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哲学所刘长林：中华文化认识世界的三项原则

夏至

中医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说，有三项原则是我们所遵守的，而这三项原则不仅是中医的，而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医学和西医学完全是两个医学体系。那么为什么产生了两种文化形态，在这两种文化形态基础上又形成了两个医学体系？从认识论和思维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有本质不同。尽管我们和西方人认识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认识的方法不一样，思维方式不同，所以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也就产生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

认识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形态和取向上为什么如此不同？这就要从人的选择说起。科学方法和认识取向，说到底，是对世界的一种选择。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主张认识来源于经验，是片面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主体的能动作用也不限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加工制作，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主体的作用首先在选择：选取与自己的知觉能力、主观需要和认识方法（兴趣、偏好）相对应的信息，然后进行输入和加工。世界无限深广、丰富、多样。不是它提供什么，我们认识什么，而是我们选择什么，它就向我们提供什么。认识受选择制导。

用具体的有限的方法只能进入与其对应的世界的某一具体层面或具体领域，而不能进入其他层面或领域。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科学不可能是唯一的科学，西方的方法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用西方方法把握的世界（知识、艺术、宗教）不可能是全部世界，只能是世界的一个层面，而世界有很多的层面。

运动形式不同，决定学科分类；认识层面不同，决定科学多元。认识客体的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领域（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同时还要看到，同一认识领域（对象）具有不同的层面，如同一事物的物质实体构成和自然整体关系，就属于不同的层面。因此，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方法和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西医同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和调控对象，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套人体模型和诊疗方式，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认为对同一领域（对象）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那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存在层面的多样性和认识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与世界具有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观点相悖，也与认识主体对于信息具有选择性的事实相悖。

综上可见，认识主体多样性的选择，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

那么，涵盖中医药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用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道路？进的是哪个层面？与西方文化、西医学不同在哪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认识世界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三项原则：“天下随时”“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这三项原则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原点是“以时为正”，其关注和认识的层面是事物的现象层面，是发现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天下随时”——以时为正

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原点，就笔者的观察，时空选择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属于空间文化；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则具有突出的时间特征，属于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和时间文化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类文化，其他种类的文化，则介乎二者之间。

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种最基本的性质。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时空统一不可分割，但是时间和空间又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时空并重，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或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这两种做法只能分别进行，而不可能体现在同一过程中。

人类文化正是这样被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以时间为主，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以空间为主，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中西文化的不同时空选择，可以用这两种文化主流的全部表现来说明。

西方在哲学上，从古希腊至现代，西方有着重空间轻时间的传统。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在创建学说时很少讨论时间问题，而花了好多气力争辩有没有虚空。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由数产生点、线、面、体，再由体生出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和世界万物。这意味着，万物由空间产生，而空间连接本原。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否认运动和变化的可能，因而指斥时间不属于真实的事物，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只属于人们感觉中的不合逻辑的世界。

西方传统艺术以表现审美对象的空间美为主要目标。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主张美产生于数的和谐，美由数的一定比例决定。由此西方艺术把与美相关的数规定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比例，如“黄金分割”。这样的美属于空间美。西方经典绘画和雕塑，则以严格的人体解剖为基础。中华传统艺术，以“气韵生动”为灵魂，力求展现生命韵律之美，即音乐流动之美，主张美产生于刚柔、进退、开合、动静、虚实、往来、消长等阴阳关系有节律的推移。气韵就是生命，流动之美就是时间之美，故中国传统绘画重传神而不重形似，妙在似与非似之间。中国古代建筑采取木土结构，木主生，土主运化，重在屋顶羽翼之美。可见，西方人喜欢的是静态美、形体美，中国人喜欢的是动态美、韵律美。

在科学方面，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其公理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学术的发展。西方最发达的学科是物理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都主要是研究空间属性。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最大成就是对物质结构的研究，物质结构系事物的空间本质。现代系统科学虽然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时间，但所采用的方法和立场仍然是以空间为本位的，西方的生命科学、进化论、各种史学理论几乎皆如是。西方传统思维对时间的淡漠和疏离，影响巨大而深远。

夏至

中华学术从“观象授时”起始，很早就形成了“以时为正”的观念。中华学术的源头是《周易》。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略例》）《易传》：“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文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正是自然与人事的时间历史规律，其核心思想可用“与时偕行”四个字来概括。

中华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中华古人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不是既成万物的并列杂陈。天是自然界的最高概念和总称，其直接的显现是空间，但中国人对天的感受是“时”，称“天时”，天时带动地利。中国传统农学取得辉煌成就，注重农时是其第一法宝。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中国人偏重从衍生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孔子：“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孔子继承并发扬了“以时为正”的传统，强调天道、人道因时而变，与时偕行，故曰“君子而时中”。中道与时相统一，“时中”即以时为正。孔子是知行中道的楷模，与时偕行的典范，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为“道”，为根本理论，而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黄帝内经》以时间为本位，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过程，其直白而集中的表述，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阴阳的本始表现即昼夜四时，四时阴阳正是天地大系统所显示出来的时间。《黄帝内经》以四时阴阳为人和万物的根本，可见是要从具体的时间过程研究人与万物的死生、沉浮、终始等一切变化规律。更要注意的是，《黄帝内经》把顺从时间所显示出来的规律，如春夏秋冬、黑夜白日等，视为“得道”，这就表明，《黄帝内经》之“道”的实质是时间，是时间的根本特性与规律。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而且，只有在切割和分解中，才能显示空间的存在，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对立”的形式。

诚然，认识活动必须主体与客体“相对”，但是相对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性质，主客“相对”既可表现为“对立”“控制”，也可表现为“合一”“相融”。西方传统所采取的主客对立只是相对形式中的一种，凸出了相互排斥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宰制，这就决定了西方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要透过（宰制）现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切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贯穿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牢固观念。时间存在的客观基础系事物的变易，没有变易则无时间，但是，光有事物的变易，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要将时间概念和变易概念做适当区分，万物都在变易，并不意味它们都有时间，时间一定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要素，而且唯当将三者统一起来，才成为时间。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相对于某一认识主体的当下，并被该主体综合成一个整体过程，这时它们才能成立，才能存在，也才有了时间。

时间有其客观依据，即事物的变化，但同时不能离开主体的感受、内省和实践。所以，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中华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华古人在观察客体时，总会把主体融入，因为没有主体的融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既然时间离不开感受，而感受本身正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因此越是深入感受时间，在时间中观察世界，就越会与客观世界融合。而且，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立的过程整体，因此，以时间为主看待事物，又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这就表明，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与以时间为本位的时空选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不仅不排除二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分别与相对，而且始终以此为前提。试想，没有二者的分别与相对，如何谈得到他们的相融与合一？其实说“合一”“相融”的同时，就已经将分别与相对包含于其中了。而且，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做到与天彻底无分别的合一。道学、佛学修行的目标是与天道、自性和法性相合一，可是无论老庄，还是诸佛菩萨，都始终保存着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名号，这就说明还有分别。重要的是要明确天人合一中所保持的相对于分别与空间思维中的主客对立有本质不同，它是一种以协调统一为主导的相对，一种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分别。而且，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水平，它们都属于主客相对的另一种形式。

因此，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并不排除主体对客体有“观”，有“取”——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观”是观察，“取”是选取、比较和归类。从“仰观”“俯观”“近取”“远取”可见，主体显然是把认识对象——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置于与自己相对的一边。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两句话合起来，堪称天人合一之经典表述，这样的主客关系要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作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事物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中医藏象经络、辨证施治、药性归经理论，其中许多的内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道无预设、无执着，并在尊重和不干预已成事物的前提下，生化万物。人法道，顺遂万物之自性，去认识、辅助、赞化万物，这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因”“赞”“辅”。老子主张“无为”，即顺其自然，绝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64章）“不敢为”，是指不敢有破坏事物自然整体和自然生化的行为。“辅万物之自然”，是指赞化万物，帮助万物按其天赋之性自为、自治。此即“无为”，即无预设、无干预、无执着之作为。

时间不可逆转，万物的生化只沿着一个方向前进，故依从时间之道，把人和万物看作自行生化、自为自治的主体，《黄帝内经》主张“治”的根本原则是“顺”，即赞化，即辅赞人与万物的自为自治。《黄帝内经》说：“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语可视为贯穿中医诊治的全过程。

夏至

“立象尽意”——观物取象

遵循“法自然”的原则，尊重和不干预认识客体，我们面对的就是现象，顺遂事物的自然变化，来认识事物的运动规律，就不能破坏现象，而且认识所指，就是现象本身，就是要把握事物现象层面的规律。

《易·系辞》说，圣人“观象于天”“立象以尽意”，而《黄帝内经》有“阴阳应象大论”。他们所说的象，就是现象，就是主张观物取象，并以象的形式或意象性概念来概括和表述现象层面的规律。“阴阳应象大论”的篇名和其论述告诉我们，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对现象本身的概括。阴阳表达的是象，它作为概括，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不离开象的概括。中医辨证之“证”，正是人身生命自然所呈之“象”。

我们所说的现象，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所有内外各种关系的表现。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可见，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既然如此，现象就不像西方传统哲学所说的那样，只是其背后“实体”的附属存在，没有任何积极价值。

首先看无机的物质存在。由单个或少量无机物体发生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其所呈现象与承担运动过程的实体之间具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体”有何种变化，“象”则大体有与之唯一对应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体”，“象”的独立意义不明显。然而大数量无机物体的整体运动，如大气环流、地质变迁、自然灾害、太阳系小行星带的运动分布等，由于参与运动过程的物体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关系复杂，不确定因素无法预测，使得这些运动的现象与实体之间难以找到确定的对应关系，现象层面的独立意义变得明显，不可能单纯以其实体的物理化学性质来说明和测定这一类运动的变化情形。在很大程度上，这类运动的现象要由现象本身来解释，难以由产生现象的实体构成来解释。

再看生命的存在。每一生命个体都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结构的有机整体。生命个体所呈生命现象与其物质构成——实体组织之间，既存在一些精确的直接对应关系，同时又存在一些不直接对应的关系，如经络现象至今未能找到直接对应的实体组织，而经络对生命体的调控作用却是巨大的。

又如各种非器质性疾病，并不能从生命实体构成得到说明和治疗。还有，精神情志与形体健康的关系，已越来越受到医学家们的重视，精神情志属于生命的现象层面，其状态有着极大的自主性、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形体的决定，但反过来会对形体的健康产生很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由上可见，经络、非器质性疾病、证候、精神情志等，它们虽然以生命的实体构成为基础，但与实体组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临床实践证明，这一类生命现象以及那些与实体组织有直接对应关系的生命现象，绝不是纯粹被动的附属的存在，不是实体器官消极的外部呈现，它们对于生命过程和生命形体的存在，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辨证（象）施治，采取针灸、汤剂、刮痧、按摩、推拿、调神（气功）等手段能够产生整体疗效的道理。通过人身生命系统的“界面”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就是在生命个体的现象层面实现对生命的认识和调控。

每一生命个体，都有生命之象和生命之体两个方面。对于生命过程，“象”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各自起的作用不同。因此，要全面把握这类复杂系统，必须从“象”和“体”两个层面分别进行。

人的心灵系统可谓超复杂超高级系统。现代科学认为，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是脑神经系统。大脑作为心灵系统的“体”是生命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生命机体密不可分，但是心灵系统的“象”，却是对外部信息的提取、加工和感受。人的意识、思维、想象（心理过程），人的情绪、心境（心理状态），有不受限制的独立自主活动的能力和空间。心理之“体”只为心理活动提供了物质“载体”，而基本上不能干预心理活动的对象；心理活动的对象作为心灵系统之“象”，则几乎不受载体的制约和支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现象不是消极被动的存在，不是实体的附属物，远非完全由实体决定。实际上，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自然整体层面”？即如何理解现象的实质？从根本上看，现象与实体又应是怎样的关系？

现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作为具有积极和独立作用的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无疑也有本体意义。比较而言，现象的关系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而更多地显示着时间的特性；实体的关系是不易改变的，相对稳定的，因而更多地显示着空间的特性，二者在时空上，各有侧重。中华传统文化以时间为本位，在认识上落脚在现象层面，“观物取象”，以把握现象层面的规律为己任，是顺理成章的。

打开科学的另一扇大门

以空间为本位，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这一扇科学的大门已被西方科学打开，但是这不是科学唯一的大门，至少还有另外一扇大门，那就是以时间为本位，探索现象本身的规律，研究世界的自然整体层面。

现象既然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呈现，现象层面也就是事物之彻底开放的，自然生成的，完好无损的整体层面。如果肯定一切存在都有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也受规律支配。否则，世界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有规律，一半无规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应当肯定，世界是统一的，一切运动形式和存在层面皆有规律。《黄帝内经》和中医药学所揭示的众多规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辨明，就是要将规律和规律的具体形态区分开来，不可只承认一种形态的规律，不承认其他形态的规律。将规律与规律形态分离开来的依据，是世界有无穷多的层面，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和不同的特质，因而不同层面的规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现象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与他物有复杂的相互联系，承载现象的物质实体则是相对简单、静止、稳定的存在。因此，现象层面的规律有其特殊性，不能以现象背后的规律形态为标准。显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在形式上会趋于严格、精准、固定，现象本身的规律则相对宽松、灵活、自由，具有较大的容纳区间。但是，不管怎么特殊，所有规律，无论现象背后还是现象本身的规律，都必须具备一切规律的基本特质。这就是联系的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

必须指出，所谓必然性不等于唯一性。必然性可以表现为一个不会超出的严格界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却可以有无限多种的可能性，无限多种的具体呈现。这样理解必然性，规律就可以容纳不确定性，同时又不失规律的基本特质，不失规律的指导作用。

认清了中国和西方两个本质不同的科学传统，也就自然地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如此发达，西方近代科学却没有诞生在中国。不仅如此，即使到了今天，用成熟了的西方近、现代科学也不能解释中医，不能解释中国科学传统。因为它们认识的出发点和大方向根本不同，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不是古代与现代的前后关系，而是两个并行的认识源流。

中国人的原创，就在于为打开科学的另一扇大门开辟了道路。我们应当沿着这条道路作出新的贡献。


注：本文摘编自作者刘长林在广东省中医院主办的“名医大家讲中医思维”讲座上的发言内容

作者简介：刘长林，196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中医哲学。主要著作：《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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