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代名医与名著 究中医五行与气运

中国文化

                                  ——转辑王东海￭《论大中医观》之名医产生与气运关系

                                                                                 “大中医观”引言

      有些不懂中医不了解中医的人认为中医是迷信，是伪科学；绝大部分学中医的人面对中医学派争鸣、中医名家相互批驳指责的论述：如河间认为“六气皆从火化”而应多用生石膏黄芩黄连等寒凉药；祝味菊强调要首重阳气，认为“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应多用附子、肉桂、干姜等热药助阳；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多用滋阴药而填补阴分之不足---滋阴药有防碍脾之健运，不利于消化吸收的副作用；黄元御认为要多用热燥药温燥药去燥湿健脾来助长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才好。
    有不少的人看中医回来，也常大发感慨：“我这个病，这位医师这样说，那位医师又那样说，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 笔者生于中医世家，亲眼看到过，亲身体验过中医的正确性，科学性，神奇性。也在刚开始学中医的那几年，对“中医名家们各说各有理，并相互批驳指责，阐述的观点势如冰炭，针锋相对”的现象产生过困惑。很想穷其究竟，期盼读尽天下医书，将历代医家心法去粗存精并统一起来。
   今天，我自个认为：已向着当年的这个愿望迈出了一二步，欣喜之中，忍不住早日将之公诸于众。并大胆地预测：医学院里得此，可让中医学子早日成才；医师得此，可匡正用药思路大方向；患者得此，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情况；健康者得此，更利于养生延年。


注：此为黄东海先生的“大中医观”第一部分即理论观点部分，还有另一篇《看历代名医与名著 谈中医学与效法》----《转辑黄东海〈大中医观〉之临床治病效法》一起构成

中国文化

                                                                            《内经》与《伤寒论》

    我家世代行医，父亲的药柜上书有“道法灵素，理合君臣”的字样。这个“灵”“素”就是指《灵枢》《素问》，也就是《黄帝内经》。我们所见到的《内经》是唐代医学家王冰王太仆编订的。唐代出了个大医家孙思邈孙真人，孙真人以141岁（一说是102岁）的高寿名垂后世，以《千金方》等著作享誉中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编辑整理注释《内经》的王冰的光辉成就。可以这样将王太仆和孙真人做一下分别：孙真人偏向于走平民化的路线，讲医药方法较多；王太仆走的是学术理论路线，整理医术理论，探求医理根源较多。  
   人们大众崇敬孙思邈孙真人，真正的中医研究者很感谢王冰王太仆——这是因为：《内经》是中医学最宝贵的著作，也是中医史上最古老的宝典，里面汇集了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中医理论。书成之后，历经各朝变迁，到唐代时，散失不全几不成书了，王太仆动用国家机器又遇明师，终将《内经》整理成篇加以注释。
   《内经》的医学成就太令人惊奇了，于是有人认为这是神圣的作品，或是上一代文明留下来的医学成就，也有的人认为是当时的贤达通过内修、内视、修心、悟道得到的医学真谛。这些想法与推测似是有违我们常人的理解，但丝毫也无损于《内经》的神奇与伟大，而是更能反衬出《内经》的神圣宝贵。
   《内经》一语，往往蕴意无穷，《内经》所讲的经络、的五运六气似是超越了当代科学文明。概括地说，《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工具（这是不了解《内经》，不了解中医的人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可信的原因之一），阐述了人体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症候、诊法、治则、针灸、五运六气（实是讲时空作用于人）等内容。
   “五行学说”和“五运六气理论”，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古人认识世界，把宇内万事万物分成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别（称为“五行”），五大类物质的运动变化形成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这个“五运”可视作古圣在分析地球的自转和地球内部运动规律，“六气”可视作古圣解释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与太阳等天体的相对位置、角度、光谱照射等）。“五运六气”就是古人讲的天体运动，讲的是时间和空间；讲时空对人对万物的影响。  因为这个空间位置存在时间上的周期性规律（即“天体运行周期性规律”），所以“五运六气理论”能对很多自然现象进行预测，也就不那么令人觉得神秘而奇怪了。
   

中国文化

     《内经》之后，有扁鹊著的《难经》。人们赞某医师医术，常常用“华佗再世，扁鹊重生”这句话。这里说的扁鹊，就是《难经》的作者（扁鹊是一个医师的名字，又是神医的代号）。《扁鹊见蔡桓公》是中学文言文中的名篇，望病人一会儿，就知道了病人的病情及其后期的发展，足见其医术之神。清代医家黄元御引述“扁鹊饮上池之水”，有透视之异能。  ---  一望便知病情及其预后，恰好说明了中医“望闻问切”理法的精妙，证实了中医的“由表及里，脏腑对应五官，五色对应五脏，阴阳五行”等理论的正确。
    扁鹊见蔡桓公的史实，被现在的人们当作神话传说看待。实际上，也不是很难达到那种境界。我说一个事实：我祖父攻的是中医外科，和他同时代的有位“松林先生”，是主攻中医内科的。松林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这位老先生有个邻居。一天，这邻居的一位亲戚来做客，一到这邻居的家里便卧到床上，邻居问他亲戚，是不是生病了，若是生病了，隔壁就有良医。拽着亲戚来到松林先生面前，松林先生头也不抬，就说：“你这病是吓出来的，把心结散开就没事了，不用吃药的。”原来这位亲戚走私鸦片，被国军通缉。他来投奔老先生的邻居，路过先生的窗前，先生抬头一望，就了解到了病情。从这个故事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医里讲的“一望便知”也不是很难做到，就这故事中的情况，很多有阅历的人，都可以做得到。
  《内经》旨意精微博大，学医之人每每望洋兴叹，扁鹊著《难经》，取问难求解之意，助学者知其医理之所以然，用心仁慈而美善。可惜的是，今人读《难经》，仍每每兴起茫茫然不辨方向之苦。 悲乎哉（扁鹊担心后人学《内经》时理解不到位而著《难经》，他哪里会想到后来的学医者，连《难经》也不易读懂）  ，医道之难也。  

中国文化

     东汉末，医圣张仲景出，医圣与外科祖师华佗大致同时代，华佗因起死回生的外科医术在民间影响最大，医圣则以六经辨治，有法有方垂训万世。医圣以天纵之才著《伤寒杂病论》，（书原名《卒病论》）原意为治外感诸病立法示范，至于内伤杂病的治法，则在医圣的另一著作《金匮要略》中。仲圣著作，不借用《内经》一语，而水火相胜之义，阴阳进退之理，天地与人的诸多联系无不言及。且其旨意，无不与《内经》吻合。
    可以这样说：《伤寒论》是《内经》在临床治病上的最标准示范的总结。你若是个顶尖聪明的人，学了《内经》后，就懂得了中医理法，学了《伤寒论》，就有了将中医理法运用到病人身上去的的榜样，若再学好药物学《神农本草经》，你就可以仿照这个“榜样”去辨治所有人的所有病。    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高的悟性，不能真正做到提头知尾，举一反三。博大精深的中医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学到手的。所以我们必需要下大力气，用苦功夫，精求诸多名家大医的著作，看看他们的理解，体味他们的言下之意。
    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不认可中医，是因为他们碰到了太多的三脚猫中医，有的可能连三脚猫中医都算不上，是骗子。是这样一些人败坏了中医的名声，让“中医是伪科学”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中医没有学好，只知有一，不知有二，最容易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情况---圣贤书中明明写着如此如此，到你手来就是无效。加上中医强调无形之气化，阴阳五行学说又与玄学文化同根同宗，也难怪人家说是“伪科学”了。

中国文化

                                                    “五运六气”与大司天周期性


    仲圣以后，注解《伤寒论》的医学家近以千计，有影响的也有数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值得中医研习者注意的也难以一一叙述。加上一些风格自成一家，与伤寒理法似相距较远的救世大医，可谓群星璀璨。而要纵论这些医家的医学心法，离不开六气司天之大周期。
    但有人只要一见“运气”、“五运六气”这样一些可做预测的学问，就视为迷信，归为伪科学，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瑰宝丢弃了。（必须要承认：茫茫宇宙中，我们的现代文明现代科学还没触及的或者说还没研究透彻的领域应是很多的）。 《内经》言“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
   张子和（约1156～1228年），金元四大中医名家之一，后人所称“攻邪派”的创始人，是高度重视运气学的，曾云：“不诵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不通五运六气，检尽方书何济？”清代医家雷丰，著有《时病论》，书中引用“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可以为工也”的《内经》明训；并谆谆劝告“慎毋惑于飞畴运气不足凭之说耳”。
    清末民初临床大师张锡纯在他晚年的一篇医案中谈体会时写道：“愚未习医时，见医者治伤寒温病，多有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恒多偾事。。。后至愚年过四旬，觉天地之气化又变·····”张锡纯著《衷中参西录》，书极平达中正不比别的医书涩晦难懂，而书中验案凿凿，往往一剂病起，甚则覆杯取效。说服力极大。
    实际上，张氏所悟“天地之气化数十年一变”，原属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只不过人的寿命有限，不能纵观，不能跳出来看，假若某人活了几百岁，他就能对这个大四季周期了然于胸）。
    地球上四季的更替，人易于见而理解，而对于几十年一变的“大一点的四季轮回”就不容易接受和理解了。晨为春，日中如夏，暮秋夜冬，此一天中的小四季”，地球上有我们平时说的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系中有”中四季“，银河系中自有其更大的大四季。周期性有大小，如此而已。

中国文化

       尽管如此，且内经有明训：“三十年七百二十气(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为一小纪；一千四百四十气为六十年，又是一周。扩而大之，以六十年为一大气（时间单位变了，变大了），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五运六气迭乘运转，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以五运言，六十年为一中运，三百年为一大运，圆满十二运为一周，亦以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以五运六气推衍，其数相同。”见之而理解深刻的医家也不是很多。
   清代医家叶霖是一个，他在评注《增补温病条辨》中明确指出了这个至理。明代薛方山先生作甲子会纪为后人开示明灯；清医家陆九芝的外曾祖父王朴庄对此也有会悟于心，心法被陆九芝收入《世补斋医书》。
    我常听我院子里的老一辈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冬多严寒，很多人家将屋里的横梁（土木结构的屋有横梁，在房的中上部位）都当柴烧了，这也完全吻合大司天周期性的气候变化（1924--1984年，属第七十八甲子，寒水湿土主事，寒水之气主前三十年，湿土之气主后三十年）。寒湿大四季里的冬天，寒冷自然胜过一般的冬天。
    总之一句话，你不必怀疑五运六气学说的正确性。你不学中医，不相信这至理，也倒罢了。若学中医而又不信运气学，将是你最大的损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中国文化

    薛方山先生讲：黄帝八年起为第一甲子，第一甲子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令，后三十年少阳相火主令（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此时间段地球上“风火”之气偏旺）；第二甲子少阴君火主前三十年，阳明燥金主后三十年（此时间段地球上“火燥”之气当权）；第三甲子太阴湿土主前三十年，太阳寒水主后三十年（湿寒气重）；第四甲子少阳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后三十年（火风气旺）；第五甲子阳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阴君火主后三十年（燥火气旺）；第六甲子太阳寒水主前三十年，太阴湿土主后三十年（寒湿气烈）。
    一个周期尽了，再一个周期又开始循环：第七甲子，帝尧二十一年起，风火当权；第八甲子，帝尧八十一年起，火金当权；第九甲子，帝舜三十九年起，湿寒当权；由此类推，风木、相火、君火、燥金、湿土、寒水；相火、风木、燥金、君火、寒水、湿土，迭相推算。至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起，为第六十五甲子，上元值燥金、君火用事。然后是：1204年至1264年为第六十六甲子，寒湿主令；1264年至1324年为第六十七甲子，风火主令。依次类推。
       甲子纪年，一个甲子60年，6个甲子共是360年，风火热燥湿寒（火风燥热寒湿）六气如此循环，（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180年六气周流了一遍，算是一个周期，360年里面有两个周期）到仲圣时，仲圣前半生生活在第四十八甲子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主气之时，后半生生活在第四十九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气之时。据此以观仲圣医法，更易得其要领（实本文全文皆可作学中医的提纲契领法）。
    到我们今天是第七十九甲子（1984--2044年）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令。意思就是说，我们当前处于太阳系内风火之气相对旺盛的年代。  

中国文化

                                                            名医心法与大司天周期的关系

    张仲景生于东汉后期，而公元124年到184年为大司天的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主事。仲圣感叹“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稍后即是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事。故张锡纯谓“仲圣《伤寒论》中小青龙无加生石膏法，而《金匮要略》中小青龙有加生石膏法。”《金匮要略》成书在《伤寒论》后，时移境迁，民病亦变，治法亦变。二大医学奇才，所见如此如此。每想及，灵魂深处为之一惊！
   《刘涓子鬼遗方》一部中医外科专著，虽专为痈疽疮毒类外科病立法，实亦可见其医旨之大概，书中多用三黄四物（黄柏，黄芩，大黄和当归，白芍，干生地，川芎）降火滋阴之旨不言而喻。刘涓子是军医，义熙六年(410年)，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南燕慕容超，以药治疗受伤的军士。而364年至424年为第五十二甲子，少阳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后三十年；424年至484年为第五十三甲子，阳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阴君火主后三十年。此时段皆属火燥主事，宇内（至少是太阳系内）皆是火燥二气盛行，药用滋阴降火，真可谓恰到好处。有言“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将士中有受伤者，为他们涂药，随手痊愈。他用方治病，千无一失。”因刘军医治病仍是辨证思维，常用药是三黄四物，干姜附子人参也因人酌加---大方向既已正确，具体又有调剂，千无一失，应不是欺人之谈。
    而清代大医黄元御有传奇人生，著《四圣心源》等影响后世，特别是对近几年的网上各中医论坛影响甚大，批丹溪河间言辞极为激烈，若见刘氏此书，必也一并驳斥得稀烂。噫，抑或天妒英才，故意使这中医真旨若隐若现。
    金元代以来，医学学术出现门派现象，人们将之大致分为四大学派。各学派学说的主要论点势若冰炭，互不相容；医著中常出现互相攻击的现象。实际上四个学派的学说正好如同四季用药的特点，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应乎天时的产物。四大学派代表人物的医学心法例析如下：
    刘河间（又名刘完素1110---1200年），逝世前56年时间里，属于前面所说的大四季的燥金君火主令（相当于地球上的小四季夏秋之间）。他活动在这样一个火多燥多的季节里，遇上的病人常有火燥的身体素因，因此河间以火立论，治病常多用寒凉药。
    张子和（又名张从正1151---1231年），长于攻邪，尤其是“下”法。
    李东垣（又名李杲  1180---1251年），东垣老人著书立言重在脾胃，尤其是脾阳，因其时为湿土当值(相当于梅雨季节)。补中益气汤（有医学家评李氏“一生学问，尽在此方中”），健脾胃行湿气，确实收到卓尔不群的功效。
    朱丹溪（又名朱震亨  1281---1358年），又晚数十年，主要行道于第六十八甲子，君火燥金主令。“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顺乎天时的见解，后世之人每每不理解，多有非议，令人叹息（火燥的季节，人体阴液<水分类>容易不足）。与河间所处大环境类似，但立足点不同：一个以寒凉降火热，一个以水敌火配火。

中国文化

       以上医学家的主要学说与天时相应，若仍感不足以让人确信，还可以再例举多位来证明：
    钱仲阳生于北宋末年，行道于第六十五甲子，正值大司天的燥金君火主令(夏秋之间)，故治痘多用寒凉（钱氏的名方“六味地黄丸”，实是由仲圣的八味地黄丸删减二味温热药而成，顺应大天时而化裁医圣名方，诚属救世大医）；
    其后的陈文中于第六十六甲子行医，寒水湿土主令（相当于冬与雨湿之季），所以他的医法重视温补；
    到明朝时汪石山辨痘，他的治法则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凉”，因此时正值少阴君火主令(正夏令)，叶霖评之“火运中有宜然者”。
    稍后之万密斋，聂久吾，治法又变---重温补、强调保元，因其时为寒水湿土主令也(冬与雨湿之季)。
    再后来的费建中又来著书立言，专主寒凉下夺，因治湿治寒之法，不可用于风木相火运气中(春夏之间)，费氏将其书名为《救偏琐言》（生活在春夏大季节里的医师说生活在寒湿季节里的医师用药偏了）——-这里虽然仅提及治痘，但医家治病的医疗大法大致趋势已经出来了。
    又，乾隆九年（1744年）开始进入第七十五甲子，湿寒之气主事，名医庄在田《遂生编》、《福幼编》等书出，有切戒寒凉之论，其医法盛行于1777年前后数十年（其书初刊于1777年）。
    李中梓(1588～1655年)，后世医家有不少推重李氏医旨的．因李氏与金元明时代的其他医家相较，最讲中庸之道。作《水火阴阳论》：阴阳并重，而更认为养阳在滋阴之上，补气在补血之先．李氏重脾肾，法多尚温补，略似张景岳(1563～1640年),因１５６４－－－１６２４年为中元甲子太阳寒水太阴湿土；１６２４－－－１６８４年为下元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二人皆经历过太阴湿土厥阴风木之主气．英雄略同也。
    李师作四大家论，误将仲圣与后贤并列，确有失公允。另为庸工设法（为中下乘的医士想办法）---以温补君子药试病（遇上不能确诊的病症时，用温补君子药测试究竟是何病，或得出：病是寒是热），为后贤所批，批者尤以程国彭为典型－－－程氏以丰富的临床心得批其“用温补药试病”这一方法是不对的。仍是不离大司天运气之范畴。程氏一生主要生活在１６８４－－－１７４４年的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之令，几乎与李师生活的时代相反。医法不同，诚为各有所本——以一个大圆圈来帮助理解：地上铺一个大圆，李中梓站在圆的东北边上，程国彭站在西南方向，二个人相距甚远。
    缪仲淳，名希雍。明嘉靖二千五年(1545年)  出生在常熟城。行道时以为太阴湿土为主令，故缪氏的名方资生丸，尽是健脾去湿之品（缪氏比黄元御约大180岁，所处大气候环境很类似，所以两个人的医学心得很接近）。我们湖南的前辈名医刘炳凡(1910—2000)，刘老先生1933年起开业行医，可知老先生近七十年时间的行医生涯中有五十余年是在寒湿的大气候中，老先生也是极为重视脾胃在人身上的重要作用。
    名医何拯华赞赏清医家顾松园八仙玉液方，（顾松园又名顾靖远，撰《顾松园医镜》于1718年），此亦是二位名医都行医于火燥时代的缘故，八仙玉液为顾氏得意之方，方中以甘寒清凉药为主，正是顺乎天时的妙悟佳方。
    清末民初的大医学家张锡纯（1860年－1933年，可以得知，张锡纯与何拯华同时代，约比顾松园少180岁），活跃于清末民初,正值大司天七十七甲子---上元阳明燥金少阴君火。《衷中参西录》第四期数卷为药物学讲义——首论生石膏，兼述白虎汤。人参白虎汤在临床中每派上用场，验案凿凿。此诚与当时气候大环境相吻合。又作〈驳方书贵阳抑阴论〉应是与丹溪名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相仿佛(丹溪治病于火燥之令，张锡纯治病于燥火之令，皆与顾松园极类似）。　
    张氏评价前辈黄元御、陈修园二人“用药恒偏于热”（自己生活于燥火气盛的时代喜用凉润药，故言生活在寒湿时代的医家用药偏热）。实际上，历代医家中用药偏热的医家较多：宋代名医孙兆重视补脾，约1055年前后（此时为1024年至1084年的第六十三甲子，湿寒之气主政）医术大成，孙兆此时成为“校正医书局”的主要成员。（北宋仁宗皇帝手中设了一“校正医书局”，孙兆与其兄长都在其中。）约180年后的严用和也重视脾，同时重视温补肾气，1240年前后（此时为第六十六甲子，寒湿之气主政）医法大成。孙兆与严用和二位医家的用药大框架，与黄元御较接近，纯粹是因为三个人面对是很接近的大气候环境。
   
   

中国文化

    黄元御（1705---1758年）著书立说时独逢湿土主令，不惜笔墨地阐述“中”（中指中宫，中土，也就是脾胃；脾易为湿气、寒湿所伤）的重要性，多次反复地强调了脾阳的可贵；明确地提出了“阳贵阴贱”的看法。黄师30岁左右行医，不到60岁便因事仙去，所以他特别擅长治疗脾为寒湿所伤的病。用药专主燥湿土暖寒水。而批评朱丹溪（力主滋阴配阳）等为下鬼。黄元御又何曾想到，他自己的理论被一百年后的陆九芝驳斥得稀烂（张锡纯批黄氏，较客气；陆氏批黄氏，言辞较激烈）。寒热之争如此，这都是不识天体运行的大周期的缘故，有点儿类似于盲人摸象，各执一偏。陈修园主要行道于寒水主令之时，黄元御，陈修园二人用药多热，也是顺应天时的治法。
   特别指出：黄元御文采飞扬，词藻或华丽或犀利，又有被乾隆皇帝称为“妙悟岐黄”的一代医宗等等传奇经历，所以他的《四圣心源》等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尤其是对当前的网络中医论坛。  但你若花很大的精力，很长的时间去研究黄氏的医学心法，多年后再看到张锡纯、陆九芝及本人的论述，你一定会大生懊悔之情，因为黄氏的医学心法，十成有八九成是不能用在当前的疾病治疗上。
    中医贵老，人所共知；可我却发现很多老中医数十年在歧途上徘徊，终生不悟，不肯回头。当前网络中医论坛上中医受黄元御、郑钦安等“扶阳派”“火神派”的影响极大，很多中医学习者，正在一步步深入歧途。
    何廉臣为温病名家；祝味菊特重阳气（火神派大师重肾阳脾阳）这二人治病寒热相反，这都是有“天时”原因的。
    我父亲在八十年代前期以前最重的医家是黄元御。黄师刚好大我父180岁，太阳系中的一个运行周期刚过，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极类似于180年前。但观我父晚年的处方，大旨已有较大变动——滋阴柔肝之品增多。从大四季来看，1924——1954年为寒水当权，1954---1984年为湿土当权。  1984年到现在，就是风火之气当权了。你若是个气象学者，研究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的气候特点，当然会得出“全球在变暖”的认识。殊不知，这主要原因是：太阳系中，存在大四季的周期性轮回；我们目前正处于大四季的春季。
   以上医家有的喜用寒凉治病救人，有的喜用温热救人，这类似地可以说，一个生活火气盛的时代，一个生活在寒气盛的时代("温病学派"赞成用清凉滋阴药治病也是这个道理)。
    再谈谈黄元御和我父亲：我在少年时代，就懒懒散散地，时断时续地跟父亲学医，父亲给我的第一本医书是《黄帝内经讲义》，他说：“这本书要熟读，读不懂，先记着”（因为他知道，给我再多解释，我也不会明了）；父亲给我的第二本书是《伤寒论》，他说：“仲圣的处方，参天地造化，也要多读，熟记”。父亲给我的第三本书是《四圣心源》、《素灵微蕴》等（合订在一起）黄元御的著作，他说：“我行医数十年，遇上的全是这个医家讲的情况”。之后，他才告诉我：雷丰的《时病论》、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都是好书。当然，这个时候，我开始能自己辨别医书的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