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承在民间：你可以不用，但不要诋毁

楚楚动人

中医药源于自然，多采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药物归经，虽然每一味中药的作用可能不大，但是组合成为方剂以后，就像是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既增效又减毒，无往而不胜。而西药是化学合成药品，讲究弄清有效成分的结构，要求纯而又纯，精而又精，这也是导致西药毒副作用多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没有哪一场战争是由某一个将军自己打胜的。中医药就好比是整个军团在作战，而西药是在单打独斗。

刘光医彩

中医阐述的理论，是人体生命的科学，不是西医可以比，因为一个在十楼，一个可能在一楼怎么比。中医的衰落是因为一直被西医追的杀黑，这是世界人类的共业，被西方的西医药资本控制，一直都在自承担恶果，几次的流行病毒，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天王

我曾言：历史长河中，君子与小人的争斗屡见不鲜，而君子往往落败。他们为寻求正当的对抗方式而纷争不休，却往往在决策未定之际，便被小人乘机而入。这种“宋人议论未定，金兵早已渡河”的局势，在中医与瘟疫的博弈中同样上演。每当中医被允许参与抗疫之时，网络上便充斥着质疑中医的帖子；而每当双黄连口服液等中药被提及可能有效时，总有人搬出十五年前德国某教授的观点，指出其虽能抑制病毒，但其中的某些因子可能会使公鸡睾丸缩小40%。这种中西医之间的对立，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一大遗憾。我虽无言，但不禁想到那位德国人以及其他众多德国学者。

一、中医药在全球的普及与发展

（一）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 Porkert），这位在中国被称为满晰驳的学者，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中医的坚定信念。他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并担任国际中医规范辞典的执行主编。波克特曾亲身体验中医的疗效，当他的眼睛出现问题时，通过服用茯菟丹和六味地黄丸成功恢复健康。这样的例子并非孤例，据德国埃伦巴赫民意测验机构调查，超过半数的德国人愿意选择中医治疗，而接受过中医治疗的患者中，有高达89%的人表示愿意再次接受治疗。因此，德国已有500多家医院设立中医门诊部，广泛采用中医疗法，并配备了4万名中医师，其中针灸医师超过2万名。

（二）将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我们能看到更为壮观的景象。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近年来全球草药市场已超过600亿美元，并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预计国际传统药品市场将很快突破100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同时，《美国药典》已收载了包括丹参、五味子等在内的13个中药品种的46个质量标准，穿心莲、积雪草等5个中药材也被收入美国膳食补充剂法典。此外，人参、陈皮等66种中药材已进入欧洲药典，欧盟还将与我们共同研究起草《本草专论》。值得一提的是，因提炼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更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

因此，那些认为相信中医的人是在交智商税、西方人不接受中医药等观点，其实只是我国内部中西医对抗下形成的一种“迷思”，用以自我催眠。事实上，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我国内部存在诸多争议，中医药在全球的推广进展相对缓慢。目前，世界上超过70%的中药专利被日韩所掌握。据《世界专利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草药和植物药专利申请中，日本占据了44.4%的中药专利份额，而我国仅占0.3%。

二、早期阿拉伯世界对中医药的吸收与推广

随着中药逐渐传播到西方，我们也应铭记西方药物很早便传入中国。中西医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这是常态。在早期，世界贸易主要以中国、阿拉伯、印度为中心，因此中国较早地吸收了外来药物。例如，唐代的《海药本草》就记载了96种从海外传入的药物。

然而，欧洲接受中医药的过程相对较晚，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崛起是在十五世纪大航海之后。在这期间，阿拉伯世界成为了中医药传播的重要中介。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的阿拉伯文阿维森纳《医典》便是一个例子，该书共分五部，其中第二部详细探讨了草药的药性、药理和药物治疗学。更值得一提的是，第五部处方中明确指出了17种从中国进口的草药，如细辛、姜黄、桂枝等。

后来，《医典》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波斯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甚至在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成为中世纪欧洲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其印刷次数之多仅次于《圣经》。该书的第一部“脉论”中详细记载了19种脉象，与中医的脉学体系极为相似。此外，另一部用波斯文写成的系统介绍中医药学成就的书籍《唐苏克拉玛》，也利用中医“气”的概念，并融合了穆斯林医学的烧灼疗法，展现了其对中医药学的独到见解。

三、中医药对西方博物学、本草学及药用学的深远影响

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世界开始向东方探寻财富，其中包括黄金、白银以及珍贵的香料。这一时期的探险活动，不仅推动了地理大发现，也为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交流搭建了桥梁。在这一背景下，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开始逐渐为西方世界所认知，并对西方的博物学、本草学以及药用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在马六甲从事香料与药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率领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这标志着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诞生。皮列士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刚刚完成了《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的撰写，这部著作成为第一部由欧洲人撰写的全面描绘东方，特别是中国地区人文信息的专著，涵盖了历史、地理、博物学、人种志学、经济和商业等多个领域。皮列士的航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高度吻合，这不禁让人推测，他可能受到了郑和的启发。

皮列士本身是葡萄牙王子艾费尼松的药剂师，在那个时代，欧洲大部分药物都来源于植物，因此药剂师被视为专业医生。他们精通欧洲传统知识体系的博物学，擅长采撷本草并分析其不同疗效。随着皮列士的到来，更多葡萄牙和西班牙学者开始频繁来华。1575年，西班牙修士马丁·德·拉达抵达福建地区，广泛收集学术书籍，其领域之广泛令人瞩目，包括占星术、天文学、手相术、算学、律法、医学、剑术和经学等。然而，在他看来，“所有别的方面都不值一顾，唯一肯定的中国学术只有医学”。他特别提到，中国人像草本学家一样从经验中了解草药的本性，并运用类似于《迪斯科里德》书中所述的方法对草药进行描述。他收藏的医药和本草书籍广泛涉及中医的辩证论治理论和预防等内容。

这些西方药剂师和博物学家在华期间，常常收集并寄回国内各种异域的新奇花果与药草。1658年，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在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信中就提及：“给您寄去两种在寒冷气候中也能结果的树的种子，并附上关于这两种树的详细说明。”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中西文化与科学的交流，也为中医药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传教士都致力于收集东方植物的种子或药材标本，并寄回国内。其中，李明、杜德美、冯秉正、殷弘绪、巴多明、宋君荣、汤执中和韩国英等人均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1723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onique Parrenin）与巴黎科学院保持通信，并介绍了包括三七、当归、人参、冬虫夏草以及大黄在内的多种药材。他还寄回了制作阿胶的原料，为医生和博物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

法国的博物学家安托尼·杰西（Antoine de Jussieu）和本纳德·杰西（Bernard de Jussieu）则通过实验对这些药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耶稣传教士白晋也提到，他的同僚刘应心专注于翻译和解释中国草药的特性，数量多达数百种。更有传教士将新鲜制作的麝香送回欧洲，为欧洲的医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发现和启示。

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奈鼓励学生彼得·奥斯贝克以科学视角探访中国，为其《植物种志》的撰写收集全球植物信息。同时，奥斯贝克在《中国和印度群岛旅行记》中表达了对中国药草知识的渴望，希望获取更多关于草药与疾病对应关系的指导。这些来自中国的宝贵信息和知识，为欧洲的博物学和药学研究带来了深远的丰富。

四、中国药在西方的影响

当中国药逐渐融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后，哪些药材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呢？在中国的药材市场中，欧洲人相对容易辨认出大黄、胡椒、肉豆蔻和麝香。他们不仅对中国麝香的制作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深入了解了麝香的真伪辨别。

17世纪的欧洲，麝香的名声大噪，市场需求旺盛，这从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中可见一斑。剧中提到，药剂师需要用麝香来去除想象中的异味。此外，大黄也成为了一种备受瞩目的药材。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尽管麝香和大黄最初是由西方引入中国，但如今它们却以高价从中国返销至欧洲，为欧洲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在记载中提到，在中国只需一角钱就能购买到一磅大黄，而在欧洲市场，其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然而，对于大多数植物、水果和本草，欧洲人的认知仍然有限，他们往往不了解药草的具体用法和疗效。例如，利玛窦就提到了一种被葡萄牙人称为中国木、被其他人称为圣木的神奇药草。这种药草生长在荒野中，无需栽种，只需花费少许人工就能采撷到，但却能以高价出口至欧洲市场。

1535年，葡萄牙人首次将这种树根引入欧洲，并称之为“中国木”。随后，在1585年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史》中，这种树根也被西班牙人门多萨所记载。到了17世纪，欧洲人普遍将这种树根视为治疗梅毒的灵丹妙药。

那么，“中国木”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中揭晓了答案，他指出“中国木”即为茯苓。他进一步阐释道，葡萄牙人称这种中国根为PaodeCina，而欧洲人则称之为China。这种草药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等地大量生长，中国人常将其与肉一同炖汤，既美味又药用。它能治疗梅毒、血栓、中风等多种疾病，还能缓解骨头和全身的疼痛。在中国，这种根被称为白茯苓，寓意其洁白无瑕、功效显著。

另外，《中国植物志》还记载了一种被誉为“中国的香料”的神奇草药。欧洲商人将其译作“Cina”和“momun”，意为“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这种草药不仅香气四溢，更在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1661年，奥地利传教士匡卫国（Martino Martini）在《中国新地图志》（Atlassinensis）中明确指出，“中国根”实际上指的是“土茯苓”，而非先前所认为的“白茯苓”。这一发现，标志着人们对这两种药草的首次明确甄别。

《中国植物志》之茯苓与人参

除了土茯苓，另一种被誉为“有效的根”的药草是人蘘，即我们常说的人参。其首次被提及是在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中，该书于1643年出版，详细描绘了中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继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提及人参后，1653年，卜弥格在《中华帝国简录》中进一步介绍人参的疗效，称其能助病人恢复元气，同时强调其价格高达“相同等重量的白银数倍”，凸显了人参在当时的珍贵地位。此外，匡卫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也特别指出，在众多中药中，人参以其卓越疗效而“最出名”，被誉为“中国药物中最显贵的根”，甚至被李明誉为“灵丹妙药”。

1687年，德国汉学家门采尔在《论人参根》一书中，详细介绍了10余种在欧洲可见的人参植物，并精心绘制了图形。其中，两种人参被明确指出为中国产。门采尔还指出，人参生长在东北地区，具有恢复阳气、明目和治疗神经病的功效。

到了1711年，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在其致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进一步详细描述了人参的产地、形态、生长过程、采摘方法和疗效。杜德美还纠正了匡卫国书中关于人参产地的错误记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卜弥格在其父波兰国王御医的身份背景下，于1642年来华传教，并深度参与了南明朝廷的复国政治事件。在华期间，他不仅翻译了多部中医著作，还在1652年至1653年间编写了《中华帝国简录》和《中国事物概述》。这两部著作都详细记录了许多欧洲人未知的草药，如治疗眼疾的黄连、能延年益寿的不死草以及人参等。同时，《中国事物概述》还介绍了麝香的制作工艺和辨别真伪的方法，以及其他如大黄、“中国根”茯苓、肉桂、生姜和沉香等草药。

1653年，卜弥格以拉丁文精心编著了《中国植物志》，该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正式出版。这部著作被誉为欧洲首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详尽地收录了29种生长于东南亚及中国的动植物。每一种植物都得到了他细致的描绘，包括其葡萄牙语或拉丁文与中文的名称、生长的地域、形态特征、药用制作方式、治疗病症以及市场销售状况。而在动物部分，书中描绘了诸如凤凰、野鸡，以及形似鹿又似虎的麝等珍稀动物。

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药剂师克莱耶尔在法国出版了《中国指南》（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一书，该作品实质上是对卜弥格手稿的抄袭。书中包含了两篇与中药密切相关的文章：《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和《单味药——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味药》这部中医本草学作品，详细介绍了289味草药的用法，并配以49幅精美的彩色插图。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本书可能是《本草纲目》的节译本或选译本。

1578年，李时珍完成了《本草纲目》的撰写，并在1596年于金陵刊行。此书很快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李明的《救荒本草》——一本类似西方的《植物志》，专门介绍植物及其食用价值——便开始对其进行介绍。到了1735年，杜赫德在巴黎出版了《中华帝国通志》，该书基于耶稣会士从中国写回法国的通信编辑而成。其中特别收录了法文版的《本草纲目》，并命名为[《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Extrait du Pen Tsau Cang Mou c'est-a-dire de l'Herbier Chinois, ou histoire naturelle de la Chine, pour l'usage de médecine)。

《本草纲目》在《中华帝国通志》中的地位

当法国医生旺德蒙德在澳门行医时，他偶然获得了《本草纲目》这一珍贵书籍。深受启发的他，决定根据书中的指引，收集了80种无机矿物药标本。在当地中国人的热心协助下，旺德蒙德对每种药物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并一一贴上标签。之后，他用法文精心编写了《<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这一著作。同时，他还将其中24种精选的矿物标本寄回了法国，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宝贵的发现。

1738年，瑞典博物学家莱格斯特伦（M.von Laerstron）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前往中国南方采集植物标本，并意外获得了《本草纲目》原著。他与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体系奠基人林奈是挚友。回国后，莱格斯特伦将这批珍贵的标本赠予林奈。林奈在《植物种志》中，以莱格斯特伦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植物的属性，即午屈莱科（Lythraceae）紫薇属（Lagerstroemia）。此外，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中蒙边境进行守猎采撷，并在1925年完成了《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笔记》（ANaturalist'sNote-BookinChina）。

1871年，汉口从事医学传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 Smith）医生，深入研究《本草纲目》、《尔雅》及《广群芳谱》，同时广泛收集民间草药知识，精心编著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本草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wards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他的目的旨在分享在中国十余年积累的草药辨识与使用经验，助力在华外国医生和医学生更好地辨识草药，从而摆脱行医时的药物匮乏困境。同时，针对当时西医中译中出现的医学术语挑战，他尝试从本草角度入手，创新性地采用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对译，探索出医学翻译的新路径。这一创新性的术语对照方法，为后来中国医学术语的编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1874年，法国驻华领事铁桑在巴黎出版了《本草纲目》，这一举动让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思想和药物治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到了1881年，贝勒回顾了欧洲学者自16世纪以来的本草研究历程，并强调了中国本草学对欧洲的深远影响。同年，他的《中国植物志》问世，其中特别提到了《本草纲目》，称其为“中国本草学的瑰宝”，并给予了李时珍极高的评价。

1887年，在华医学传教士成立了博医会，该会一直致力于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其历任主席都强调了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1911年，博医会主席师图尔与斯密史共同出版了关于李时珍专著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本草学的研究。

此外，协和医学院药学系系主任伊博恩在1939年运用现代实验科学方法对中药本草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后来的中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不仅展示了医者济世之心和中西医共同体的开拓精神，更彰显了五百年间无数医者对中国灵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探索。他们飘洋过海，深入山野，甚至以身试药，为人类医学事业贡献了宝贵力量。

大英博物馆中珍藏着1603年的江西本、1655年张去中刊本以及1826年英德堂本等珍贵古籍。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同样藏有1655年太和堂刊本、1694年刊本等多部医典。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则收录了1596年金陵本和1603年江西本等珍贵版本。美国国家图书馆及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机构也均有收藏。

然而，反观西方，我们却对那些可能已失传的西方古代重要医典、药典一无所知。这不禁令人深思。在此，引用卜弥格的一段话，以期引发大家更深层次的思考。在疫情的阴霾下，我们更应重新审视医道，消解戾气，增长福慧。(是次小0j)

门萨帝

【说明】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1980年说过（引自《南方周末》2006.10.5.A7）：“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研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遗憾的是，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人——这是二十年前反思那场“中医中药退出”风波的旧文。今天回看，虽然喧嚣偃旗息鼓，但中医中药自身的问题依然存在。故原文照发。

本文要旨：通过检讨中医中药发展中的自身不足，批判“告别中医中药”之说的荒诞所在，思考中医中药的发展理念。


“以科学的名义”“告别中医中药”，竟然出自哲学和医学行家之口，这确实有点遗憾。当然，中医中药也不是喊得“退出”的。但是，中医的确有自身的不足处，究其根源还是医易不分，医哲不分。如果中医药界能够自省反思，准确 “切脉”“问诊”，中医药或许能迎来科学发展的春天。

反思之一，中医的学术理论迄今仍停留在“阴阳五行”阶段， 是中医未能超越“医易会通”困局的要害。

中医基础理论从《黄帝内经》开始构建一整套“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体系，到明代张介宾最终完成“医易会通”的理论构架。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医易会通”是好事又是坏事。

人类发展到开始思考自然万象根本规律的时期，东方和西方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思维路径：东方是“天人合一”，西方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都各有长处。 “天人相分”侧重于考察该事物与它事物相互区别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个性；“天人合一”侧重于考察该事物在与它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的自身状态和变化。中国古代哲学有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话其实很简明：超越于具体形象之上的理，称之为大道之理；潜藏在具体形象之下的理，称之为器用之理。大道是超越万千具体事物的根本规律，具体规律则是针对万千具体事物的个别原理。“天人合一”观，是将万千具体事物放进一个整体来思考；“天人相分”，是将万千事物分门别类逐个来思考。东方产生了阴阳论和具象类比方法，阴阳是形而上之道，具象类比是直觉推理。西方产生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逻辑是思维之道，实验是证实之门。西方从此迈向现代科学的学科理论；中国却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因为与之相似的墨学中绝了，中华理性思维也从此失去了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机缘。爱因斯坦把“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视为西方科学发展基础的“两个伟大的成就”。这在已成为科学常识。

在具象类比推理的推动之下，“天人合一”思想孕育了诠释万物根本属性的“阴阳”论，继而产生了企图解释万物运动规律的“五行”说，再后产生了企图测算万物变化趋势的“八卦”法。立足于哲学本体论，阴阳论对于事物内在的相对独立、相互影响、相应变化和不断发展的根本性质，实现了最简最优的揭示和表述；五行说企图用最简最优的模式来解读万物的关联性，即没有一事物能脱离它事物而存在、没有一事物不受它事物影响、没有一事物不影响它事物，正是这种关联性构建了万物的平衡；八卦说是企图对变化万千的自然规律进行模式化的具象解读，它是人类试图把握客观事物因果关系的主观努力。从天人合一观到阴阳论，进而到五行说直至八卦法，是思维科学的退行：天人合一观是正确的，阴阳论是可取的，五行说可以借鉴，八卦法只能游戏。

因为古代中国“天人相分”观不发达，致使学科类分严重滞后，于是阴阳论、五行说由哲学的本体理论演化为是非莫辨乃至非科学的学科理论，再衍化为似是而非乃至伪科学的实用理论。例如，在《周易》学中“阴阳”是本体理论，在中医学中“阴阳五行”是学科理论，在占算术中“阴阳五行八卦”是实用理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认识。懂得这个基本点，方能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实质。

恩格斯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下。阴阳五行论尤其是五行说作为一种思维样式，只能“类推”，不可照搬。在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中，如果把阴阳论还原为哲学理念，即用“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方法论，也就是用事物相对独立、相互影响、相应变化、相处平衡这样的思维方法，解读“天人合一”环境下的任何事物，解读人的生理、心理、病理，那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

杨振宁说，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而非近代科学化的。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中医的理论仍要继续原来的想法，我认为中医、中医学没有前途。（引自《中国中医药报》2005.1.24三版）。在现代科学昌明的今天，仍停留在“医易会通”显然尴尬。

当西方医学借助人体解剖、显微技术、生物化学等取得了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中医继续沿用阴阳论“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就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用五行说“借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及其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从而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无疑是牵强附会。

必须认识到：哲学意义上的阴阳论是天人合一观的方法论。它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全面地表达天人合一观，但它远远比一般人所理解所诠释的“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之对立统一方法论来得更高明。这是哲学问题（这不是只读一点西方哲学就可以与之讨论的问题）。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今人和后人：医学，还有许多学科的指导理论，必然最终由“天人相分”走上与“天人合一”相统一，准确地说，是天人合一观指导“天人相分”。这对于真正懂得哲学的哲人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结论：中医学基础理论必须让阴阳论还原到思维方式的哲学本位，让五行说退回到哲学理念的借鉴本位，剔除阴阳概念化特别是五行机械化的模糊理论；传统中医药理论必须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的比照下进行梳理，现代医学理论成果应当放在“天人合一”观大尺度下进行拓展。

门萨帝

反思之二：中医的临床诊断迄今仍停留在“望闻问切”、“辨证阴阳”经验医学层面，是中医授人以柄的症结。

人类医学由传统医学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没能走出治病阶段，即有病才求医。健康医学、长寿医学还有相当长的路。中国更是如此。

西方自从将物理学、化学的理论成就和技术成果应用于传统医学，也就走上了现代医学之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治之间多了一个中间环节，即医学技术。医学技术作为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中介，是以不断发展的多学科知识来支撑的。西医正是借助医学技术的强力反作用，实现了上与基础理论、下与临床诊治的良性循环，从而飞速发展，从传统医学走上物理医学、化学医学、生物医学、生理医学，乃至生命医学。中医没有从根本上最终迈出传统医学的门坎，不仅临床诊治还停留在经验层面，甚至理论体系没有实现由哲学向医学的完全转型。即便现代医学冲击下的中西结合，也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科学的融合，更多的是各凭所知、各取所需、各立所据的“结合”。

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医学的最大特点是直觉诊断。中医的直觉诊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望闻问切”，二是“辨证”。传统中医在问病与断病之间没有技术中介，使其在上通基础理论、下接临床治病之间出现断层——“实证”环节。

何谓“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者，望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者也；切脉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难经·六十一难》）显而易见，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还是“五行”程式：通过五色、五音、五味来“辨证”五脏六腑之根源。当然，今天来指责古人在临床诊断中没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验证“望闻问切”的直觉，是荒谬绝伦的。

何谓“辨证”？无非是“天人相应”：“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内经》）“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在中医看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中医的“天人相应”跟“天人合一”一样，是个好东西。生命是天地所赋，天地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生命，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寒暑湿燥等无不受制于天地，即受环地生命圈影响，人必然“与万物沉浮”（《素问》）。但是，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天人相应”衍化为“运气”脏腑模式，即人体“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体系与天行“五运”、地行“六气”相联系。按《内经》说，“五运”是将土、金、水、木、火五行（按相生顺次）配天干，“六气”是三阴三阳（少阴、太阴、少阳、阳阴、太阳、厥阴）与热、湿、火、燥、寒、风对应后再配地支，最后与干支纪年交配起来，形成所谓“五运主岁”（阳历年曰岁）、“六气司天”的天人相应“运气”说。“运”五“气”六相交错，三十年为一周期，也就是说在连续三十年的时段中，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天“运”地“气”。中医认为，五行“定五脏之气”（《素问》），六气致病是“外感六淫”。中医如此“辨证”天地阴阳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甚至辨出人的生理、病理甚至与该年主岁的某一行、司天的某一气相联系，乃至辨出“五行”生克制化、“六气”升降沉浮与“天人相应”的关系。

“望闻问切”即视、听、嗅、问、触，这是问病诊断的必需。这个道理简单直觉，人一旦生病，即人体出现或正在发生功能、器质性病变，其外表必然有反映有征候，传统医学的经验和现代医学的检验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病是有其鲜明表征的。但直觉不能代替确诊，因为同症（证）异病、同病异症（证）是常有的，这是中医始终未能迈过的坎。

至于“辨证阴阳”，凭直觉也是很有道理的：春夏秋冬，寒暑燥湿肯定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着凉缘于寒，中暑缘于暑，风湿多与湿相联。中医在“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内经》)的直觉理论指导下，建构了“天人相应”五脏说，而且中医“五脏”即肝、心、脾、肺、肾“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但是，对此并没有相应建立一套能够证伪、证不伪的科学方法，因而被人诟病也就在所难免。

西医借助现代医学技术手段，能够准确地确定：是什么病，或不是什么病，或不能确定是什么病。某些现代西医滥用现代技术手段、滥开药品，更多的是为了收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关重要的是，中医直觉诊断却做不到科学定性。中医尽管能治好病，却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梁启超、胡适就是这种观点，胡进一步以此区分中西医的科学与否。这是对的。陈独秀却过了，他认为，中医回答不了这个道理，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陈犯了逻辑错误，至少是判断失误。中医不是不知道科学手段，中医在传统条件下用自身“天人合一”观下的直觉推理和内证体系，辨证治病，经验处方，是有科学道理的；中医在现代医学技术、手段的挑战下，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还不知道怎样将现代医学技术手段为我所用，实现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断的对接。毋庸讳言,传统的中医没有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作基础,也没有证伪、证不伪的科研样式来规范临床。但是，昨天没有，今天还未成功，不等于明天不能实现。“中医药退出”说之谬正在此。

结论：中医整个体系，应当在坚持“天人合一”观的同时，尊重并运用“天人相分”观；在吸纳现代医学所有成就的基础上，为我所用构建生命医学；从宇宙场、物我场、自我场构建“天人相应”理论及其实验体系。

门萨帝

反思之三:中药的治病原理迄今仍徘徊在“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架构上，是中药不能长足发展的软肋。

中药，是按照中医理论利用各种天然物质主要是植物、动物、矿物（包括其加工品）的特有性能，使之在治病防病康复保健中产生药用价值。据普查，中国现有中药资源12800余种。在中药经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中药基本理论，它包括了中药的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即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配伍及用药禁忌、用法、剂量等。

中药与西药有较大区别。西药主要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方法加工药品。西药的药效通常是以病源、病理、药理的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的统计为基础，药品的药效通常是根据其化学成分来实现的，因而西药具有明确的适症性、精确的适量性。中药的药效（少量中成药例外）通常是根据中药作用于人体后的反应进行推理和总结而来的，没有具体到药物的成分组成和化学含量，其用量通常也是由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直觉“辨证”来确定的。因此，药效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标准。由于中药没有像西药那样定位定性定量到病源学、病理学、生理学层次，于是始终只能依靠传统的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归经以及毒性等等这套朴素、笼统、抽象的传统理论来解读。

何谓“四气（又称四性）”、“五味”？《神农本草经》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寒、热、温、凉四气”。显而易见，“四气五味”说到底，还是阴阳观细化的产物，所谓“味厚者为阴，薄者阴之阳；气厚者阳，薄者为阳之阴”（《素问》），实质就是四分阴阳（太阴、少阳、太阳，少阴）。“气”、“味”成阴阳，自然就可以套用阴降阳升的基本规律，于是中药的基本理论除了“气”“味”之外，就有了“升降浮沉”之论。再上升到哲学理念，就成了“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

“四气”“五味”是如何与生理、病理相联系呢？寒热温凉“四气”的形成，主要来源于长期的中医药实践经验总结，即人体用药后的反应，能减弱和消除热证的药物归为寒凉性，能减弱和消除寒证的药物归为温热性。寒凉之性包括清热、滋阴、解毒等作用，温热之性包括散寒、助阳、温经等作用。

“五味”，从朴素的直觉的生理感受来看，所谓“酸收、辛散、苦坚、咸软、甘缓”，同样不无道理。还有“归经”，指药物对机体某部分的选择作用，即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关系，因而对这些部分的病变起治疗作用。这也是在理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四气”“五味”与人体的脏腑、经络等关系，理论的不缜密问题就明显了。“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再加上中医的“肝木、肺金、心火、肾水、脾土”，中药药理理论就实现了五味、五脏、五行三位一体而且生理、医理、药理的大一统。于是，中药的“气”“味”阴阳就与人体生理的“升降浮沉”、药理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紧紧联系起来，进而可以与医理的“生克制化”相沟通。这些理论距离“实证”还很远。

又如中药的配伍。“中药成分复杂，常常是一药多效，但往往治病不是用药物的所有作用，需要通过配伍与对药物原有性能予以取舍增益。”如何配伍？配伍讲究“七情合和”，君臣佐使，亦即通过生克制化，来取舍增益。所谓“相须、相使”是取相生之理，“相畏、相杀”是取相胜之理，“相恶相反”是取相克之理，“单行”是取相当之理。至于“毒性”也只是简单的直觉“定性”“定量”，而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和无毒。等等。

中药成千上万种，而且成分复杂，一药多效、一症多药、一方多制，但是，传统中药的药理理论就定为“四性”“五味”和数种脏腑经络的“归经”。显然，这种感性化粗线条随机性的经验，不是严密逻辑和严谨临床且可以严格重现的认识结论。因此，也就难免非议。

中药的成分复杂，其有效成分是什么，作用的环节在哪里？中药的炮制，对改变药物的成分与临床的用药是什么关系？中药配伍后究竟又是取何作用？中药的产地和采集，对药材的成分构成有什么影响？等等，所有这一切，决不能停留更不能满足于“气味阴阳”、“升降浮沉”、“七情合和”、“君臣佐使”等等这种类似哲理的理论说教层面上，而必须每一味药、每一剂方、每一种方法及其与每一种症、每一例病、每一个人进行药理、病理、生理验证。

这是中药长足发展必须经历的艰苦历程。今天的中药研究相比《本草纲目》时代已经取得了天壤之别的成就，“十五”规划的《中药学》教材538味中药就基本上增添了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研究的现代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完善，但这与传统的“五味”药理病理说相比，即与所谓“辛能散，能行（发散、畅通）；甘能补，能和，能缓（补益、调和、缓解）；酸能收，能敛（收敛、稳固）；苦能泄，能燥，能坚（清泄、燥湿、坚阴）；咸能下，能软（泻下，软化）”相比，无疑是从传统经验走上了科学定性之路，当然路还很长。

结论：中药还有漫长研究之路。必须用“天人相分”观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意义；还必须用“天人合一”观研究中药与中医、中药与西药、中药与西医对于治疗医学、保健医学乃至生命医学的意义。

门萨帝

中医中药发展中的自身不足 4-4

反思之四:中医药话题迄今仍彷徨在“中医究竟是否科学”这种弱智问题的纠缠上，是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的根源。

长期在“天人合一”整体观指导下摸索的中华传统医学，积累了许多现代医学无法替代乃至无法解释的经验。如何科学地研究它、解释它乃至开发它，正是中医要走的路，尽管这段路还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中医药从其创立之初到两千余年后的今天，一直停留在经验医学层面上。造成这种难言之隐局面，自身的问题是，中医药始终没有在坚持“天人合一”观的同时平等接纳“天人相分”观，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自身科学的学科理论及其实验体系。

中医药事业在近现代，没有跟上世界医学迅猛发展的步伐，还有更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面临西方现代医学挑战的同时，还要一次又一次面对“中医究竟是否科学”这种弱智问题的挑衅。这也是不能不撰此文的悲哀。

传统医学是用经验积累来认识人与生老病死的关系，现代医学是用学科知识来解读人与生老病死的关系，因此现代医学相对传统医学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中医是经验医学，就意味着是非科学、伪科学医学？在这里，许些“哲学”、“医学”学人犯了常识错误：

首先，经验医学等于非科学、伪科学，这本身就是一个伪话题。经验，只要还停留在经验层面，用严格的现代理念来衡量，它不能称为科学，因为只有能够严格推理且完全重现的才能称之为科学；但是，经验只要不是虚假的，就不能说它非科学，更不能轻言伪科学，因为从经验到科学有一个不断总结、完善、提炼、升华的必然过程。这些，对于略懂逻辑知识、稍有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可以说只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

其次，医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物，人是最高形态的生命体，是最不标准化的“物”。大自然从无到有、从有到有生命、从有生命到人，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人既作为整体的一个物种，又作为个体的一个生命，对于医学来说，在认识了所有现代学科知识能够解读的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之外，还有许多无法解读的生命现象和个体差异，所有这些还有待医学去揭秘，现代医学正在不断用新的知识去解读、新的方法去探究。这只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而已。

再次，不断用新的认识水平认识前人经验，是后人应有之责。“中医中药退出”闹剧把经验斥为非科学，本身就犯了一个浅显的逻辑错误。倘若其中还有把经验积累过程中的不慎或失误归咎于经验本身，甚至于把经验积淀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伴随的“庸众”、庸医、庸学、庸官的无知无畏，乃至奸医、奸学、奸商、奸人别有用心的非经验、伪经验也归咎于经验本身，这种举动如果不是“庸众”的无知，就有居心叵测的企图。不妨看看“退出”闹剧者们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经典根据吧。

《本草纲目》记载的药物作用，虽然也有某些不科学的地方。但前人搜集，后人甄别，正是人类认识历程的必然。至于立春雨水治不孕、自缢之绳可入药、路边草鞋可入药、公母老鼠屎入药还有区别等等，李时珍搜集各种民间药方，其中肯定有传说成分，用生物化学方法、“双盲”方法去证伪或证不伪，正是后人“经验”要做的事。《开宝本草》首将鸦片倡明镇痛药效，以后鸦片被当作“福寿膏”吸食，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这分明是奸商洋人之过，却居然要对《开宝本草》欲加之罪。

所有这一切都要由经验医学的中医药来承担，合理吗？并且要以这些昨天的无知来围剿已发展到今天的中医中药，理智吗？

然而，进入近代的一百二十余年以来，中医药却一次又一次被同胞欲加之罪，甚至要置于死地。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首倡废除中医主张，晚年修正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至20世纪20年代，浙江后生余云岫留学日本，先攻物理，后攻医学，回国后提出《废止旧医案》而“名闻海内外”，还撰《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同期，又是浙江人鲁迅因父亲之病不治于“名医”，而写《父亲的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1935年，《中华医学》总编于秀英提出“废医存药论”。1950年，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干预，中医或许早已“退出”。今天，据美国康复科医生“王澄”7月29日在纽约“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引自http://www.Med8th.com），说“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假如这话是真的，大陆中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那些个坚持要用西医剿灭中医的中国人，只好抄一句洋教授的话，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1980年说过（引自《南方周末》2006.10.5.A7）：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研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逐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其实，章太炎先生早就说过：“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中国医学问题序》）至于“凡病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更成高格。

结论：中医药的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是国家的责任。中医是至大至深、至精至微之道，不是至下至浅之人所能做的，也不是至滥至贫之机制所能完成的。国家应当从生命医学的高度大力扶持中医药理论和技术的创新；应从缺医少药的国情全面规范中医药“市场”的管理；应当从中医承传的现状和现代科学的趋势，重新调整中医药教学和研究的构架。（2006年11月初稿 12月核稿   悟无误   14-17楼全篇完 转自知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