚实而生热者，热生在内，则津液竭少，故渴也”。巢氏明确地将消渴病、水肿病等归属于津液亲乱的范围。
此外，(诸病源候论》-书十分注重冻伤、烧伤、溺水等物理性致病因素的研究，如(疮病诸候》云: “严冬之月，触冒风雪寒毒之气，伤于肌肤，气血壅滞，因即嫁伤。”在(汤火烧候》中谈到:“凡被汤火烧者， 初勿以冷物及井下泥、尿泥及蜜淋拓之，其热气得冷即却，深搏至骨，烂人筋也。”此外，对脑外伤也有深刻的认识，如在《被打头破脑出候》中云:“夫被打骨陷伤脑，头眩不举，戴眼直视，口不能语，咽中佛声如...口急手为妄取，一日不死，三日小愈”。
孙思邀是晋唐时期著名的大医家，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急诊医学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书中除“备急方”27首专供急救之外，差不多每一门中均有一 一些急教的名方， 至今仍广为应用，如犀角地黄汤、苇基汤、温胆汤等。
此外，孙思总在急诊医学的疾病分类上按学科分类，科学实用，至今仍有较大的临床意文。对急性出血、急性腹痛、 暴吐暴泻、既脱等的论述，颇为详尽。对急诊的治疗倡导综合疗话，是内服 与外用结合，如采用药物内服、 照、洗、散、贴等多种方法。二是针灸、按席与药物相结合。他认为:“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针灸攻其外，汤药攻其内:则病光所逃矣”.“故知针知药，乃是良医”。三是药疗与食疗相结合合。在急救技术上，孙思邈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导尿术的医家。 可以说晋唐时期不仅出现工中国总修学的专著手册，同时在理论上、急救技术上也有较大的进步，对后世急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