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反中医言论辩析

中国文化

——《中医招黑的来龙去脉》之近代反中医言论辩析

      知己还需知彼，从反对者的言论看中医，同时也能知道现在中医现状的根源。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后，一些近代文人对中医的认识。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批判中医，影响深远直至现在。而中医是集东方文明的大成，它既有文化的内涵，又有哲学的厚重，还有科学的严谨，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锋的焦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科技与哲学快速发展的同时，西方人文、科学等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进入中华大地，正是有了西方文明的参照，成为了反对一切传统文化的标尺。出现了众多文化大师、革新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全面批判，通过当时的新兴媒体，把这种批判大规模地传播开来，中医就成为了文化批判的众矢之地。

     当时学者和上层官员联合都批判所谓的旧医学，代表人物有曾国藩、俞樾、吴汝纶、严复、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陈垣、鲁迅、吕思勉、周作人、陈寅格、胡适、郭沬若、毛子水、冯友兰、傅斯年、江绍原、陈序经等。举两位反中医人物的观点辩析：

（一）俞樾文贬

     俞樾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也是极具代表的，因为他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现在仍有盛行。作为清末著名学者，翰林院修编，作文《废医论》七篇和《医药说》对中药大加攻击。到了晚年，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

      一首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艎，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

      俞樾《废医论》的主要论点：本义篇，讲古代医巫不分；原医篇，黄帝内经附会于传说的人物；医巫篇，讲古人治病都是巫术；脉虚篇，讲脉的书都不一样，是假的；药虚篇，讲药性寒热、冷凉没看到；证古篇，病能好的用药不药都会好，不会好的用了药也不会好。等等既然医是巫医，号脉、用药都不可靠，“医术曰以颓败，为什么不可以废呢？”俞樾的文章的论点与论据都是大多是从文字里去考据。

      这就犯了以文解文的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以文字研究来反对，说哪一篇哪一条文有毛病，前后不一致等等，文字是工具，而中国语言的特点是一词多义，必须放在必要语境，实践中解释，相同的词不同的用法，语句的不同位置等等都有不同的意义，即便如此古文还有很多的通假，更何况用于记录如此复杂的医学的文字呢，从语句上找毛病肯定是多多的，所以才要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去理解经典文字中的精要。

（二）余云岫武灭

      余云岫是实质性的反对中医且付诸于行动的。年少时曾学习中医，后公费赴日本留学。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兼任民国政府卫生、内务、教育等部门会顾问。1929年，在汪精卫支持下，提出“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不只写书，还从管理上废止。

      他写反对中医《灵素商兑》，主要内容可这句话来看：“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强半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年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客曰：空谈不敌事实，今者新医日盛，见地日确，前古荒唐无嵇之学，将日就湮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此篇不作可也。”

      他就是用现代医学的原理来解读中医，中医没有解剖、没有生理学等等，全篇都是在用西医解中医，犯的错误就是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用不同的体系的理论来反证，这种方法来是错误，传到现代仍然用这种以西证中的方式。

      因为不同体系的理论可以进行类比，但仅仅只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是形式逻辑学中类比逻辑，不同类型的事物普通地某种相似进行类比，只是放大了相似性，而忽略了不同之处，在逻辑上只有解释的作用而没有反对的作用。

     上面的两位反对中医的一位文贬，一个武灭，他们的思维与做法一直传到现在，直接影响到中医管理政策，建国后余云岫他也参与新中国的卫生事业。

      还有一些文人也是反对中医的，其中代表：

（一）吴汝纶

      其为桐城派末代文人，做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推崇的是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医看法是“于中医之一笔抹杀”，是“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他的文章多处提到中医虚妄无益。

      所以在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笔记中针对吴汝纶的文章，吴的那篇文章里是没有中西医的内容的，但主席仍写了评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当年主席是20岁，这段评价即是站在哲学的角度，同时又符合系统理论的评价。但那时没有西方的系统论，能看到这些是难能可贵，比现在的中医黑更不知高出多少倍。

（二）鲁迅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由于父亲的病迁怒于中医，文人的写法很容易带入个人的情感。后来推断他父亲周伯宜因涉嫌科场贿略案被拘捕审查，革去秀才，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其后常常借酒消愁，以致郁结成疾。在绍兴城里，请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隔日一次，整整治了两年，病情却逐日加重。有一天那位名医来诊，看过病情以后，自感江郎才尽，便极诚恳地说自己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再也无计可施，于是推荐当地更有名的中医陈莲河来诊治。“陈莲河”就是近代名医中医何廉臣，鲁迅有意用谐音将他的姓名颠倒写了。

      后来鲁迅坦诚地说：“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那到底有没有耽误，按病情推断治了两三年的类似肝癌的病应该不是耽误，而是延命，至于用一对蟋蟀还要公母就是文人的春秋笔法了，应该是用蝼蛄，南方多见，利水消肿，可治肝腹水。

（三）梁启超

      其人称阴阳五行是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后来因尿血，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本来朋友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

      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诊误医之后，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死不悔改。

（四）李敖

      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发表《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2010年世博会后专门去拜见国医大师颜德馨看病把脉。而当年著文时他才二十出头。所以说年轻人不要乱说话，到老了才知道什么是经验。

（五）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听中医言十有九误”。

（六）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六）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

      这些文人的局限，认为当时西方的科学才是科学，而对于中医的内容相互之间有太多的相关性，它是个非常大的整体，用分析方法就只看到其中一点，就象盲人摸象一样认为大象，仅仅是只棍子或是只蛇或是只柱子一样，而对于平常人来说，习惯了思维方式是线性的、单向的，就算能了解一些而不能熔汇贯通的也就存在很多的思想壁垒。

     他们对西方文明膜拜到骨子里的，要么说中医的疗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要么说是疗效是自个好的，这些议论与指责都已经失去了科学客观本意，现在网络上的的一些人等使用的说法，几乎都来源于近代文人，但这些人也已百年。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很多新的理论的产生是前人所未知的，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这种否定有他们的历史的局限，而今的某些人则是用现代媒体卖书、骗钱、骗粉等等，精神堕落道德伦丧了。

     还有将中医归经验科学，就是偏重于经验事实的描述而缺少抽象的理论概括性。但中医理论到《黄帝内经》的完成就已形成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而中医的科学定位，前文已详细阐明。

     对于习惯了当代科技的思维方式，不能很好地理解现代科学分析思维与古代整体思维的关系，就算能了解一些但不能融汇贯通的也就存在很多的思想壁垒。现代科学技术要了解某一门类，只要看一些科普的知识就能理解，而中医的科普说得再多没有深入进去了解都会是一头雾水，而分析思维与整体思维的矛盾就会陷入以西解中的坑里。

      而那些中医黑子们的问题，就如同阳明先生所说：“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整体社会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识的混乱，任用“私智”的混乱，请仔细认真领会上面这段话，明白伪科普、中医黑是形成社会意识混乱的源头。

（来源：岐黄道心●搜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看清中医近现代的发展历程更能面向未来》）

分单

北大原校长汤用彤：从不信中医到研究中医

近代西医东渐以来，中医的生存发展和文化价值常为国人所热论，但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关注该话题并热衷研究者却很罕见。被誉为“中西印会通第一人”的汤用彤（1893—1964年）先生是少数几位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探究中医的国学大师之一，堪称现代中医文化研究史上的重点人物，他在近代名人对中医的认识与态度的转变方面也颇具代表性。

　　01 汤用彤对中医认知的转变经过

　　汤用彤早年留学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誉为“哈佛三杰”，但他曾受洋化教育的影响而不信中医。其子汤一介在自传《我们三代人》中回忆：“在我们住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时，六号曾租给一周姓中医，我母亲有时找他看病，我父亲总是反对，而相信洋医院。他带我们这些孩子外出吃饭，总是带上酒精、棉花之类，要我们擦手。”留学归国的学者认定中医为迷信的心态，可从汤用彤老友傅斯年之语中得到解释：“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对此现象，刘理想、张其成撰文《从民国时期京剧的境遇谈近代名人对中医的态度》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大环境下，“传统就是落后”这样一些简单的标签贴在中医头上，遂使人们在没有认识中医等传统文化之前就先对它抱有偏见。这一偏颇态度不难理解，近代名人因受时代风气影响，且多有为改善旧中国医疗状况而推行“科学救国”的初衷。常有人用近代名人批评中医的言论来否定中医，但很少考虑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对中医态度的变化，留下了近代名人坚决反对中医的片面印象。这种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无视发展变化的思维，局限了人们对于近代名人中医立场的理性考察。因此，应全面客观地评价近代名人对中医的认识与态度。

　　汤用彤对中医的认知转变，是在晚年一场大病之后。他任北大副校长时，长期患有高血压，1954年11月13日晚从人民日报社开完会回家后，因积劳成疾突然中风。次日被送至协和医院，检查为脑血管阻塞，15日做脊椎穿刺，发现大面积脑溢血。北大校长马寅初敦请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组织抢救，予以特护治疗。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闻讯派人看望，并特别关照协和医院多加照顾。在北京的苏联医学专家赶来会诊，他们都表示病况危急，已无希望。唯独著名中医施今墨诊断后，认为尚可挽救。由于中医的及时介入，昏迷20多天的汤用彤终于苏醒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们由衷感叹，如此严重的脑溢血能转危为安真是奇迹！

　　汤用彤住院近半年，出院后在家养病，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聘请中医师继续为其做针灸治疗。又经过半年多的针灸治疗，他中风变形的面庞得以恢复，并从瘫痪在床、无法言谈行动，逐渐改善到能够在人搀扶下走路、聊天和写作了。他将此后所写全部文章和笔记统称为“康复札记”，以感怀政府组织医疗抢救的再生之恩。汤用彤因切身体验而改变了以往对中医的误解，从此他治学时非常注意医学和养生的史料。他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使我常常在书中留心关于针灸的记载。”此外，曾经反对中医的胡适、鲁迅等文化名人都是体验到中医奇效后，改变了对中医的偏见。可见，只要能实事求是地了解和探索中医，终能发现其独特价值和科学性。

　　02 在跨文化比较中考证针灸起源于中国

　　针灸发明权属于中国本是不争之事实，但随着针灸在世界上声誉日隆，一些国外学者提出异议，并以汉译佛经为据。日本医学家长滨善夫等人1950年出版《经络之研究》，举出多种汉译佛经来证明针灸发源于印度，引发热议。这种错误观点若不予纠正，势必对中国针灸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权益产生不利影响。迎战此问题，不能单凭民族感情，必须有理有据地进行论证。针对国际上流行的针灸起源于印度的谬说，汤用彤1961年发表论文《针灸·印度古医书——康复札记之二》，利用我国远古文物，结合中国古籍、汉译佛经和英译巴利文材料，证明针灸并非由印度传入，而是中国固有的，汉文佛经出现“针灸”字样乃翻译者使用汉地习语和意译造成的误读。

　　针灸的真义不在于工具术式，而在于其行医的哲理依据，需要在经脉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有鉴于此，汤用彤认真阅读《灵枢》等针灸经典，并通过梳理针灸发展史，证明针灸在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后来马王堆出土的《十一脉灸经》等著作，据考证均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凡此，皆无可辩驳地证实针灸是中国自古有之的原创性医学发明。

　　汤用彤以严谨缜密的考证解决了国际上长期聚讼纷纭的针灸起源问题，并从中揭示出中外文化比较中应注意的重要问题。他批评受时风偏见影响的一些中外学者有种荒谬的思维习惯，即凡中国与印度有相同之事，往往不分析全部事实，便先主观断定中国受印度影响。例如：“岐伯”和“耆婆”发音近似，就说“岐伯”即“耆婆”之译音、中医发源于印度。又见印度来华僧人善医学，就说印度医学由其传到中国，无视那时中医学已很发达。其实，本末倒置地硬说中医是受印度影响的产物，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

　　据汤用彤考证，印度佛教于公元元年前后传入中国同时带来印度医药，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中医里有些印度的药材、养生和诊疗理论，如“四大不调”等学说，中国原有阴阳五行体系，却无“地火水风四大说”。这些印度思想被南朝陶弘景所采取，他通达儒道释三教，不仅深谙中国医学，还通晓印度医学，可谓“中西医结合”第一人，但此处“西医”不是指欧美医学，而是西来的印度医学。可见，中医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并不排斥任何其他医学，融入主要起源于古希腊的西医学，也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关键阶段。

　   03 把养生修身列为中国哲学根本问题

　　我国的哲学和宗教经典中医学资源丰厚，但长期未受重视。随着新史学和身体现象学的兴起，医学进入哲学史的研究视野。汤用彤中风初愈，便把医学史作为治学重点。他这类未刊稿现存数十万字，如《〈孙真人千金要方〉养性问题札记》《〈千金翼方〉养性篇札记》《〈册府元龟〉养生篇笔记》，以及道藏和佛藏中的医学史料等札记。这对于推进当前学界的身体哲学和医学哲学史研究，为哲学文化研究开辟新途径都富有意义。

　　笔者做汤一介老师的助手时，从中选出两篇遗文《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养性延命录序〉校勘札记》加以校注，并写成解读文章《跨文化对话视野下汤用彤对医学哲学史的开掘》。经汤一介审定和推荐，《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首次推出“汤用彤与医学哲学史”专栏，刊出这三篇文章，以推动中医哲学研究的开展。

　　《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一文首次把养生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根本问题揭示出来，并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论视角进行开创性研究。这虽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哲学，但却符合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显发了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国哲学的特质和主体意识，丰富并深化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内涵。

　　身体现象学早已成为国际显学，汤用彤在60年前已楬橥身体的哲学意义这一虽极关键但易被遮蔽的问题，可谓国内学界对身体现象学研究的最早回应。儒家的修身往往不着眼于身体层面，道家则彰显了身体在生命中的主体意义。“身”与“天下”相比，主导权在“身”，“修齐治平”的事业都是身体的延伸。汤用彤梳理了养身与养心（神）等观念的发展演变，认为治身、养身、养生、养性都包括人体方面的保养，这既是如何保养身体的医学问题，也涉及身体与精神、生理与心理、形与神、物与心的关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问题。

　　刊于《历史研究》的汤用彤《读〈道藏〉札记》中首篇即《关于〈养性延命录〉》。《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在《庄子·养生篇》《服气经》《黄庭经》等养生经典基础上系统归纳提炼而成。汤用彤对《养性延命录》及序言的校勘，是研究相关养生问题的基础工作。

　　汤一介、杨辛1956年调入北大担任汤用彤的专职助手，以传承其学说。汤用彤提出与杨辛合写一篇道家养生论的文章，并指导他查阅《道藏》中的资料。2012年，笔者在做汤一介的博士后时，在燕南园发现杨辛为汤用彤手抄的文稿。杨辛前来鉴定时曾说：“汤老1957年向患重病中的我讲，养生关键是要避免过度透支损耗身心，否则人就像年久失修而松垮的河堤，大水一冲便会崩塌。”这是汤用彤根据自身经验教训来现身说法，笔者发现其比喻出自《养性延命录》：“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风即折；将崩之岸，值水先颓。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杨辛谨遵汤老修心养身的教导，现已102岁高龄，依然思维清晰、言行敏捷、耳聪目明，每天劳逸结合，研究创作不辍，生活十分充实而愉快，成就了百岁不衰的高质量生命。

　　中医哲学发源于黄帝老子之道学（简称“黄老学”）。依托黄老重生思想，探索与发掘养生学以及中医学的演进路径，汤用彤有开端之功。1956年，他对登门问学的萧萐父讲：王充《论衡》累称黄老，值得探究，为此应考查王充所著《养性书》；“养性”即“养生”，乃道家思想的重要一环，由贵己养生推到天道自然；秦汉之际道家更有新发展，衍为黄老学、神仙家和医家，如《楚辞·远游》《黄帝内经》所述。这些论断可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等参照印证，足见汤用彤之睿识。

　　汤用彤家传藏书中有明末儒医殷仲春所撰《医藏书目》，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医学目录，书中体现了晚明儒道释合流的社会思潮。汤用彤从三教比较中率先研究了“儒医”问题，汤一介承继其未竟之业，在国家重大工程《儒藏》立项之初，就将“儒医”列为《儒藏》编纂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关心《医藏》的规划进展。汤用彤、汤一介较早提出身心和谐问题，并上升到哲学和文化的高度予以开创性的研讨，这对中医哲学和传统养生的学术研究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汤一介老师指引下，笔者展开对儒医、道医和佛医的梳理，以丰富中医文化的内涵。笔者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中医原创思维的方法论研究”，就是在汤先生父子基础上接续研究黄老学与中医学的关系，如《黄帝内经》等医书对黄老学的传承和发展等问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中医哲学思想通史”立项后，笔者作为子课题“近现代中医哲学研究”负责人，正在将汤用彤列为其中的重要人物来论述。

　　综观汤用彤著述可知，在中医发展过程中，陶弘景、孙思邈及后继者立足中医融合外来医学，他们一方面不忘自身主体理论框架，另一方面注重吸收融会外来学说。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态度及其系统性的创获，在我国丰富的医典中有鲜明的体现。总体上看，中医哲学以黄老道家开篇，逐步展现出儒道释交融合流、东西方医学交流互鉴、贯通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把握返本开新的原则，充分吸纳前贤成果，不断推动中医哲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来源： 经典国医学堂   作者：赵建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