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医的命运

启疾光

　　题记：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赤脚医生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去不理想。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
      “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注：本文来自 新民周刊 撰稿／汪 伟(记者)

团歌

毛泽东关于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医疗水平低下，人民健康状况堪忧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毛泽东认为，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管理好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发文件、写社论、教方法等方式，切实加强党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及时纠正歧视中医的社会现象和试图“消灭”中医的错误做法，部署和推动弘扬中医的战略决策，将中西医结合上升到探索新中国医学新道路的高度。

　　随着党的中医政策的深入贯彻，中医发展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基础研究逐步夯实，临床治疗显著扩大，社会形象大幅提升，以多种形式大踏步走向世界各国，赢得世界各国民众的信赖。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中药所发挥的显著疗效，证明了党关于发展中医事业决策的正确性，显示了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真理性。

　　一、消除歧视中医的重重障碍，奠定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思想政策基础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传统。近代以来，随着西医的传入，中国社会一些民众对中医的信任开始动摇，中医的发展不断受到阻碍和限制。面对中医的存废之争，毛泽东始终提倡中西医团结合作，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推进中国的医学事业。然而，由于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时期中医受到多方面歧视和压制，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的发展面临重重阻力。针对医疗行政管理机构推进中医发展的慢作为，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说，发展中医“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从社会层面消除对中医的歧视、从行业层面消除对中医的排斥、从管理层面消除对中医的限制，进而树立信赖中医的社会心理、尊重中医的职业道德和支持中医的政策体系，在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构建起了推进新中国中医事业健康发展的有利社会条件。

　　（一）消解社会歧视心理，树立中医是民族文化精华的新观念

　　鸦片战争前后，作为近代西方先进科技组成部分的西医，伴随着贸易活动和传教活动逐渐传入中国，形成了传统中医与近代西医并存的局面，但中医的科学性遭到部分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的不断质疑，尤其是深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对中医普遍持否定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这部分人因其自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中医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彻底消除，轻视中医、否定中医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对此毛泽东给予了极其严厉的批评：“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毛泽东将否定中医的社会心理归结为“奴化思想”“资产阶级的心理”，深刻地揭露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和恶劣作用。毛泽东站在文化文明发展的高度指出：对待中医的态度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医与西医并行的局面，导致西医医生与中医医生相互对立。毛泽东认为，中医医生与西医医生“互相看不起”，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强调要打破医学界的“宗派主义”对立，倡导“中西医要团结”。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毛泽东就提倡中医医生与西医医生的团结协作，并用当时流行的“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术语，深刻地阐述了中医医生和西医医生的团结合作问题。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能否治好病，既有两种医学的擅长技能问题，也有两种医生个人的水平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随后，延安医学界开展了中西医互相学习的活动，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开设了中医门诊，中医科也成为医院的重要科室，排斥中医的现象部分得到遏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解决大城市西医医生与中医医生相互对立的状况，是消除行业排斥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两种医生的团结问题没有搞好，主要“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医生心里总不服气，看不起中医。为扭转中西医医生不团结的被动局面，推动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把中西医结合确定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三大”方针之一。他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针对中西医结合方针贯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上旬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相关汇报时，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立足于“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的政策性问题，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作了多处重要修改。经毛泽东批准，发表于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指出：“西医和中医，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这个敌人。”

　　（二）废止限制政策规定，建立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管理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社会歧视心理、行业鄙视传统外，妨碍中医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具体管理制度及其政策规定与中西医团结方针的精神不相符合，限制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等政策执行的结果，使得大多数的中医医生不能继续合法行医，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在公费医疗中报销，堵塞了招收学徒培养传承人的途径。毛泽东对卫生部门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成其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阐明了党的中医政策，提出了改进中医工作的要求。随后，卫生部发出了《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纠正了对中医医生行医的过度限制；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废止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承认《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给中医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此后，各级卫生行政机关都积极吸收著名中医参加卫生领导工作并设置了相应的中医管理机构，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中医医院。

　　经过十年的思想争论和政策纠偏，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中国医学发展的中西医结合道路。《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全面阐述了党的中医政策，明确强调：“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为“中西医结合”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未完，3楼续。 来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   作者：李泉霖）

团歌

      二、探索中医科学化现代化规律，奠定党领导中医事业的科学理论基础

　　毛泽东对新中国医学事业发展规律的探索，进一步揭示了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必须走中医与西医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站在两种医学传统各自特点、现代医学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西医结合的文化融合、科学机理和社会条件，全面阐释了中西医结合的可行性，赋予党领导中医事业发展深厚的现代科学支撑。

　　（一）中医和西医各自拥有的优势是中西医结合的文化基础

　　中医、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传统，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点，突出地体现了世界文明的东方流派和西方流派的独特风格。毛泽东认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差别，鲜明地表现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尤其是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差别。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医和西医的优劣有着深刻的认识：“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中医与西医各有其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独立发展的产物，其中蕴含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拥有各自的传统优势，是相互融合的科学文化基础。

　　１．西医的基础是眼见为实的解剖实验。西方医学是在以还原论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与病理现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的医学体系。还原论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派生出来的方法论，就是对研究对象不断地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最终落脚到基本粒子的运动。因此，西方医学的根本方法是通过人体解剖实验，将生命现象还原到分子状态。

　　中医的整体观认为，还原论只能用于简单事物，对于复杂事物的不断分割，将切断信息的联系，导致事物的失真，事物的复杂性越高，失真的程度就越严重，得出的结论离真相就越远。西医重视人体局部解剖分解，却忽视人体各器官的相互联系，忽视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治疗上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动辄使用手术切除的机械方法或灭杀人体组织的化学方法，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毛泽东认为：“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所谓“气离”“失本”，就是偏离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这一影响人体健康的本质因素，孤立地研究个体的健康问题。因此，建立在西方科学之上的西方医学的主要局限是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人体自身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２．中医的基础是难以捉摸的气脉观察。中医学是在以整体观思想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西医学遵循的原子论世界观不同，中医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健康与疾病不仅与人体各部分密切相关，而且与个体的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即与所谓“天”密切相关。

　　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这个整体观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疾病的外因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表现。在评价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时，毛泽东指出：其实，正是从叶天士取秋天的梧桐叶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环境影响，叶天士把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联系起来是很高明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很先进的。就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言，疾病的内因是气脉不平衡引起的整体管理失控。

　　毛泽东用“中言气脉”四个字凝练概括出中医的特点。“气”是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的重要概念。“脉”是人体内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调节平衡等作用的一个网络状巨系统，一个有机整体。气脉超出了对病人的生理状况的关注，而注意到病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并将它们也看作整个人体健康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把正心看得比外在的药物和针灸治疗更加重要和根本。

　　３．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的优势互补。西医是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时代的先进性。毛泽东说：“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从效果上来看，“剖肚子，割阑尾，吃阿司匹灵”的“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尽管“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要批判，但是，必须正确认识西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医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诚然，作为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医，囿于时代发展的局限，以当代的科技发展程度审视必然是“精华与糟粕”掺杂，因此，必须剔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等某些“不合理的”元素，同时要吸取中医的“精华”，使中医科学化和现代化。总体上来看，中医有自己的一整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确实能够治疗不少疾病，其科学性经受住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长期实践反复检验。毛泽东认同这样的判断：“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

　　（二）中医科学化就是要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

　　作为东西方文明代表的中医与西医，有着自己独特的科学传统和科学阐释体系，中医的基础理论至今无法用西方科学术语解释清楚，相互阐释的科学探索道路还十分漫长。毛泽东认为，从中医和西医治病救人的共同目标来说，目前还不能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中医的原因，主要是中医还“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善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范例推及中国医学发展道路。

　　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４日，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结合”的道理，重申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医学的新途径。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文化，目的是改进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独特的新文化。“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具体来讲，就是要把中医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要用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走中医科学化的道路。让掌握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西医医生学习中医，目的是用外国先进科学原理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这是中医科学化的现实路径。“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所谓中医科学化，就是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技术和成果，以中医学所揭示的生命的整体性、过程性为研究对象，使中医学对生命、疾病的认识以及诊疗水平达到现代科学水平的实践过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成为中医药科学化的典范，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给世界各国应用。参与青蒿素研制的５００多名科学家，严格按照西方新药研制的科学程序和方法，３年间筛选了４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经过近２００次科学实验最终获得成功，这是在毛泽东中医科学化思想指导下中国医学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式成果。同时，毛泽东认为，中医传统浩瀚无穷，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探索漫长艰辛，“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未完，下续4楼）

团歌

     （三）西医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医与西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双向过程，一方面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能够推动中医现代化，实现中医科学化；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中医传统能够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沃土，实现西医的中国化。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阅读完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针灸专家朱琏的著作《新针灸学》后，公开表达赞同作者关于现代医学理论与中国传统针灸关系的观点。不久以后，在同朱琏交谈时，毛泽东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毛泽东用巴甫洛夫的神经学对中国传统针灸的生动解释，深刻地诠释了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的新中国医学发展道路。要实现中医的科学化，首先必须要使西医中国化，也就是说，西医要尊重中医，相信中医，研究中医。西医中国化，强调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要正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传统。“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西医“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中西医结合”思想，医疗界有赞成者，有怀疑者，也有反对者，更多的是对其提法的字面含义的不同理解。对此，周恩来曾经专题阐述了对“中西医结合”的某些提法的理解问题。

　　周恩来指出：“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不应从名词方面解决问题。‘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的提法适当不适当，看它对中国实际的影响如何来决定。……提出‘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的口号，目的在于唤起大家的注意，在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仅从字面上讲，是会找出毛病的。……所谓‘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只有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实行西医中国化，西方医学在中国才有研究对象，才有持续发展的中国土壤。

　　三、探索新中国医学发展现实路径，奠定党领导中国医学事业的实践基础

　　中西医结合，不仅要解决思想观念、科学原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解决具体路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通过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推广等工作，找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一）把加强中医研究作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前提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整理中医典籍，研究中医理论，总结临床经验，是中医科学化的前提，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毛泽东认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必须建立专门的中医研究机构，通过挖掘、整理和发掘中医传统经验，把要研究的对象搞清楚。

　　毛泽东指出：“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针对卫生部对建立中医研究机构、整理中医中药典籍重视不够的状况，毛泽东批评说，整理丰富的中国医学经验这项工作之所以难做，“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整理中医宝库长期“没有具体行动”，“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９日成立了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研究院”，毛泽东亲自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中医研究院成立后，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编写中医教材，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卫生部还组织高等中医学院编写中医教材，向全国就中医古籍整理进行课题招标，支持出版古代医学著作。毛泽东关于加强中医整理研究指示的落实，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按照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新医学的思路，毛泽东强调，整理中医中药典籍，不仅要有著名的中医医生参加，而且要有西医医生参加。要发挥西医的主导作用，西医医生如果能够主动研究中医，“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西医参加中医典籍整理和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中医宝库的思想，１９５６年制定的“１２年科技发展规划”将“总结和发扬中医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国家层面的科研任务，提出了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以化学分析方法研究中药、以现代科学原理研究针灸疗法的作用原理等不同形式的中医中药科学化现代化路径。

　　（二）把培养具有两套本领的医生作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关键

　　实现中西医结合，关键是医生要同时具备西医知识与中医知识，即要“具有两套本领”。毛泽东强调：“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西医学习中医，关键是西医医生和西医学生要转变思想作风，尊重中医。只有尊重中医，“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

　　１９５５年底，中医研究院举办了中国首期西医医生学习中医的“中医研究班”，７０多名学员包括西医主治医生、高级住院医生以及部分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计划脱产学习两年中医。中医研究班首开西医学习中医的先河，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后，亲自给杨尚昆写信，对进一步发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出了具体意见。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举办为期两年７０－８０人规模的西医离职学习班。毛泽东希望通过２至３年的时间，培养２０００名左右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能够出几名高明的理论家更好。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培训４０００余名“西学中”医生，在职学习中医的西医医生更是数以万计，涌现出了一批享誉中外的中西医结合专家。

　　５０年后，毛泽东“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的预言得到了证实。２０１５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的获得者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就曾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之间参加为期两年半的中医培训班，是毛泽东提倡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员。（未完，下续5楼）

团歌

     （三）把临床教学推广结合作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环节

　　中西医结合的环节比较多，不仅要重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而且还要重视临床、教学、推广等环节的结合，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在临床治疗中搞好结合，在医学教育中实施结合，在宣传推广中扩大结合。

　　1.推进中西医的临床治疗结合。中医是临床实践医学，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最终应当看临床疗效。毛泽东认为，对中医的“汤头”即中医药方，“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

　　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红军医院是中西医“治疗中结合”的开拓者，所设中医科聘请了多名当时有经验的中医师，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医院组织战士采集中草药制成丸剂、水剂和敷料甚至改成西药剂型，使传统中药剂型在根据地获得了新生。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红军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的良好效果，“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维持和加强“中西两法治疗”的临床实践。毛泽东倡导的“中西医两法治疗”初步实践，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临床应用的最初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要进大医院的要求，一个医院要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各医院有计划地请中医到医院看病和会诊，吸收中医医生参加医院工作；允许住院病人使用中药；中草药同化学药剂的结合。为落实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全国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仅仅几年时间赤脚医生就超过一百万人，几乎超过城市医生的数量。虽然赤脚医生主要使用的医疗手段是中医，但他们同时也会使用一些简单的西药。由于他们主要活跃在广大的农村，可以说他们是中西医临床结合最广泛的践行者。

　　2.推进医学教育层面的中西医结合。主要措施是将中医教育纳入国家学历教育体系。

　　１９５６年，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备建立了４所中医学院，计划每所学院招收六年制中医学生２４００人。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全国各中医学院累计培养了５６００余名中医人才。同时，承认“师承教育”的合法性。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学科，师承是中医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１９５６年４月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支持和鼓励中医师承教育。１９５８年２月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通过师带徒或配备助手跟老中医学习的办法，抓紧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１９５９年开始，强调公办高等师承教育，中医学院采取“带徒弟”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截至１９６５年，全国各地通过“师承教育”方式共培养中医学徒５．９万余名。

　　3.向西方国家推广中西医结合。中医走出国门，激发国外西医医生研究中医的兴趣，向西方发达国家推广中西医结合，突破方向是针灸。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推动针灸走出国门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支持翻译出版针灸学术著作。朱琏探寻针灸治病强身的科学原理，率先提出神经学说理论，并于１９５１年首次出版《新针灸学》。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并支持有关部门将朱琏的《新针灸学》翻译成朝鲜文、俄文、越南文等文字在相应的国家出版发行。二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宣传针刺麻醉技术。针刺麻醉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西医结合的典范，神经科学专家、心理学家等多名西医专家参与针刺麻醉机理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明确表示应该鼓励。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由３０多名美国官员和媒体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在上海访问期间现场观摩了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中国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尼克松访问回国后，针刺麻醉引发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了西方医学界对针灸的浓厚兴趣。１９９７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确认了针灸的镇痛作用，标志着针灸得到美国官方认可。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机构，中医中药正快步走进世界各国，证实了毛泽东中医能够为世界人民作贡献的预言。中国抗击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新冠疫情的斗争证明，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应对疫情的有效之举。“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坚持中西医结合，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程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再次学习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观点、工作思路、政策措施，有利于促进中医与西医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全文2-5楼完。来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   作者：李泉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