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制造者石正丽”叛逃？请看清三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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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表示，确信新冠肺炎病毒来自自然界。同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霍顿在接受采访称，“病毒起源阴谋论非常可笑。”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居心叵测者绝口不提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贡献和牺牲，反以阴谋论来攻击中国。这次，两大权威声音正名，不是为中国站台，而是为全人类助阵

    当武汉病毒所专家石正丽驳斥“叛逃”谣言，喊出对科学坚定的信念之时，长安君也有三句话想说。

面对疫情，遏制谣言和遏制病毒同样重要

    当疫情突然来袭，病毒的迅速扩散已让人心生不安，而谣言的借势而起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几个月来，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我们一直在对抗两种疫情，“一种由病毒引起，另一种由虚假信息引起”，而二者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让控制病毒传播变得更加困难。

    “病毒起源于实验室”，“某国疫情早已失控”，无论谣言多么荒谬，在对病毒恐惧的人群中都有可能产生严峻且持久的后果。没有哪个民族对病毒天生免疫，也没有哪个国家自带对谣言的抗体，破除谣言必须依靠科学和公信力。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正在阻止流行病学家安东尼·福奇5月6日到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这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政府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无论是出于何种考虑，阻止科学冲在破除谣言的最前线，放任谣言的肆意传播，无疑都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当谣言的蔓延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再想辟谣已难重获令人人信服的能力。

蓬佩奥 石正丽 新冠病毒 启疾光

面对未知，请给科学多一点善意和包容

    疫情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从未停歇。他们战斗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与疫情蔓延赛跑，为的是让人类尽早摆脱病毒的纠缠。

    但科学的认知是循序渐进的，科研人员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都是第一次面对新冠病毒，也要按照客观规律，逐步认识它、了解它，最终才能战胜它。在这过程中，会有局限，也会有偏差。科学允许批评监督，但容不得歪曲造谣。

    近日，有人假借日本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之名传播“新冠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谣言。本庶佑本人辟谣指出，“像这样对疾病的起源毫无根据的主张，是极其危险和具有毁灭性的。”

    尊重科学的本意，是对科学最大的善意。研究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路径，为的是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努力使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但无论研究涉及到哪些人，哪些国家和地区，都不应当成为他们被污名化的理由。假科学之名，行毁谤之实，无疑会延宕科学认知的过程，科学越晚取得成果，人们遭受的痛苦就会越大。

面对全人类的灾难，栽赃别人就是孤立自己

   新冠肺炎是对全人类健康的共同威胁，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尽快走出泥淖。而甩锅、嫁祸、抹黑并不会使疫情停止蔓延，只会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制造嫌隙，影响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

    4月3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声明称，情报界同意科学界的广泛共识，即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给了“病毒起源阴谋论”“病毒人造说”一个响亮的耳光。

    从世卫到柳叶刀，甚至连美国的情报机构都看不下去了，个别人仍在乐此不疲地抹黑中国，这背后的原因和所图不言自明。

当各国都在全力抗疫时，别有用心之人却把这场全人类的灾难当做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这不只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更是把自己放在了全人类的对立面。

    美国疾控中心5月1日发布报告，承认多项失误导致了美国疫情恶化。面对全球最多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现状，是放弃恶念，为了本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共同努力；还是一意孤行，让已经不宽的路越走越窄？一些“关键少数”心里应该有点数。

    病毒的疫情只有科学才能医治，谣言的疫情只有真相才能瓦解。各国命运相连、休戚相关，携手抗疫，大道不孤！

    注：内容来源  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  《“病毒制造者”叛逃？请看清三个事实》  图文编辑 启疾光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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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丽全家“叛逃”？朋友圈再发声：不管有多困难都不会出现“叛逃”谣言中的情况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5月2日获悉，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专家石正丽当日发布微信朋友圈，否认所谓“叛逃”谣言。

“亲爱的朋友，我和家人一切安好！不管有多困难，都不会出现‘叛逃’谣言中说的情况。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心中有对科学坚定的信念。一定会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在一张于5月2日在网络流传的石正丽朋友圈截图中，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看到了上述文字及九张生活照片。记者随即经相关渠道确认，该朋友圈确为石正丽本人所发。

此前，因多年来致力于蝙蝠携带病毒研究，石正丽及其团队一直被阴谋论所困扰。近日在海外甚至有人散布消息称，石正丽带着全家人和“近千份秘密文件”出逃欧洲，已经在法国“向美国大使馆申请庇护”。

石正丽 发朋友圈图 行管病毒启疾光

这不是石正丽第一次在朋友圈发声辟谣，2月2日，针对印度学者质疑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论文，她在自己个人微信朋友圈发文：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疫情暴发以来，所谓“病毒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病毒系人为制造”的谣言一直存在。当地时间5月1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该组织召开的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关于新冠肺炎病毒是否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质疑，已有许多科学家研究了新冠肺炎病毒基因序列，确信新冠肺炎病毒来自自然界。他表示，重要的是确定其宿主，以更多了解病毒如何在人与动物间连接，以及是如何打破人与动物间的传播障碍，目的是为了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健康中国

     新华社日内瓦3月30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30日在日内瓦正式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今年（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外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3个小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研究报告。
     联合专家组评估了关于病毒引入人类的4个路径，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可能至比较可能”直接传人，“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报告提出了联合专家组下步研究的建议，包括建立全球统一的数据库，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由全球科学家在多国多地寻找可能成为病毒宿主的动物物种，进一步了解冷链和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

     世卫组织当日就报告举行会员国通报会。联合专家组外方组长彼得·安巴雷克介绍了联合专家组在武汉的实地工作和共同研究情况，并感谢中国政府和科学家为此次溯源合作提供的支持。
     中方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报告是中外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凝聚了联合专家组中外专家的共同心血。联合专家组始终秉持科学思维，以证据为基础开展研究合作。此次在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是全球溯源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报告的所有结论和建议都是基于全球视角，未来研究不会仅限于某一区域。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说，中国和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展现了科学、开放精神。中国各级政府为专家组在武汉的顺利工作提供了必要协助，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也得到了双方专家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溯源问题是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溯源也是一项全球性任务，中国-世卫组织这次联合研究将对全球多国多地溯源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并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也为人类更好认识病毒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新华社）
     【早前报道】
     新华社快讯：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30日在日内瓦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
     新华社快讯：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30日在日内瓦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新华社快讯：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30日在日内瓦发布，报告认为调查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

海宁行者

石正丽团队发表冠状病毒新研究，进一步证明新冠非实验室泄漏

    新冠病毒SARS-CoV-2造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大流行COVID-19，而其中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是这种病毒的自然来源。

     近日，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lineage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that use bat ACE2 receptor”。他们报告在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发现的蝙蝠身上鉴定出的新的SARS-CoV-2相关病毒病毒谱系，这些病毒采样于2015年，地点和研究团队此前报告的来源于中菊头蝠、与SARS-CoV-2基因组一致性达96.2%的RaTG13系同一地点。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任石正丽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蝙蝠病毒感染与免疫学科组组长周鹏。
     研发同时指出，根据现在的研究发现，目前发现的能被分离出的蝙蝠SARSr-CoV-2系或新谱系病毒均无法有效利用人类ACE2。因此，如果不进行适应，对人类的溢出风险还比较小。相比之下，从使用受体的情况来看，穿山甲冠状病毒具有较高的溢出风险。
     他们还进一步强调，尽管此前有推测称，可能是实验室的RaTG13泄漏导致了SARS-CoV-2，但现有的实验证据并不支持这一推测。
     石正丽等人在这项研究中强调，目前我们在蝙蝠身上发现的SARS样冠状病毒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未来应进行更系统性和纵向的监测，防止病毒再次造成重大溢出事件。

     不同于SARSr-CoV-1和SARSr-CoV-2的新谱系
     论文中写道，2015年5月，研究团队在墨江县进行蝙蝠采样。蝙蝠在肛门拭子取样后被释放，样品在-80°C条件下保存直到使用。
     在蝙蝠中追踪SARS-CoV-2起源时，研究团队此前发现了RaTG13，它与SARS-CoV-2的基因组同源性为96.2%，这是迄今为止最接近的基因组。
     他们对2015年于同一地点采集的蝙蝠样本进一步调查时发现，其中8个样本的序列与SARS-CoV-2序列同源性为93.5%。7份来自小褐菊头蝠（Rhinolophus stheno），另1份来自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
     因此，他们进行了下一代测序(NGS)，以进一步分析这些冠状病毒，所有8个样本均获得全基因组序列。这8个SARSr-CoV基因组几乎相同，彼此之间的序列一致性超过99.7%。研究团队以其中一株、被命名为RaTG15的病毒株为代表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在用于冠状病毒分类的7个保守复制酶结构域中，RaTG15与SARS-CoV-2和SARS-CoV-1的同源性分别为95.3%和92.5%，表明其属于冠状病毒科Betacoronavirus属的Sarbecovirus亚属中的SARSr-CoV种。
     此外，RaTG15在开放阅读框1b (ORF1b)与SARS-CoV-2基因接近。在完整的ORF1b区，RaTG15与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野生蝙蝠SARSr-CoV-2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84.6%-89.0%，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为95.6%-97.3%，这其中包括来自云南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和RmYN02，日本的Rc-o319，柬埔寨的RshSTT182，泰国的RacCS203，以及两个穿山甲冠状病毒株。
     研究发现，相比之下，除上述ORF1b外，RaTG15与SARSr-CoV-2和SARSr-CoV-1在大多数基因组中均有显著差异。ORF1a、M和N的基因同源性低于80%，S、ORF3、6和7a/7b的同源性低于70%。
     研究得出，总体而言，RaTG15全基因组与SARS-CoV-1序列同源性为74.4%，与SARS-CoV-2序列同源性为77.6%。值得注意的是，RaTG15和SARS-CoV-1在S、E、M、N和ORF6蛋白上的序列一致性比RaTG15和SARS-CoV-2之间的更高。
     研究团队认为，RaTG15在内的这一新的病毒谱系可能是不同SARSr-CoVs重组的结果。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也较好支持了这一点。研究团队指出， SARSr-CoVs此前主要由两个亚谱系组成，即SARSr-CoV-1和SARSr-CoV-2。后者包括最近在亚洲许多地区报告的穿山甲和不同种类的菊头蝠中的SARS-CoV-2。在全长基因树和S基因树中，RaTG15及其相关病毒均远离上述现有的两个亚谱系，由此形成一个新的谱系。

     在没有进一步适应的前提下人畜共患潜力有限
     研究人员进一步检测了RaTG15的S蛋白序列，并与其他SARSr-CoV-2做了对比。
     他们发现，RaTG15的S蛋白的受体结合域(RBD)与其他sarbecoviruses病毒高度不同，与SARS-CoV-2的氨基酸同源性为72.6%，与相关的蝙蝠和穿山甲冠状病毒的氨基酸同源性为68.6%-73.3%。
     值得一提的是，和上述提到的RmYN02、RacCS203不同的是，RaTG15 RBD没有出现一种缺失，也就是对应于SARS-CoV-2 S蛋白中的氨基酸473-486缺失（缺失2），根据此前的研究，该缺失决定对了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的利用。然而，和SARS-CoV-2和RaTG13相一致的是，发现了一个与氨基酸444-447(缺失1)相对应的缺失。该处缺失的位置与柬埔寨RshSTT182的位置相似。
     另外，在SARS-CoV-2与ACE2受体结合的5个氨基酸残基中，RaTG15表现出有4个是不同的(486、493、494和501)。此外，与大多数蝙蝠SARSr-CoVs一样，在RaTG15的S1-S2接合处没有多碱基(furin)酶切位点。
     论文提到，序列分析表明，RaTG15病毒可能使用ACE2作为进入受体，研究人员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试验。使用了来自SARS-CoV-2、SARS-CoV-1、RaTG13、pangolin-CoV-GD、pangolin-CoV-GX和RaTG15的RBD蛋白，以及人类和中菊头蝠 ACE2蛋白的外区结构域(图S2A)。
     他们发现，中菊头蝠来源的RaTG13和RaTG15 RBD蛋白对人类ACE2 (HuACE2)的亲和力很弱或没有结合亲和力。而两种穿山SARSr-CoVs的RBD蛋白对HuACE2的结合亲和力要高得多，仅略弱于SARS-CoV-2 RBD，但仍高于SARS-CoV-1。pangolin-CoV-GX对HuACE2的结合亲和力略弱于pangolin-CoV-GD。
     研究人员进一步验证，相对于利用huACE2，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和RaTG15是否能更有效地利用中菊头蝠ACE2(RaACE2)？结果发现，RaTG15 RBD与RaACE2的亲和力也同样明显低于SARS-CoV-2和pangolin-CoV-GD/GX对RaACE2的亲和力。与在HuACE2中一样，RaTG13 RBD与RaACE2的结合很弱。
     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假病毒感染试验。与RBD-ACE2蛋白结合分析一致，HuACE2介导了除RaTG15外的所有SARSr-CoVs的进入，而中菊头蝠ACE2支持所有SARSr-CoVs的进入。
     研究总结认为，无论是SARSr-CoV-2谱系还是此次鉴定出的新谱系病毒，均不能有效结合HuACE2，RBD区域是否存在缺失似乎会极大地影响结合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适应，蝙蝠来源的RaTG13、RaTG15以及其他可能的SARSr-CoV-2病毒，它们的人畜共患潜力尚有限。相比之下，从使用细胞受体的情况来看，穿山甲冠状病毒具有较高的溢出风险。

海宁行者

       实验证据不支持实验室泄漏导致SARS-CoV-2
     总的来说，该研究报告了从蝙蝠身上发现的一种新的SARSr-CoVs谱系，这些病毒与SARS-CoV-2在RdRp区域密切相关，但在基因组水平上与任何已知的SARSr-CoVs都还有距离。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已从野生动物中检测到几种与SARS-CoV-2相关的冠状病毒，但它们没有一种在基因组水平上与SARS-CoV-2有99%的基因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冠状病毒之间较易发生重组事件，这也被认为是SARS-CoV-1的潜在起源。此前的非典溯源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蝙蝠中发现的SARSr-CoVs携带所有的SARS-CoV-1基因组片段。而不同野生动物的部分基因组区域与SARS- CoV-2序列高度相似，也提示在跨物种或种间传播的病毒进化过程中可能病毒重组。
     研究人员在论文讨论部分指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现在从蝙蝠身上发现的SARSr-CoVs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些病毒可能在动物宿主中经历了选择或重组事件，使病毒对新宿主产生适应，然后传播到新物种，直到它们进入人类社会。
     他们强调，应该对此次鉴定出的新谱系病毒进行监测，以防止未来疫情的暴发。因为来自SARSr-CoV的另外两个谱系的病毒，即SARS-CoV-1、SARS-CoV-2，分别导致了非典和COVID-19。
     此外，根据现在的研究发现，目前发现的能被分离出的蝙蝠SARSr-CoV-2系或新谱系病毒均无法有效利用人类ACE2，因此，如果不进行适应，对人类的溢出风险还比较小。相比之下，蝙蝠SARSr-CoV-1相关谱系中能利用ACE2的病毒在跨物种传播方面似乎更危险。
     研究提到，RaTG13是现阶和SARS-CoV-2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但对HuACE2仍仅表现出很弱的结合亲和力。
     他们强调，尽管此前有推测称，可能是实验室的RaTG13泄漏导致了SARS-CoV-2，但现有的实验证据并不支持这一推测。相比之下，穿山甲冠状病毒对人类或蝙蝠ACE2具有很强的结合能力，对人类或其他物种具有很高的跨物种潜力。     研究人员分析，在SARS-CoV-2来源于动物的这一背景下，可能存在一种比RaTG13更有效使用HuACE2的蝙蝠SARSr-CoV，或者有一种具备更高基因序列一致性的穿山甲冠状病毒。

     研究最后强调，今后需要对蝙蝠、穿山甲或其他可能的中间宿主动物进行更系统和纵向的抽样调查，防止未来由SARSr-CoV相关病毒造成的溢出事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SARS-CoV-2的来源。（论文链接：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5.21.445091v1  澎湃新闻）

苍穹

    据路透社当地时间2021年6月1日报道，世卫组织已要求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提供2019年采集的含有新冠病毒抗体的血液样本，送往荷兰鹿特丹大学检测。
     当地时间6月4日，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向总台记者确认，此事属实。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媒体负责人表示，暂无法透露进一步信息，但将在未来几天就此事发布新闻公报。
     去年11月，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肿瘤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显示，在2019年9月采集的居民血液样本中发现新冠病毒抗体，这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夏天就已经在意大利传播。（央视新闻）

纵横四海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者杨骏 张健）“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可能性为零是基于常识。”针对一些西方媒体大肆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曾参与指导武汉病毒研究所P4（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建设和认证的法国专家加布里埃尔·格拉斯站了出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予以驳斥。
      “武汉P4实验室是在法中密切合作下建造的，我对其安全性毫不怀疑。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说不可信。”格拉斯曾受聘为法国驻华大使馆技术专家，参与协调执行2004年中法关于新发传染病的合作协议。2012年至2017年间，他每个月都去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一到两次。
      他说，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都符合非常严格的标准。“验证这一点是我的日常工作，我拥有生物安全领域专家和病毒学家的背景，所以我也会参与其中”。
      格拉斯强调：“操作P4实验室是非常昂贵的，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上。由于安全方面的限制，操作需要穿戴压力很大的‘太空服’行走，实验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因此人们不会使用P4处理生物安全等级三级的病原体，也不会使用P3实验室处理生物安全等级二级的病原体，这是常识。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属于二级或三级病原体，从未属于过四级。”
     “这就像：如果你需要移动30公斤的冰箱，你不会用20吨的起重机来做，这完全不合逻辑。既然没有任何理由在P4实验室里培养新冠病毒，因此也不存在新冠病毒从P4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可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只会造成混乱。”他进一步解释。
     针对新冠病毒是否在实验室“制造”的问题，格拉斯认为，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它在野外出现的，而不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当一种病毒被发现时，它要么存在于野外采集的样本中，要么存在于病人身上采集的样本中。在大流行开始之前，天然的新冠病毒存在于实验室吗？已发表的证据与此相反”。
     他表示：“我们不能陷入无端猜测的陷阱，还是把它留给那些无端猜测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