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谈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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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近代以来中医低迷不振的八大原因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已发文章见【相关阅读】，此为第十篇。


　　中医的由盛而衰，走向低迷，与时代的背景和国运的衰落相联系，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失去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遭受巨大打击，民族失败主义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弥漫，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被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视为不科学的封建糟粕，追随精英的部分公众也对中医药丧失信任。

　　特别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很多中国人羡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宗旨是“脱亚入欧”，其中有一点，就是全面禁止中医而改行西医。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传承中医做得如何如何好，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医的，对中医动手比中国还要早。当然，后来日本禁止中医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总的来说，经过明治维新对中医的打击，日本的中医（被称之为汉医）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

　　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积极学习日本，而日本也废除了中医，所以国内也就必然地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呼声。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废除中医的，是国学泰斗级人物俞樾。1879年，俞樾在其撰写的《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之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俞樾】  俞樾何许人也？清末大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堪称中国文坛学界的泰山北斗。人缘时会，他的这一倡议一经发出，顿时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齐声响应，比如著名学者、《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就认为，中医“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属于“迷信”，根本不科学。梁启超也激烈地抨击中医，甚至声称中医乃“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此后，一大帮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员、学者、科学家，也纷纷对中医进行抨击，或表达否定态度。比如，曾国藩、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严复、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余云岫、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吴汝纶、刘文典、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丁文江、钱玄同、宋美龄……都起而否定中医。而名人里面，明确支持中医的，唯有毛泽东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

　　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嘲讽中医“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意思是，中医杀人与弓箭杀人没有两样。鲁迅思想犀利，洞彻事理，但也对中医抱有极大偏见，曾经讲过很过头的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对于鲁迅的英年早逝，人们一直心存疑窦。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多位医学专家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胶片，一致断定鲁迅不是死于当年所说的肺结核，而是被肺气肿夺命。也就是说，当时给鲁迅治病的日籍医生须藤，误将肺气肿当成肺结核导致的哮喘，采取不当治疗才导致了鲁迅的悲剧。当时，中医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气肿，且救治患者无数。


　　【梁启超】  与鲁迅不同，梁启超向来身体强壮，诚如其长子梁思成所云“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只是因梁启超嗜烟如命，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其年仅45岁时就患上了呕血病。1923年，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法国医生检查身体，确诊已患心脏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进了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查出肾脏有病，于是开刀切掉了右肾。不久，媒体披露，本应切除左肾，因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的身体上标错了位置，执刀者又未核对，结果错切好肾。出于维护西医声誉以利大局的自以为的“善意”，梁启超忍着病痛自觉隐瞒这起医疗事故。直到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才说出真相：“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由此，真相大白于天下。靠病肾维持生命的梁启超，健康开始急速恶化。1928年9月，他的痔疮突然发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住进协和医院。出院返回天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晚年的梁启超，着力于对辛弃疾的研究，《辛稼轩先生年谱》只编到辛五十二岁，便因病重而被迫搁笔。由于病情太重，需要继续就医，但其弟梁启勋依然不肯将其兄送诊于中医，又将他送至协和医院，不久即于1929年1月19日辞世。一直关注梁启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评协和切肾乃处置不当，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虚证，用心则有，静养则无，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错误也”。


　　【京城名医萧龙友】  其实，北洋总统袁世凯也是死于法国医生的误诊误治。袁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因精神压力巨大而患上癃闭之症，一日不溲，即尿路遇阻，撒尿不出。法国医生诊断，谓病灶在腰部，声称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则溺自通。于是在腰际注射六针，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萧龙友对此疗法持否定意见，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绝之病，从何处而取溺哉！”

　　由以上事例可知，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否定中医是民国官场与学界的共识，几乎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否定中医，就极可能被视为保守落后。那些堪称顶级精英的官员、学者，在弱势的国运里，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而对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文化尊崇有加，深信不疑，而对本土文化充满了时代的鄙视和偏见。这种鄙视和偏见，折射了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反抗西方列强屡屡失败，我国精英惊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与船坚炮利，敬佩仰慕西方文明之情油然而生。换言之，我国精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是激于反抗侵略的义愤，是出于捍卫祖国的热情，是基于见贤思齐的心理，因而是可以理解和宽容的。只是这种局限性所导致的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引发了无数的悲剧与损害，其副作用延续至今，仍在发酵，令人痛心。

　　民国时期官场、学界对中医的否定态度，对制定医学政策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医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都被排除于高等教育体系之外。人数众多的中医群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频繁发起抗争。当时，有许多中医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大学增设中医课程。1913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竟然公开表态：“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汪还公开表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这是当时政界对“废除中医”最为直接的表态。后来，中医自己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但却无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1925年，中医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严词拒绝，其给予的回答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教育部的官员不断更换，但一直到1949年民国垮台，中医都没能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汪大燮】  1928年，当时的英国派员到中国考察，发现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很是惊奇，国民政府闻知洋人意见，赶紧成立一个“全国卫生委员会”。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了卫生部，就得管医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医生呢？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此事。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根据余云岫的提案得出一个结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而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因此决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时间为限，逐步废除中医。

　　公开表示“废除中医”，自然招致中医的激烈抗议。国民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表示“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当然，打压中医的行为，并没有中断。不久，教育部和卫生部就联合发布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必须改称医室。

　　1933年，中医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目的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但被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精卫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由于中医界的持续抗争，国民政府于1936年很不情愿地颁布了《中医条例》。可是，《中医条例》对中医作出了苛刻的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而教育部一直是将中医拒之门外的，中医根本拿不到其所要求的证书。这就等于说，中医依然没有执业行医的资格。因此这个《中医条例》的主旨，依然是废除中医。

　　到了抗战期间，在激烈艰苦的抗战之余，国民政府依然没有忘记废除中医的事情，特地成立了一个“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对中医进行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一番审查下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执业资格。


      二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西医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是中国人丧失自信、崇洋媚外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压制了中医药的发展。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即指出的“中医在野，西医当权”的极不合理的局面，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上至卫生部、卫健委，下至各级医院和医学院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西医或西医出身的人居于领导地位，拥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也是西医出身之人。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不排斥中医的人，但为数并不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西化思潮蔓延的影响，特别是受国内外资本的打压，数千多年来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健康养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瑰宝——中医药更加处于被动甚至危险的边缘。

　　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进了中国，中国人把5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很多外国人在养生，很多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我们5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则拿着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工具修理，哪里不行割哪里！生了病，就用三素一汤：毒素、激素、抗生素，输液。”

　　【著名中医、卫生部原中医司长吕炳奎同志】  已于2003年去世的卫生部中医司第二任司长吕丙奎生前说：建国53年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就会给予严厉批评、直至撤职处分。……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0多年！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反对中医药的势力，转而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行径。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其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一直在进行着，已经获得节节胜利。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吕炳奎先生认为，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地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因此吕丙奎向中央建议，由当时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把中医药管起来，但未能如愿。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997434个，而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仅为6.09%；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230万人，中医药卫生人员占比仅5.81%。

　　在西医和西医思维的管理下，中成药的审批极其艰难，中成药的使用限制很多，中医药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

　　中医地位低下，而民间中医更是犹如孤狐野鬼，备受歧视，没有出路，他们掌握的祖传秘方与绝活因无法获得合法地位而无法招生和传授，因而大量失传。（未完，2楼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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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中医收费低，利润少。中医是一个廉价医学，这本是一个优势，但在市场化条件下，廉价反而成为一个劣势。举一个例子：喻德元，1942年出生，江西省南昌市人，第二十代武当道家医术传人，行医50多年，被誉为当代唯一能够根治脑梗塞、脑萎缩、老年痴呆、股骨头坏死、老年人膝关节退化等疾病的大中医。以下是他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有一次，原南昌市委副书记问我：“老喻，你知道你们医院那些人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吧？”我说：“书记你说说看。”副书记就一边笑一边说：“你能看好老年痴呆，神经内科的主任全部没有了；你能看好心脏病，心血管科的主任全部没有了；你把病人股骨头坏死治好了，骨科主任的权威就没有了。这些科主任还不联合起来搞你啊？再说了，你们中医科的收入在医院里是最低的，影响医院的收入。你如果不是技术好，那些省长书记离不开你，你早就被赶出医院了。”中医是一根针一把场，我就是凭着一炉丹药一双手，看好了很多疑难杂症，但是挣不到钱呐。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医院，院长是骨科主任，看一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院长说要换骨头，我说不换就能治好，会影响领导的权威。中医可以不换骨头就能治疗好，但能挣到多少钱？而西医换骨头治疗能收10万！我调进江西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病人就是省委组织部长。当时部长痛得在床上滚，几十个专家会诊都没有办法。院长派人把我叫过去，我俩个指头捏了一会儿，就好了。当时部长就发脾气，骂他们全是狗屁，什么东西搞这么久，人家就两个指头捏一下就好了。但是我俩个指头捏一下，能收到钱吗？那么多医生会诊，医院收费会是多少？年前，我在浙江一家医院工作，医院有个院士工作站和我负责的名老中医工作室。院士工作站做了一年多，没有治好一个病人，也不愿将患者转到我这里治，我向院长提出这个问题，院长也不答复。我估计，让我这个中医治，治好了也会影响医院的收入，而放在院士工作站，治好治不好都会增加收入。

　　喻先生后来离开了这家医院，医院也并不挽留。因为，能不能治好病并不要紧，创收才要紧。由此看来，费用低廉本来是中医的一大优点，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而成了一个大缺点。那么，如果把中医医疗价格人为地提升上去又会如何呢？恐怕更不行。一是广大患者早已习惯于中医药的低价格，如果提价，患者会更少；二是人们普遍高看西医，低看中医，不认为中医治疗值得付出高价格。

　　四是中药材品质显著下降。现在的野生中药材大幅度减少，种植的药材成分不足，农药残留却很多，市场上的假冒药材也多。以至于药方很好，疗效却常常打了折扣。中药材的劣质化，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巨大瓶颈。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许多中药材已经被暗中转基因了。这个危险趋势，必须加以制止，否则中药不但不能治病，还会成为慢性“毒药”，毒性大于药性，加重患者的病情。

　　五是中医教育西医化，不利于培养优秀中医人才。西医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加之西医实行不区分个体的标准化用药，因此很适应大课堂教学。而中医则不同，中医是小农时代诞生的经验医学，因人施治，对于不同人的同一种病也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治疗方案，因此中医教学必须恢复师徒制，耳提面命，口传心授，才能把学生带出来。现在的中医院校也如西医教育一样采用大课堂教育模式，加之国学古汉语底子薄弱，对中医典籍的研究学习不深不透，只能培养出不会看病的中医理论教授、中医理论博士，这种人即便投入临床，也只能是看不准病、治不好病的庸医。邓铁涛先生说：“中国几十年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裘沛然老中医说：“国内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的。可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已走入歧途”。中医教育不成功导致的结果是，占据中医教育殿堂和中医临床岗位的，许多是没有掌握中医精髓的人；加之统御我国医疗界的，绝大多数是西医，而占领中医正统地位的部分中医素质又不够高，这对于中医药的发展来说就犹如雪上加霜了。　　

　　六是中医还有一个劣势：貌似“不科学”。西医的各种精密仪器的大量使用和各种精确数据的显示，以及外科手术的先进手段，无不给人以科学的、高大上的感受；相比之下，中医既无精密设备，也没有精确数据，靠的只是一个坐在那里的“白胡子老头儿”。在科学崇拜、科学迷信的今天，患者自然会“以貌取人”，觉得西医科学、先进、精密、准确，而中医简陋、落后、不科学、不靠谱。这是患者的直觉，而中医在理论思维上的先进性以及中医望闻问切的功夫，患者以自己的直觉是感受不到的。至于中医黑指责中医不科学，则是从西方本位逻辑出发的。他们把西医视为真理，视为科学的化身，作为标准来衡量其他医学，中医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与这些标准自然是不相符合，因此就被视为不是科学。其实，中医药不是不科学，而是太科学了，科学得许多人理解不了。正如邓铁涛先生所言：

　　“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前了。西医落后，所以看不懂中医。西医看你这里不好，就锯掉一点，那不好，就再给你锯掉一点。”

　　七是中医黑对中医药持续不断地妖魔化。中医黑的背景，不是一般的不相信中医这么简单，而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和西方垄断资本作祟，前者体现为文化欺凌，后者则是商业阴谋。打着科学的幌子，对中医实施“西化”，进而消灭中医，实现西医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垄断，不但可以铲除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而且可以借助西医的垄断地位大发横财，可一举多得。这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早在1927年就策划的一个资本阴谋。这些年来十分活跃的丁香园，实际上是一个打着科学幌子一面传播西医的所谓先进性，同时极力抹黑中医药的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网站。

　　张伯礼院士说：

　　“原来我不太信，这次通过武汉抗疫才知道，还真有海外的跨国集团在收买一些中国人故意抹黑中医药，为什么？利益！中医药的产业已经一万亿了，中医药健康产业三万亿，对西方的一些跨国集团生产的化药，分了他的蛋糕，动了他的奶酪，所以他就要花出一点钱来收买我们的一些败类，去故意抹黑中医药！你发一条，然后就给你能拿到多少钱，发一条就能得多少钱，所以让人感到很悲痛！自己的国人怎么能做这种事？”

　　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打着科学的幌子，以自己作为科学的化身，所以已经在医学界乃至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就连在新冠疫情中死去的李文亮医生，也是丁香园的粉丝，不认同中医。反中医的著名人士，还有方舟子、棒棒医生、张功耀等，他们大多具有国际背景。一个叫@王新军的丁香园专栏作者声称：“我建了二十多个反中医群”，“阅读量越大，你的劳务费越高”，“有国外资金支持”，“裴洪岗很多文章可以拿上万元”。

　　现在的状况是，西医院占据中国和全世界医疗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病人越治越多，花费越来越大，政府与民众均不堪重负。1973年，以色列全国医生大罢工，全国死亡率反而下降了50%。这个嘲讽性的结果无情地说明了当今医院的性质与作用。应该指出，当今西医主导、资本控制的医疗体系，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根本改革的时候了。

　　八是以西律中，中医西化，将中医药的发展导入歧途。现在，研究者普遍在实验室里研究中医药，中医药的研究课题都是运用分子生物学，把中医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温凉寒热等都放弃了，这还是中药吗？中医药的主流研究已经到了全盘西化的地步，大部分中医都是用西医的思维来开中医的处方。中医西化，还体现在相关政策中，如药典中规定，每种中药饮片其有效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含量是多少，这是用西化的脑袋去制定中医药典的标准，按这种标准生产出来的中药，和原本意义上的中药，已相去甚远，疗效更是无法保证。从诊断和治疗环节看，也是西医在先，中医居后，诊断数据、治疗标准乃至康复评估基本上围绕西医体系而运转，中医的发言权很有限。

　　结语：综上所述，中医的低迷不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应的，要想改变这种低迷的局面，也就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其中，提高文化自信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因素，其他各方面的举措都需要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施和展开。（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林治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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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谈谈中医药的世界性普及

中医的抱负是天下。中医药走向海外，造福世界人民，也是毛主席和习总书记多次表达的期望和要求。

中医药在全世界的普及，其必要性在于，西医药盛行于世界的一百多年，患者数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疾病种类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医疗费用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不要说家庭，即便国家财政也难于承受，不堪重负。在此情况下，如果抛弃中医药，那么人类将为疾病所困。

普及中医药的可能性在于，中医药效果好，价格低；中国经济发展，有能力推广中医药；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让各国人民更加相信中华文化以及体现中华文化的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可喜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使中医药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形成并完善了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协同推进发展格局，为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推动了中医药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地走向世界。

笔者以为，中医药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循序渐进：

第一步，先在国内站稳根基，提高地位，做好中医进课堂的工作，努力使中医成为主流医学，并实现普遍性的以中医主导的中西医结合。

第二步，应从精神、行为、物质三个层面提炼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和精神实质，建立一支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的中医药科普专家队伍，在全国巡回开展中医药科普宣传，并投入力量做好中医进课堂的工作，不断提升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于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和自信。
　　
第三步，逐步走向世界，争取在世界各国的合法行医权，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穷苦百姓。
　　
第四步，是实现世界性的、以中医主导的中西医结合。
　　
第五步，是成为世界主流医学，实现中医的世界性主导地位，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免费医疗提供有利条件。
　　
这里顺便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日韩的中药能够大规模走向世界，而中国的中药就不行？

一个原因是，我国中药的农药残留较多，工艺不够精湛，即使残留合标，工艺上乘，但不好的名声早已遐迩皆知，和其他中国制造一样在老外那里形成了刻板印象。要扭转这种印象，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严格的、持之以恒的质量把控。
　　
更主要的原因是，日韩的出口中药仅仅是配合西医的，人家接受，便于应用，加之日韩两国又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同盟，人家乐于使用，没有政治阻力。而中国的中医药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载体，犹如航空母舰，把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中国医药文化体系输出去，人家理解不了，接受不了，输出难度较大；加之中国崛起，引起西方列强特别是狭隘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忌惮，他们甚至怀疑中医药输出的目的，唯恐中国借此传播中华文化，故严厉抵制中医药。这是中医药走出去比日韩单纯输出汉方药更加艰难的主要原因。但是，话又说回来，一旦中医药文化体系成功地走出去，那么其整体效果就要比日韩单纯出口中药以辅助西医要强大得多。( 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

图金梦

林治波：老官山医简——令人惊喜的中医考古新发现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八篇。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葬内发现920支医学竹简和50枚木牍，统称“老官山汉墓医简”或天回医简，共约两万字，这是国内考古中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医学文献。

涉医简牍可分为9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一部之外，皆无书名，经初步整理其他8部分别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有关资料中，还有另外的命名）。

这些医书都和人体医学有关，既涉及病基，又有症候治疗，以及针灸、脉象等，涉及医学的各个方面，学术价值远高于马王堆医书。此外，还有一部由184支简牍（含残简）组成的《医马书》，这是我国出土的首部兽医书，填补了中国兽医史的空白。

专家对这批简牍内容进行了初步解读，认为9部医书中的部分医书极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理由是，《敝昔医论》中的“敝昔”，与“扁鹊”同音通假，指的就是扁鹊。扁鹊是医方祖师，开创了中医切脉诊断的先河。此次发现的医简中，《敝昔医论》《经脉书》《脉数》《五色脉诊》等都属于扁鹊学派的经典医论。

9部医书中，除了经方外，还有多味药剂的复合方，经常有四五味、七八味，很多药现在仍在临床上使用。其中《六十病方》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同类，但病名和疗方不同，表明成都存在一个独立传播的医学派系，所涉病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很多药方至今还在使用；《五色脉诊》，详细记载了通过脉象观察病痛的方法：“心气为赤色，肺气为白色、肝气为青色，胃气为黄色，肾气为黑色，故用五脏气色”，通过对脉象的观察、诊断即可找准病症；一号墓里的经穴髹漆人像，则可将医简记载的经脉循行路线与经脉人对照，更加立体、形象，解决了医学史上的实践问题。
   
老官山医简的发现，证明了黄河中原文明向长江流域的辐射扩散。其脉络是由北而南，然后由南而西，也即由齐而楚，由楚而蜀，依次传递。扁鹊的籍贯，一直存在争议。《史记》说：“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渤海郡，位于今山东省中南部和西北部。《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又说：“(秦越人)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也。”卢国，在今山东长清一带。这样看来，扁鹊当为山东人。韩非子的《扁鹊见蔡桓公》一文，则提及扁鹊为渤海莫人，莫在今天的河北任丘，河北《博野县志》载扁鹊其墓在博野芦村，后被毁。若据此判断，扁鹊是河北人。从历史记载来看，扁鹊若实有其人——无论山东人或河北人，均处于黄河中原文明范畴内。老官山医简并非直接来自北方，而是通过楚国传入。因为老官山汉墓的丧葬习俗及墓中发现的钱币与楚国相同，墓的主人是楚国三大贵族之一景氏的后裔，可能因宦游四川而终于蜀地。这说明，所谓“湖广填四川”从那时就开始了，其所吸受的中原文明自然也随之传播而来。

老官山医简的发现，证实西汉时成都地区已有独立的扁鹊医学派系。在《六十病方》里，“蜀椒”这味川中药的名字频频出现，川防风、厚朴等都是具有四川特色的药材。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里，药单上也有着蜀椒、川防风等川中药的存在。此次医简里几味川中药的出现，就进一步印证了早在西汉初年川中药就已经普遍入药治病了，但病名和疗方却不同，表明成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传播的医学派系，也进一步证实东汉时期广汉的涪翁、程高、郭玉等以脉诊为特色的诸多名医都是扁鹊学派的继承人。

老官山医简的发现还证实，在西汉早期医术与巫术已然分家。马王堆医书虽然早于老官山医简，但巫医不分。此次医简中除了文书，还有专门记录巫术类的木牍。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刻有巫术的木牍，与墓葬中出土的专门医学论著的竹简是分开的。这说明，西汉早中期医、巫已分家，中医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现行中医药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源于华佗。老官山医简的发现，使得几乎失传的中医扁鹊学派重见天日，必将推动中医药的理论研究和医学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

轮梦

林治波：中国近现代史上五次废禁中医的风潮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四篇。


上篇文章谈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侵略，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遭受巨大打击，民族失败主义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弥漫，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被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视为不科学的封建糟粕，追随精英的公众也对中医药丧失了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西医迅速崛起并占据了中国医疗的主导地位，而中医则命运多舛，逐步边缘化，甚至多次面临被废除的厄运。

概要地梳理一下，废除中医的风潮前后有五次：

第一次是1879年，出自国学泰斗俞樾的呼吁。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传承中医做得如何如何好，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医的，对中医动手比中国还要早。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很多中国人羡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有条件的青年人纷纷赴日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宗旨是“脱亚入欧”，其中有一点，就是全面禁止中医而改行西医。当然，后来日本禁止中医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总的是来说，经过明治维新对中医的打击，日本的中医（被称之为汉医）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

俞樾

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积极学习日本，而日本也废除了中医，所以国内也就必然地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呼声。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废除中医的，是国学泰斗级人物俞樾。1879年，俞樾在其撰写的《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之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俞樾何许人也？清末大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汉学家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堪称中国文坛学界的泰山北斗。人缘时会，他的这一倡议一经发出，顿时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齐声响应，比如著名学者、《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就认为，中医“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属于“迷信”，根本不科学。梁启超也曾激烈地抨击中医，甚至声称中医乃“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此后，一大帮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员、学者、科学家，也纷纷对中医进行抨击，或表达否定态度。比如，曾国藩、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严复、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余云岫、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吴汝纶、刘文典、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丁文江、钱玄同、宋美龄……都起而否定中医。而名人里面，明确支持中医的，唯有毛泽东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

第二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于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民国时期官场、学界对中医的否定态度，对制定医学政策和教育政策的政府机构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断然将中医排除于正规教育系统之外。中医自己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但却无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当时，有许多中医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大学增设中医课程。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是当时政界对“废除中医”最为直接的表态。人数众多的中医群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频繁发起抗争。1925年，中医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严词拒绝，其给予的回答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汪大燮

第三次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做出“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的决定。1928年，当时的英国派员到中国考察，发现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很是惊奇，国民政府闻知洋人意见，赶紧成立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了卫生部，就得管医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医生呢？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商讨此事。一个医疗卫生方面的会议，竟然不允许中医人士参加，与会者只有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西医界名流，共14人。一番讨论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而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因此决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时间为限，逐步废除中医。

留日的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了“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

许多人废除中医，仅仅止于泛泛的呼吁，而真拿中医开刀的是余云岫。他认为，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因此，余云岫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可见其对中医的偏见，已经到了视若仇寇、上纲上线的地步。

1916年，留学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从日本回国。之后的十多年里，其名气并不大，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余在此次卫生会议上的提案。在这次会议上，当局通过了余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共六条：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上述六条的核心是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目的就是通过严厉禁止的办法，彻底废除中医。提案被当局通过，同年2月，上海《新闻报》首次披露此事，引发全国中医界激烈反对。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会上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公推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陈调五、张梅庵五人为大会主席团，随后又选派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人组团赴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余云岫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纷纷电请保存国医。上海中医药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全部停业半天，并在药店门前张贴了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一时间群情激愤，声势浩大，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地不得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废中医案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人亲自接见了赴南京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向代表表明：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为了纪念这次抗争，并希望中医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未完6楼续）

轮梦

（续接5楼）当时，孔伯华作为华北中医代表，也前往南京汪精卫政府请愿，要求与西医打擂台以证中医疗效。比赛方式是找12个高热病人，分成两组，分别用中医和西医治疗；为了显示诚意和自信，孔伯华答应让西医组先挑病人。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结果，孔先生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第二天病人就退烧了，而西医治疗那一组退烧后又反反复复，久不见好。这件事，中医黑棒棒医生余向东咬定子虚乌有，但笔者找到了多种根据。

就在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改变了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

原来汪精卫的岳母，也就是陈璧君的母亲得了痢疾，西医治疗了许久不见起色，老太太奄奄一息。无奈之下，在别人推荐下请来了名中医施今墨。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施今墨只用了几服药便治好了老太太的重病，从而促使其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

名医施今墨

中医的请愿和擂台赛，施今墨妙手回春的疗效，再加上社会各界的努力，国民政府将废弃中医的提案暂时搁置，并同意设立了国医馆。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仍然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的绝对否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基本达到了目的。

由于中医界持续不断的抗争，国民政府于1936年很不情愿地颁布了《中医条例》。可是，《中医条例》对中医作出了苛刻的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而教育部一直是将中医拒之门外的，中医根本拿不到其所要求的证书。这就等于说，中医依然没有执业行医的资格。因此这个《中医条例》的主旨，依然是废除中医。
　　
到了抗战期间，在激烈艰苦的抗战之余，国民政府依然没有忘记废除中医的事情，特地成立了一个“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对中医进行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一番审查下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执业资格。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教育部的官员不断更换，但一直到1949年民国垮台，中医都没能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两位副部长贺诚和李斌企图废禁止中医。新中国成立，中医界兴奋雀跃，本以为中医的春天来了，不料情况却更加严峻了。卫生部两位副部长贺诚和王斌均反对中医。其中，王斌副部长推崇余云岫，反中医最为坚决，他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

贺诚（左）、王斌

因而应当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他完全抹杀中医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作用，认为中医“以人民保健与治疗所需要的科学知识来衡量，他们都是不合格的，他们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

1950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竟然把余云岫请来当特邀代表，为废除中医出谋划策。由此，余云岫的废除中医主张在二十多年后新中国成立之际，居然借尸还魂！由于时过境迁，余云岫改变了在1929年的说法，而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案，主旨是“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卫生部据此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在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将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取缔行医资格。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中医都被取缔了行医资格。不久，号称“中医司令”的中医泰斗吕丙奎先生和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遂上报中央。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不同意卫生部的做法。当毛泽东听到卫生部要求中医学习西医的做法后说：“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并责令组成调查组调查卫生部废除中医之事。不久王斌、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评，撤销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

1951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名中医孔伯华

贺诚、王斌被整肃后，继任卫生部部长傅连暲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表态：以我自己来说，我虽然和中医一起看过病，但没有把中国旧有医学当做自己的一门必修之课。我没有认真研读过中医的书籍。所以我至今在祖国旧有医学知识方面，还是一个门外汉。一个卫生工作的领导人，一个医学学术团体的领导人，对于自己祖国的旧有医学，茫无所知，说来是非常惭愧的。我应该老老实实地学习。随后，傅连暲将中医孔伯华、萧龙友、施今墨、赵树屏等十人吸收进中华医学会，并落实毛主席指示，开办培训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1954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卫生部司局长座谈会中正式提议恢复中医，这才让大陆的中医活了下来。

第五次是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等发起的废除中医签名风潮。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各种元素猛烈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药面临的冲击更大。时至今日，中国人大多数人仍然缺少文化自信，不相信甚至诋毁中医药的人依然很多。比如，2006年就发生了一个正式要求取缔中医药的闹剧，发起人是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

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

    公告起草人：
    张功耀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长沙
    王澄  美国康复科医生  纽约市

    当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在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为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这项工作，使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深刻洞察民意，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医中药的作用，集中使用我国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发展现代(西医)医学科学，使我国的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尽快地全面地和国际接轨，我们特公开提出如下建议：
    一、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建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要再涉及任何具体科学，以便于更好地在我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我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
    二、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为国家唯一的主流医学，中医以民间医术身份，在“无伤害”原则指导下，作为国家医疗体制外的一种补充存在，以便于集中使用我国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
    三、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把这些钱节约下来，救助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民看病困难。
    四、在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主流医疗体制的过程中，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引导他们主动转向主流医学。国家要帮助他们多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争取在中医药完全退出国家主流医疗体制前，把全国现有的中医师全部转成主流医学医师。
    愿意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可以电邮给
    med2006 suggestion @ yahoo .com

    本公开信接受笔名或化名签名，凡履行笔名或化名签名者，请务必真实注明你的职务或职称，工作单位，所在的城市。如，“XXX 主治医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我们将按照发改委的规定，于2006年12月30日前把信和全部签名电邮给发改委。

这个事件，是崇洋媚外的公知群体或被西方医药集团收买的黑中医势力连续不断的黑中医事件中的一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断演出的废禁中医闹剧的延续。张功耀自称以三十年学习中医的亲身体验，以及妻子是中医的家庭信誉，自以为了解中医的弊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连伪科学都算不上”。因此，他到处呼吁要 “彻底取消中医”，还在社会上公开征集签名向卫生部 “请愿”，一再强调：“古代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现代中医则是地地道道的，有意的骗子。”他们黑中医的基本逻辑，就是两条：一、中医药无疗效，根本不管用；二、中医药和西医不一样，不符合西医的标准。在没有见过真中医的张功耀们眼里，西医才是真理，才是所有医学的科学标准，与西医不相符合的医学都是伪科学。面对中医在克服非典中发挥的突出作用，张功耀依然不肯改变反中医的立场，继续死硬地撰写文章反中医，其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反中医讲座当场就遭到了听众的质疑和批评。

尽管此事不了了之，但中国社会上反中医、黑中医的思潮仍然盛行不已。如果说，前四次废中医风潮主要是出于西风东渐背景下的文化不自信，而当代以丁香园为典型的反中医、废中医、黑中医思潮，则主要出于国内外西医利益集团为垄断中国医疗市场的经济需要和打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需要，其目的是极其邪恶的。对此，我们应当倍加警惕，绝不能任其蔓延。（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来源：昆仑策网）

胡佛

林治波：习总书记与中医药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六篇。


继毛主席之后，特别重视中医药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同志曾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场合提及中医药，就发展中医药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10年6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中医孔子学院把传统和现代中医药科学同汉语教学相融合，必将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新的窗口，为加强两国人民心灵沟通、增进传统友好搭起一座新的桥梁。”

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指出：“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开展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2013年9月13日，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传统医学是各方合作的新领域，中方愿意同各成员国合作建设中医医疗机构，充分利用传统医学资源为成员国人民健康服务。”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在西安调研时，曾来到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一家中医馆，他表示：“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己也喜欢看中医。”

2015年12月18日 ，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信中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2016年2月1日至3日，习近平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期间，在考察江中集团江中药谷制造基地时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瑰宝，是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在全民健康中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中医药发展这条路，你们走对了。江西把中医药作为发展的一个着力点，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前景的。”

2016年8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坚持古为今用，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铜人雕塑仪式上致辞。他指出：“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医学，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
   
2017年7月6日，习近平在致2017年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的贺信中指出：“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他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写入党代会报告，由此可见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中医药重视程度之高、呵护关爱之深。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10月22日下午，他在考察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2018年7月22日，在对南非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在南非《星期日独立报》《星期日论坛报》《周末守卫者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南友好新时代》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中医药企业正积极开拓南非市场，为南非民众通过针灸、拔罐等中医药疗法祛病除疾、增进健康提供了新选择。”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明确要求“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2021年5月12日下午，正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医圣祠和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中医药发展和艾草制品产业发展情况。习总书记说，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一直是态度明确，关怀备至。据不完全统计，为了支持中医药的发展，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2019年10月20日，又在习总书记的亲自关心下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从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六个方面，提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20条意见，可谓立场鲜明，力度空前。

学习梳理习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思想和论述，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药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

——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人民健康；

——要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实行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全球卫生事业，为各国人民健康服务。

对于毛主席、习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指示精神和一系列中央文件，关键是在认真学习掌握的基础上抓落实，不仅中医药界要抓落实，而且以西医为主的卫健委也应当积极主动、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共同推动中医药的复兴。（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林治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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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21世纪人类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钱学森论中医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九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最重视中医的是毛主席和习总书记；而在科学家中最理解和支持中医的，无疑是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是世界科学巨擘，中国两弹元勋之一，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也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这位深谙西方科学的顶级科学家，相继提出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三大科学思想体系，目光所及几乎涉及到当今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他以其深邃的思想体系、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天才般的睿智，洞察了中医理论的高妙，发现了传统中医的特殊价值。他公开提出，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对此，他解释说：
    因为中医理论发端于近代科学远未兴起之时，它也不知道什么是近代科学，更不知道什么是现代科学。所以，它反而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和束缚，也就是不受还原观的束缚，因而中医的理论反倒是系统论的，是从整体出发的，其长处就是它的整体观、系统观、多层次观。因此，中医是系统科学，是人类顶级的生命科学，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提出“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这一观点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钱学森在谈到中医理论对创建系统学的启发时认为，巨系统分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叫简单巨系统，另外一种叫复杂巨系统，中医研究属复杂巨系统。人体是一个开放性的和有意识的复杂巨系统。他指出：

    “人体作为一个系统，它首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与外界是有交往的。比如，通过呼吸、饮食、排泄等，进行物质交往；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进行信息交往。人体是由亿万个分子组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小系统，也不是一个大系统，而是比大系统还大的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异常复杂的。和西医相反，中医理论才是和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中医的看法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

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1980年，原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医泰斗吕炳奎先生就中医学研究问题写信给钱学森。钱先生对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于1980年8月份复信给吕先生，信中比较了西医和中医的两种不同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分析法和综合法，指出了西医研究中的弊病，大胆提出“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这个观点，是破天荒的，也是具有充分依据的：

第一，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那时，为了深入研究，人们把事物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一个一个地去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了大约20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之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恰恰就是中医的特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第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中医理论尚不能同现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而科学技术一定要联成一体，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医学的现代化……

后来，他这封信在新华社1980年9月19日出版的《内部参考》上发表了。可以想象，在视西方文明为真理、视中华文明为落后、西化压倒一切的那个年月，这封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风波，批评反对之声汹汹而来。

对于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钱学森认真进行了思考。开始，他考虑自己的话是不是太冒失了，但当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传统中医、西医作了反复的分析、比较，并多次同中医学专家进行了探讨之后，不但没有退缩，相反，却更增加了他坚持这一观点的勇气和根据。

在1983年1月21日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举办的迎春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用马列主义哲学阐述中医理论》的讲话。他向中医学界的朋友们回顾了1980年8月给吕炳奎的信发表后听到的一些不同意见。他说道：“可不得了，得罪了许多人！”“这一下倒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教育。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头真是复杂啦。”

钱学森还讲了他对中医文化的认识过程。他说道：

    “原来是一股子热情，不了解情况，想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去阐述和解释中医，现在看恰恰相反。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

    “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年6月）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第7页）

    “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还有个旁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不仅因为有中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几千年和这么多人民的实践证明，而且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

    “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第277页）

    “我认为真正要建立唯象中医学，还有深入下去的工作，即通过运用中医思维学来以现代语言构筑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模型，由此进而讲清人体功能状态的变化运动规律。最后建立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中医学。” （1989年12月2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480页）

    “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1985年9月23日致祝世讷——《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191页）

    “中医这个宝库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开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这项工作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1987年4月18日致徐宝源--《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312页）

    “西医中的人知识面不广，尤其对今天人体科学的新发现不甚了了，而新的发现却说明经典西医理论局限性太大，好多现象讲不清。所以国外医学家倒反而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启发诱导这些西医论者认识今天人体科学的实际。"

    “中医讲究意识、情绪的重要性，这又是西医论者的大忌！他们以为讲科学就不能讲意识，不能讲精神，这也是个误解。现在科学早已证明意识和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大脑活动的表现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1983年11月2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052页）


来源：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林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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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中医药的多重价值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号从即日起，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一篇。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它是一门医学——中医药是有别于西医的中国传统医学，可以治病救人，且简单、方便、廉验，副作用小。中医学的特点是整体思维和辨证论治，在方法上具有实践性、整体性、辨证性、系统性、平衡性的高维度特点，其理论和方法都被实践证明优于其他医学。在西方国家，流感和其他瘟疫流行，常常导致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死亡。但在中国情况迥然不同，从西汉至今，中国至少发生过350次以上的瘟疫流行，但中华民族都挺过来了，并不断繁衍生息，日趋壮大。能够做到这一步，靠的就是中医药的保驾护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是中国人的生命卫士。
　　
其次，它是一个产业——中医药从种植到储藏、从炮制到出售、从治疗到科研，以至于宣传推广，可以构建较长的产业链，从而提供比较广泛的就业和税收。如果中医药地位能够得到提高，中医药能够进一步普及，那么相关的产业链会更大，就业和税收会更多。

第三，它是一个载体——中医药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反过来又承载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哲学。可以这样说，中医是中华文化在医疗领域的实践，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人对古汉语与传统国学日渐陌生的情况下，中医药已成为传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和最佳路径。换言之，中医药的广泛普及，有助于普遍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通过中医药的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可以在阻力最小的状态下传播到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第四，在西医药垄断中国和世界医疗市场的情况下，中医药的存在和发展，给广大患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费用更低、疗效更好的选择。在许多的临床实践中，由于中医药的参与，中西医结合治疗往往可以取得更好的疗效；许多由于西医治疗不当、无法医治，以及化学药产生的副作用，可采用中医药而治愈或缓解症状；西医手术后的身体调养，也须要中医药来承担。
　　
最后，它还有一种可能——中医药如能广泛普及，以其简洁方法、低廉价格和优异疗效，完全具有为中国乃至全人类提供免费医疗的可能。相信，这个目标能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逐步推进。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

吉甫酿

林治波：中西医的比较与结合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二篇。


（一）

西医与中医都是维护人类健康的医学手段，但两者无论在指导思想、认识对象、认识角度，还是在治疗方法与价值导向等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西医把人视为一个一个的局部，重视局部性；中医则把人视为内部脏器相互联系着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性整体，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全息性。古人云：“身者，生之舍也。”身体是生命的房子，生命走了房子还会在，还可以解剖。但只研究房子，能得到关于生命的根本的认识么？”这是关庆维先生的质问。

——西医是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的生物医学，重形而下之“术”；中医是以人体系统论为基础的生命医学，重形而上之“道”。西医着眼于人的形而下层面即生物层面，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还原、可以逻辑推演的方式进行诊治，是通过对人体的形而下实体进行干涉以图控制疾病，处于“器”和“术”的层面；而中医的思维方式是“象思维”，是面对人体形而上层面即生命层面的医学，通过恢复人体形而上统领形而下的本能，达到让人体回到健康状态的目的，因此中医是“道”，其维度高于西医。

——西医就病施治，以治标为多；中医则追根溯源，以治本为主。

——西医擅长急症的救治，对于慢性病缺乏有效办法；很多中医也能够救治急症，但更长于慢性病和老年病的治疗。

——西医关注人的病，重在对症下药，旨在依靠药物迅速攻克疾病；中医则关注病的人，重在调理人的身体，以提高患者自身元气来克服疾病。

——西医突出针对性、直接性和对症治疗；中医则讲究辩证性、间接性和相互联系。

——西医以化学药物为主；中医则以植物药物为主。

——西医外科具有明显优势；中医则在内科上有独到之处。

——西医的主要治疗方式是服药和手术；中医的治疗手段相对更丰富，除了服药，还有针灸、艾灸、气功、导引、砭石、推拿等等，各种手段相辅相成，简便易行。

——西医精确、对症、单一，故对疑难杂症无效；中医则模糊、宽谱、综合，故可附带扫除疑难杂症。

——西医治疗，副作用较大；中医治疗，副作用较小。

——西医治疗，费用高昂；中医治疗，费用低廉。全国患者每年因西医治疗而支出的高昂费用可谓天文数字，人财两空者不计其数，医疗费用之高已成国人不可承受之重。

——西药具有对症的固定性和精确性，一旦新的疾病出现，就缺乏对症药物，需要重新研发和试验新药，这是以万变应万变；中医则可以针对不同疾病，以原有药材灵活配伍，组合成新药以应对新的疾病，是谓“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

——西医因病施药，对症下药，对于不同人的同一种病，采用标准化用药；中医则因人施药，即使不同患者所患为同一种疾病，也会因患者身体情况不同而开具不同的处方。

——西医门类划分很细，长于专精，失之细碎，马路警察各管一段，患者往往弄不清该挂哪个科；中医门类划分不细，长于整体和综合。

——西医是工业经济模式孕育的标准医学，因其标准化、精确化，便于学习，便于掌握，便于推广，适合于大堂授课；而中医是中医是小农经济模式孕育的经验医学，因人施治，是不标准、不精确的，甚至是凭感觉的，因此不容易学习，也不易推广，其传授不适合于大课堂，必须依靠师徒关系口传心授，耳提面命。

——学习西医，只要努力，容易合格，成批毕业，行医无碍；而学习中医，除了努力，还需悟性，成才不易，一旦弄通就是大才。犹如人们评价陕西人的一个说法：“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中医亦然。为什么好中医特别少？原因即在于此。

——西医之大者，往往是娴熟、精湛的技术专家，以外科为甚；中医之大者，往往是具有哲学思维、精通传统文化的智者。

——西医之庸医，强于中医的庸医；中医之大医，高于西医的大医。

——西医重视发病后的治疗环节；中医则除了治疗，还重视治未病，擅长养生调养，预防疾病，以及病后的养生康复。

——西医强调标准化治疗，并不重视气候与时间对治疗的影响；中医则含括了哲学、天文、地理等知识，重视不同地域、气候和时段对疾病与治疗的影响。

——西医依赖设备，检查指标，给人以精确和科学的感受；中医主要依靠医生，望闻问切，让患者觉得简陋和落后。

——在诊断上，中医的望闻问切如掌握娴熟，则早于、高于西医的机器诊断；如不娴熟，则不及机器诊断。有些西医的机器检测，是中医的望闻问切无法做到的，是中医望闻问切是必要补充。

——西医同样强调职业道德，但其手段犹如西方人的性格，大刀阔斧，斩钉截铁，切除、截肢、移植为常用手段；中医不但讲究仁心，还强调仁术，其手段犹如中国人的性格，温和，谨慎，以调理为主，不轻易动刀。

基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识是：西医与中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疗体系，两者各有优势，中医优势更多更大。但中医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地位，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重很低。

（二）

上百年来由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导致的总结果是，病人越来越多，疾病种类越来越多，医疗费用越来越高，许多慢性病越来越低龄化，医院人满为患，患者痛苦不堪，医疗正在成为各国政府、各个家庭不堪负担之重。
　　
面对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质问：

——要局部，还是要整体？我们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如果只考虑局部问题、解决局部问题，而破坏人体整体的平衡，造成人体相互关系的紊乱，必然会制造出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要杀毒，还是要免疫？一个健康的人，气血通畅，抵抗力强，细菌、病毒是无法侵入人体的，这都归功于自身的免疫系统—防御能力强。长期使用抗生素，会降低人体对疾病的预防能力，而且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发炎性大肠疾病的发生率。

——治疗疾病，还是引发疾病？西医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是“对抗疗法”，这种疗法对很多疾病都只能起到控制作用，而无法根治，不但无法根治，还会引发许多新的疾病。抗生素的对抗，会制造出更加强大的细菌，直至出现终极耐药细菌；疫苗的对抗，会刺激病毒变异而衍生出更多种类、更加强大的病毒；化疗、放疗、切除，都无法根除癌细胞的转移，而且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更降低人的抵抗力。

——保障家庭，还是毁灭家庭？西医治疗大病的医疗费用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以新冠肺炎的治疗为例，中医治疗费用每位患者只有四五百元，至多不过数千元；而西医治疗需要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西医治疗费用的高昂，不要说患者个人及其家庭无法承受，即使国家财政也不堪重负。
　　
怎么办？最好的出路，就是全面实行中西医结合。

（三）

中西医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面对人类的疾病，两者既相互对立、激烈竞争，又相互依存、并肩合作，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
　　
有人说，中西医根本无法结合，因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我认为，恰恰因为不同，才有结合与互补的空间。中西医不是可否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笔者赞同北京同仁堂名医馆馆长关庆维先生的观点：“中医是高维度的‘象医学’，不可用低维度的生物医学的标准和规律，来评价、指导甚至约束中医药学。”恰恰相反，由于中医是一门整体医学，善于整体把握、综合治疗，因此中西医结合应以中医为主导，以道驭术，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下使用西医药，把西药作为中医的化学药来使用，这样会让西药疗效最大化，而副作用最小化。
　　
尽管中医药的发展很不理想，但西医仍然从中医的整体理论中得到了启示，免疫球蛋白这种有利于改善人的整体免疫力的药物，就是在中医整体理论的启示下研制的；西医在治疗过程中辅以中成药，也是常见的事；部分西医甚至开始学习中医，从而成为素质优良的全科医生。据笔者所知，日本韩国已经大量注册了中医的传统处方，美国和德国也在系统地对中医药进行研究。
　　
从中医方面看，西医的部分检测手段已被中医广泛运用，用以辅助望闻问切，或用以验证治疗效果；有些疾病，中医所开药物中，往往也包含西药。从这个角度看，中西医的结合已在自发地进行着。以笔者自身的经验来看，兼通中西医的医生诊断的思考更为全面，诊治的方式更为丰富，治疗的效果往往更好。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中西医结合基本上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这属于本末倒置。要想使中西医结合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应当解放思想，从医疗领域的崇洋媚外观念中解放出来，放手推动以中医主导的中西医结合机制，形成以道驭术、以整体带动局部的正常关系。
　　
为了让中西医结合普遍化、制度化，笔者建议改变目前中西医各行其道的局面，而在医学教育、各级医院、治疗过程和医疗卫生领导结构等各个相关环节全面推行中西医结合，逐步提高中医在国家医疗体系和中西医结合中的权重，并最终过渡到以中医为主，实现以道驭术。中西医均应摒弃门户之见，加强沟通，取长补短。广大西医尤其应当祛除西方医学附带的优越感，尊重中医药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希望卫健委站在推动中国医学发展、保障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高度，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大力培养中西兼通的全科医生。在这个问题上，参与武汉前线抗疫的西医谢珺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一直热爱全科医学，多年从事中西医临床实践工作，实践思考让我感觉，懂得中医的全科医生才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医生的模型。” （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