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代名医与名著 谈中医学习与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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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辑王东海￭《谈大中医观》之临床治病效法


    要学习中医，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学好《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这么一些医家是我们必需要学习效法的：大我们约360岁的傅青主（1607～1684），而傅青主的全部医学心法在陈士铎的医学全书中。大我们约180岁的费伯雄(1800～1879)、曹仁伯、王孟英、程杏轩、王旭高、王堉、李冠仙等。王九峰（约大我们180年）和张石顽（约大360年）的也可备考。你若要学得更好，大我们约900岁（900也是180的倍数）的许学士许叔微(1079～1154年)也可参师。
    傅青主“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我常私下认为，只懂医学，不旁及其它学问，医学也难精进。傅青主被后世尊为“医神”，足见其医术远胜一般的中医名家。
    陈士铎比傅师约小二十岁，因博学且精于医被傅师选为传人，故陈士铎的医著中，常大段大段地与《傅青主男科》等雷同；所编著的《外经微言》，我个人认为这是《内经》以下，最可宝贵的中医理论书籍。
    黄元御的《四圣心源》，原亦成就较高，但与这《外经》相较，又相差甚远。《四圣心源》的较大篇幅说来说去是现话在重复，远不如《外经》字字珠玑，篇篇精彩。学医之人，若不读《外经》，你就不会知道一些名医的错误在哪里，也就不会知道一些名医（如张锡纯等）自以为独得的心法在《外经》里全都有。
    而《石室秘录》虽有《傅青主男科》的六七成原话，仍精爽可观。其所述医法，名医曹禾（此人读过很多医著）在《医学读书志》中评陈士铎“立方多有可取者”。
    然，傅陈二位的医法仍可以用数个字概括-----着力在肝肾之阴。以我意观之，特别是肝阴，“白芍”出现的频率排在第一，当归，熟地，生地为第二。由肝及肾，是因子盗母气，且“乙癸同源”----关于这，最好是与费伯雄的《医醇剩义》同观。
    学医之人，必读前人医案。曹仁伯、王孟英、程杏轩、王旭高、李冠仙、王九峰等人皆有医案传世，且读这些医案，你很容易找到与你临床所遇的病人情况相类似的例子。相对来说，离我们时代也不太远，大周期更类似，最宜效法---是我们学医之人最为宝贵的模范。而许学士《普济本事方》再好，因离我们太久远---借用《石室秘录》里华佗之言：清初宇内之气已薄于三国时，药方要化裁了。观此，亦可悟执泥经方之浅陋。   


注：黄东海先生的“大中医观”，还有另一篇《看历代名医与名著 究中医五行与运气》----《转辑黄东海〈大中医观〉之名医理论与运气关系》一起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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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仁伯(1767—1834年)，曹师济世救人之时应属于１８０４至１８６４年的下元甲子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中的前半截。读曹师医案实则比读天士指南更难，仅能会其大意（用药大方向）、得其大概，故不能深述其意。
    费伯雄（1800年－1879年），老先生的医著读过以后，你会清晰地感受到费老最重肝脾。案中遣药组方最常用生熟二地、白芍、栀子、当归、阿胶、丹皮、桑叶、菊花、羚角、女贞、青黛、石斛、牡蛎、蒺藜子、茅根、沙参、蒌、花粉、麦冬（此数味以助金平木，似是用药力在肺，实还是将药力归落于肝）、橘饼、法下等，因费老正行道于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令。特别是后半之厥阴风木，以肝为重，兼及于脾、肾、肺，实皆不离于肝之治。晚年为阳明燥金司气时代。
    王孟英(1808～1867年)，名士雄，清代著名医家。临床甚丰，尤以治湿热症见多，所著全集中于《王孟英医学全书》中，所言精当、议论有理，当属清代医家中集大成者。王氏所处江浙一带，地势低平，水道湖泊甚多，此其地理；而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为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主事。《霍乱论》之作诚有根缘，医案数卷中亦可见湿热症甚火；所用药品，频率最高者全属清利湿热之品，其中又以清肝之品最多。湿热在身，各种补法皆宜暂缓，故王氏多以驱邪为首务。王氏又推重魏柳洲，魏氏名方一贯煎是也，专主滋肝阴。
    程杏轩(1804～1864年)，考其医案中的事迹，可知程师活跃于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令。滋水柔木、潜阳清肝等法最为常见，尤以续编中最为显然，如辨证语“內風乘虛上升，潛陽熄風，靜以製動”；“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水足則木暢而筋柔”；“肝陽上升，沖心為煩，沖肺為咳”；“木失水涵，以致肝陽內熾，肝為剛臟，須和柔濟之”；“腎元下虛，水不生木，肝風鴟張”最为多见。观程师医案，除却特定人事乖违病例，大致最常选用下列药物：当归、白芍、阿胶、菊花、勾藤、桑叶、生地、熟地、丹皮、石决明、赤芍、黄芩、牡蛎、女贞子、羚羊角、栀、沙参、麦冬、人参、石斛等，而案中病例多与今之民病相仿佛。可知相火风木令中医家心法，对今人来讲，参考师法价值极大。又，《程杏轩医案》取后面的三分之一即可，此时程师的医法更精，且所遇病人也进入了少阳相火时段，王堉的《醉花窗医案》医案，取后面的三分之二部分，此时，时间段才吻合我们当前的。
    李冠仙行道于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甲子，著有《仿寓意草》、《知医必辨》等。李师重视喻嘉言心法，敬重之意溢于字里行间。观李师医案及《知医必辨》中所阐述的观点，十有九与费伯雄、程杏轩、曹仁伯同法，他们的常用药物几尽相（同时代英雄所见略同，其医学心法，用药大框架，大思路可以说完全吻合。哪似当今众说纷纭）！李师喜用生地之外，尤发明黑芝麻为药中妙品．＂肾不养肝，阴虚火盛之际当滋肝清热＂之类滋肝清肝之言出现频率最高，又常不惜笔墨批用热药温燥之害；《知医必辨》中议论诸贤，自是李师个人临症阅历而慨叹，不必多议。唯批《石室秘录》与《临证指南》太过，不必泥其所言。
    我在读这些名家的医案时，曾将医案中的药抄写下来，发现这些医家的常用药都差不多，甚至可以说使用频率高用量又大的那些药，几乎是相同的---诸位可以自行整理，必获益更多。
    综上所述，治疗当前民病，临床在一线的中医师们应多用滋水涵木的熟地、生地、当归、白芍、元参、阿胶、菊花、桑叶、决明子、枣仁、女贞子、石斛、萎蕤、蒺藜子等。若多用香燥热烈之附子、肉桂、桂枝、干姜、砂仁、陈皮、茯苓便是与时相反，必常常与病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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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太阳系内，天时之气原是风木司天、相火在泉之大气候；又，司天主前三十年（1984--2014年）、在泉主后三十年（2014---2044年）。风火之气盛行。“风者，厥阴木气之所化也，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肝。”肝气易盛（“气有余便是火”--朱丹溪语）肝血易亏是当前民病的大趋势---这是铁定的大趋势。
   因“子易盗母气”“肝肾同源（乙癸同源，木需水涵的道理）”“滋肾即是养肝之法”的理论，故将肝肾并重。又因木克土之传化，党参、白术、石斛、偶或神曲、陈皮亦在考虑之中，亦符合仲圣“肝病传脾先实脾”之旨，实亦是叶天士“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旨；又因木能侮金，助金平木之麦冬、枇杷叶、天花粉、五味子等常被选用；又因木能生火，肝血不足累及心血亦亏，枣仁、萸肉、柏子仁、桑叶等亦常被选用---并活血凉血之赤芍、丹皮、藕节等；又或直清肝经之火的菊花、青蒿、栀子等，又或肝气左路过升，用赭石、竹沥、牛膝，偶或车前子从右路顺降以治之。活法在人，原不能以四物汤，六味地黄丸，一贯煎等拘泥之。
    综上所述：名医们的用药风格因处于不同的大四季而显得不同，但这样的用药从大的历史长河来看，正是顺应了天时。因此，不难发现，目前最可效法的前贤是嗜用滋肝肾重真水柔风木这类药物的名家。
    再想想当前民病的大致性趋势：肝炎病人极多(肝的五行属性为木,而现在为大天时的风木主事,肝火太过,最为常见)，脑心血管病患者随处可见(肝与心脏，一个调节血液，一个运行血液，在中医里肝脏与心包络都带有木的属性)；各种胃病也是，设若肝胆不防脾胃，脾胃自健（肝在五行中为木,脾的五行属性为土；五行之理，木易克土,"肝病传脾"，医圣张仲景曾作明训）。
    因此，防治疾病的最佳方法应该是：滋肝血以柔肝疏肝(滋肝阴以配肝阳)兼顾肾气(肾为水生木，是肝的生母)。
    肺病咳嗽类的疾病也与肝有极大的关联，肺五行为金，金本克木，若木气强盛，反受木的欺侮。治肺病考虑到肝的因素，必定更容易治愈。
    睡眠不好，难以入睡，凌晨容易醒来，也是肝血少，肝阳太旺的缘故，成语“怒发冲冠”，发怒时气上冲，说明肝火太旺，亦能证明肝气是上冲的；人在睡时,阳气进入阴气里，肝的阳气上升太过太盛，就会使全身的阳气都不容易潜入阴分，所以入睡困难；凌晨时分，如一年的春天, 这正是肝木主事（得时令，得天时之助而变更旺）的时候，肝血少为肝气上升过旺之素因，再得天时之助，要想不醒来，好难实现！
    前列腺病，中医上讲肾脏肾气司管二便，肝管人的疏泄功能(疏泄，如汗多疏泄太过，汗少疏泄不及，尿液也是如此)，治肾的同时要兼顾治肝。如此等等，各种疑难杂病，皆可以从肝血少、肝阴虚、肝气盛肝火旺的角度去考虑, 多考虑这个因素所有的病都容易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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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家著中序言，每每论及这，仁术仁心跃然纸上，我们学医之人，能不“见贤思齐”？
    黄元御字坤载，号玉揪子。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黄氏精中医之时，已是人到中年了。而1744年到1804年为太阴湿土太阳寒水主令。实际上，黄氏对中医有心得之时，恰逢太阴湿土主事的三十年。黄著作甚多，《四圣心源》代表了他的最高成就，而《四圣心源》有个中心里的中心，那就是“燥运脾土”，太阴湿土之气盛行，“燥运脾土”是不二法门。其它办法都不对，所以他由已知推及未知---朱丹溪刘河间等都是拿刀的刽子手，不是医师。所以他的处方中几乎离不开茯苓、干姜、白术、半夏、人参等温健中宫脾胃的药。
    好在黄师还不敢妄议孙真人（注：孙思邈），孙真人年代跨越太长，学问博大名重古今。不敢妄议孙真人---黄师还是有这自知之明（可见人生世上，还是需一定名气的。故托名宣扬自己的医学心法，在中医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黄师文笔犀利，吸引力强，我是读了几位医家的著作后，再读黄师的医书，当时真是感觉到找到了中医的真谛，前面读的医书都没能像他这样讲得干脆清晰。
    而我父亲也刚好是主要行医于1954到1984年的太阴湿土主令时段，他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告诉我说“黄师的书最可信最可效法”。而我全力学中医时，毕竟又是九十年代以后了，所以父亲并没叫我只看黄的医书，而是同时也告诉我：雷丰的《时病论》、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何廉臣编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还有《本草从新》、《麻科活人全书》（虽是治麻科的专书，但能给人以启迪，使人触类旁通）都是好书。我观我父之处方，燥运脾土的思路慢慢少了，滋肝养血的药物开始频繁出现。因1984到2044年，前三十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为少阳相火在泉。
    雷丰，清代著名医学家，中医理论精深，临床经验颇丰，所著的《时病论》，崇尚《内经》，特别是“一岁之中，时病多而杂病少”的观点当引起世人警醒。据本人所验，当今民病，除七情内伤与时病新感之外，皆时病误治或失治而变迁成的“杂病”，也就是说---这个“杂病”，实际上还是时病，是久久不愈延生演化了的时病。
    在我读来，何廉臣编辑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书中汇集了当时顶尖的中医人才的医案与心得，实际上就是一本比《伤寒论》更为详细具体的“伤寒论”。诚如序中所言＂一卷可抵万卷＂。
    学医之人，必当读案---读前贤医案，古贤医案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和喻嘉言的《寓意草》（实际上，最适于我们今天效法的另有其人，前面我已讲到），而《临症指南》略而不详，欠辨治思路脉络；《寓意草》辨治周详，堪为后人医案之楷模，只是喻师有点儿---还是要说出来这个读后感---喻师述理时有点盛气凌人。且《寓意草》因医案太少，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相比美。
    看《全国名医验案类编》这本书，建议像中学时代预习数学例题那样去做：将题目答案（辨治分析和处方部分）先捂住，先自己据题目做解答，看看与那标准答案是不是相接近。这样最能测试出自己在临床时会不会误人。   
    八年前，我在网上首次发表了《论大中医观》，后又写一篇文章讲历代各家心法，皆与前面数段文意相仿佛。虽显粗糙，大致也述清了“每位医家的心法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学医之人要有所选择地阅读前人著作”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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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新中医成立后，也有不少人研究“中医运气学”的，医家权依经写了一本书叫《五运六气详解与运用》；杨力教授罗列并分析了许多前贤文献放在她的《中医运气学》一书中。等等。
    有人会生疑问，按你这么说，古时的大名医都是深究运气学的？不懂运气学就不能成为良医不能成为大医了？
    应该客观地说：古时的大名医，也有部分是不懂运气学的或反对“运气学”理论的，普通的名医中，甚至还有近半数抨击过“运气学说”。但一个临床辨证的高手，如张锡纯（他信运气学的理论，但不坚信运气学说的具体运用。可他据自己的临床阅历，明显感受到了“运气学说”的大规律），这样一个辨证施治的高手，不用运气学理论，仍能用药精当，效如桴鼓。
    但必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初学时，选择的书籍要对路；
     2 下过苦功，有过大量阅读、理解、妙悟；
     3 明白：前贤所述，各有所本，自个临床运用，要懂得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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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接触病人时，有效有不效，效与不效皆思之，像陈修园说的那样，静坐时联系贤圣书中的某某训诫想想；如此仍有不得解之处，不要紧，暂搁于脑海中或记于纸上，数月后，或数年后，必有恍然大悟之时。




注：黄东海先生的“大中医观”到此分享完毕，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另一篇《看历代名医与名著 究中医五行与运气》----《转辑黄东海〈大中医观〉之名医理论与运气关系》一起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