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代(前476—220年),我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的进步,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中医骨伤科基础理论亦初步形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医学帛书表明了当时骨伤科 诊疗技术的进步。《足臂十一脉灸经》记载了“折骨绝筋”(即闭合性骨 折);《阴阳脉死候》记载了“折骨裂肤”(即开放性骨折)。《五十二病方》载有52种病,共103个病名,其中有“诸伤”“胻伤”“骨疽”“骨瘤”等 骨伤科病症,同时还描述了“伤痉”的临床表现:“痉者,伤,风入伤,身 信(伸)而不能诎(屈)。”这是对创伤后严重并发症——破伤风的最 早记载。《五十二病方》还记载了止痛、止血、洗涤伤口、防止创伤瘢痕的治法与方药,其中水银膏治疗外伤感染,是世界上应用水银于外伤 科的最早阐述。《帛画导引图》绘有导引练功图谱与治疗骨伤科疾患的文字注释。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 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基础理论,奠定了中医理 论体系的基础。《内经》中已有系统的人体解剖学知识。《灵枢·经 水》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 剖而视之。”《灵枢·骨度》对人体头颅、躯干、四肢各部骨骼的长短、 大小、广狭做出标记。《内经》对人体的骨、脉、筋、肉及气血的生理 功能都有精辟的论述,如《灵枢·经脉》曰:“骨为干,脉为营,筋为 刚,肉为墙。”《灵枢·邪客》曰:“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 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内经》对人体皮肉筋骨与体内五 脏六腑的密切关系有详细的阐述,其阐发的肝主筋、肾主骨、肺主皮毛、脾主肌肉、心主血脉及气伤痛、形伤肿等基础理论,一直指导着骨 伤科的临床实践。《内经》还阐述骨病的病因病机,《灵枢·刺节真 邪》曰:“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素问· 痹论篇》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 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素问·痿论篇》将痿证分为痿 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五痿分别加以论述。此外,《吕氏春秋· 季春纪》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主张用练功疗法治疗足部“痿躄”,为后世骨伤科 动静结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骨伤科临床医学得到发展。西汉初期,名医淳于意留下 的“诊籍”记录了两例完整骨伤科病案:一则是坠马致伤,另一则是举重 致伤。西汉中期《居延汉简》的“折伤部”记载了骨折创伤的治疗医案。 东汉早期,《武威汉代医简》载录治疗金疡、外伤方10余首,有止痛、 逐瘀、止痉的作用,配伍较之《五十二病方》有明显的进步。成书于东 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载有中药365种,其中应用于骨伤科的药物约 100种。汉代著名外伤科医家华佗精通方药、针灸、养生,更擅长外伤 科手术。他发明了麻沸散,施行于剖腹术、刮骨术,还创立了五禽戏, 似今练功疗法,可运用于骨伤科疾病之康复。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张仲 景总结了前人的医疗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 论》,这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著作,他在《内经》和《难经》的理论 基础上,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创立了理、法、方、药结合的 辨证论治方法。书中记载的攻下逐瘀方药,如大承气汤、大黄牡丹汤、 桃仁承气汤、大黄 虫丸和下瘀血汤等,至今仍被骨伤科医家所推崇。 书中还记载了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创伤复苏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