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正学：谈谈中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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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借此繁衍昌盛的。中医学自先秦奠基，经历了张仲景的临床强化，皇甫谧、孙思邈、王焘的不断补充，金元四大家的相互争鸣，温病学派的革新创造，使之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医学体系。但是这一医学体系始终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之上发展和完成的，它从来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进入实验研究之途。它的成果均出于逻辑思辨，说穿了就是临床经验的总结。

在现代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现在，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科学技术始终同步前进。现代科学技术每出现一个新成果，便很及时的反应到西医领域。原子弹的爆炸给西医带来了X光，雷达技术的应用给西医带来了B超，集成线路的发展给西医带来了CT，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发展给西医带来了γ照相、核磁成像、ECT和PET，每一件先进工具的使用都给现代西医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其发展与时俱进，日新月异。

然而，这些新的工具并没有给中医带来机遇，X光是看不见肝木克土的，CT是看不见相火妄动的，中医仍然是三个指头一个枕头。这怎么行呢？当现代科学技术的火车头，带动着整个社会在飞速前进的时候，包括西医在内的各行各业都乘着火车与其同步前进，唯独中医没有乘上这列火车，形势就是如此的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药学”的伟大决策，在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波一波的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这给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曙光，如果按照这一指示继续前进，在不久的将来，中医将乘上现代科学的火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然而在我们中医内部，还有少数人喊什么“我们只需要突出中医特色，不需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得多了，中医就被消灭的多了”；还有人提出“中医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不能和西医结合”，试问现代西医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集中反应，它和中医一样，研究和服务的对象都是人和疾病，中医不和西医结合，而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你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是否是除了西医以外的科学技术，那些和人体无关的现代科学技术，连西医都不去联系，我们中医又怎么去联系，这不是痴人说梦么？我认为如果某些同志不愿意听“中西医结合”这五个字，我们暂不谈中西医结合，我们就在中医现代化这个标题下谈谈当前中医发展的问题。


一、中西两种医学发展的社会渊源

医学和文学、艺术一样，作为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发展的。最早，中医和西医发展的社会基础都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其形式和内容大体相同。

公元前四世纪西方医学的代表希波克拉底，他的二十卷《希波克拉底文集》和同一个时期的东方医学的代表论著《黄帝内经》，其思想、内容大体一致。前者提出事物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提出阴阳，前者提出了风、火、水、地，后者提出了五行生克。

到了公元二世纪，西方医学的重心由古希腊转移到了古罗马，在西方医学那里升起了一颗冉冉红星，他就是被西方医学号称为“医王”的盖伦（公元130年～200年），盖伦将《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医学思想与临床实践结合，使西方医学出现了新的飞跃。在同一个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同样出现了一位号称“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他把《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医学前进了一大步。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东西方医学都是在逻辑思辨中缓慢前进，二者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出现以采矿、冶炼、玻璃等大工业发展的苗头，西方逐步具备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显微镜产生了，化学试剂产生了。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用自制的放大镜发现了血液是由动脉出发通过静脉又回到心脏。到了1661年，意大利医生马斯聂夫发现了联系动脉和静脉的毛细血管，从而使血液循环真相大白。1665年英国医生虎克，用自制的200度的放大镜发现了软木塞的薄片是由细胞组成的。1675年荷兰医生罗文虎克用自制270度的放大镜发现动物的肌肉组织也是由细胞组成的。18世纪初叶，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施莱登和施旺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18世纪中叶，德国伟大的病理学家魏尔啸，发现了细胞核、细胞膜、细胞器，而且他得出结论，生物是一个细胞王国，人体也是一个细胞王国，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细胞开始，影响到全身。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思想一百多年来一直指导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妇产科医生塞梅尔维斯认为：产褥热不是上帝、宇宙和自然所给予的，而是一种微生物在作怪。法国著名的医生巴斯德认为葡萄酒的发酵是一种微生物在作怪，同时提出了巴氏消毒法。在这同一个时期，英国医生里斯德开始应用石碳酸在手术室消毒，并用煮沸的方法来消毒器械。到了18世纪末期德国伟大的微生物学家郭霍氏创造了细菌培养基和培养方法，他的学生革兰氏发明了革兰染色法。

由于上述的发明创造使西方医学很快的由宏观走向微观，由整体走向局部，由注重机体的反应性走向注重病原的致病性，于是西方医学以全新的面貌，在旧医学的母体上脱颖而出。我们清楚的看到，西方医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现在再来看一看中医，《黄帝内经》的整体观，张仲景的六经思辨，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一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将这一理论导入实验研究之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与本。”《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阳气生发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素问·遗篇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脏器发时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金匮要略》“人秉五常，皆以风气而生长，风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之能浮舟亦能覆舟。”“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蕴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虫兽、金韧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上述经文从病因、病机到发病，从人体脏器的统一到人和自然的统一组成了中医发展的座右铭。

东汉以来，儒家思想经过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化以后，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所有学术领域被完全封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袒胸裸腹，有失大雅”，《内经》原有的“夫八尺之士，外有皮肤可按之寻切而度量，其死可剖而视之，其腑之大小，脏之脆坚，谷之多少，血之清浊，脉之长短，气之多少，皆有大数”，将《内经》这一简单的、朴素的解剖学完全搁置一旁。视《黄帝内经》之整体观和张仲景之六经思辨为天经地义的真理，绝对禁止将其进一步纳入实验研究，这样就使中医学术始终沿着逻辑思辨的轨道缓慢前进。

本来，当西方大工业兴起的时候，中医是有机会将西方先进医学的实验研究成果拿过来为我所用的，明清以来，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两条大通道，西方的钟表、机器源源东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款款西进，东西方的物质交流由于儒家思想的作祟，始终未能打开文化交流的局面。中医所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始终如一，从公元前四世纪的秦越人到现代中医名家肖龙友、蒲辅周、岳美中，他们的学术思想，始终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物。（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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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两种医学的互补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经济基础改变了的时候，全部的上层建筑都要或快或慢的发生改变”。中西两种医学，既然是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从形式到内容便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医由于有强大的大工业作后盾，有先进的工具作为生产力，因此，有条件从疾病的局部、微观和病原的致病性等方面去认识疾病的本质。中医由于它始终是在分散的农业和个体的手工业的基础之上发展，它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进展，因此它只能从疾病的外像、整体、宏观等方面去认识疾病。

上世纪70年代，有人将疾病比作“黑箱”，“黑箱”里头装着什么？是什么结构？这是人们急切要了解的问题。西医利用先进的工具打开了“黑箱”，直观的去认识“黑箱”的结构和内容，对“黑箱”内所发生的故障，采取了具体的排除和补救的手段；而中医呢，没有条件打开“黑箱”，没有打开“黑箱”的工具，只能用“黑箱”的重量、“黑箱”发出的气味、“黑箱”内的响声……等，来判断“黑箱”内装着什么，通过逻辑推理来判断“黑箱”的故障发生在什么地方，并如何去修复这些故障。虽然，中医的这种方法显得原始、朴素，但是通过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人们对判断“黑箱”事件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处理“黑箱”事件来说也是极其必要的。尽管这个例子，有其不全面的方面，但是它对中西两种医学认识疾病的特点作了形象的比喻。

现在我们来看，两种医学认识疾病的差异。

第一、认识的方法：中医是逻辑推理，西医是实验研究。

第二、认识的途径：中医由外到内（审证求因），西医由内到外（由因到症）。

第三、认识的侧重：中医是整体、宏观、机体的反应性，西医是局部、微观、病原致的病性。

方法和途径姑且不谈，我们要谈的重点是两种医学的侧重问题。一个疾病的特点，既有其整体又有其局部，既有其宏观又有其微观，既有机体的反应性又有病原的致病性，中西两种医学，各自占有了一端，他们的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医学从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从郭霍氏的病原致病学，从先进工具所带来的局部认识论，其发展越来越精、越来越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微观、局部、病原对机体整体和机体所在环境的依赖性。近数十年来，西医内部的有识之士发现了这一弊病。有塞里氏的应激学说和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一直到近代长足发展的免疫学说，在机体内部发现了数以千记的生物活性因子，如白介素、CD系统、P50系统、CA系统、前列腺素系统……等等，它们在不时的、自发的调节着各个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的功能，这种调节是跨越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的全身性的作用，由此证明了中医整体调节的正确性。

西医的学术观点已经由局部引向全身，由微观引向宏观，由病原的致病性引向机体的反应性，西方的现代实验研究已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他们对蕴藏于中医内部的整体观尤其感兴趣。笔者在十三年前赴美讲学时，他们一听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些经文时，非常感兴趣，通过翻译再三的询问，必欲全部挖掘殆尽为其所用而后快。

中医方面，明清崛起的温病学派，也包含着由整体走向局部、由宏观走向微观、由机体的反应性走向病原的致病性的初衷。温病大家吴又可说：“伤寒，非风、非暑、非寒、非热，乃天地之间的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而致病，这种戾气的概念已经与现代医学的细菌、病毒……的概念相类似了。清代的王清任不甘心于八纲、六经之逻辑思辨，自己一人将别人抛弃的尸体背回家，解剖研究发现了横隔上有七个孔……，这也说明了中医仍是在自发的想弥补自己的不足。

总起来说，中西两种医学在上述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侧重和互补性，现代西医已经看到了中医所蕴藏的宏观、整体思维对发展现代西医的重大意义，难道我们中医就没有看到现代西医在局部、微观、病原的致病等方面的大量内容对发展中医的重要意义么？我们如果将西医的长处拿来为我所用，这正是当前中医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也正是当前进行中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正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真实体现。

三、“十六字方针”是当前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有效方法

中医必须进入现代科学技术的网络系统，才能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前进，才能乘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快车与时俱进，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找到中西两种医学的结合点。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多了、太丰富了，用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经历要将其结合点完全找到是不可能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有一种正确的方针做指导，通过我们这一代的中医工作者共同努力，结合点会愈找愈多，最终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笔者带着这一问题经过了四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中医发展的十六字方法——“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这一方法得到了已故老部长陈敏章部长的认可，在他的鼓励下，笔者组织了西北五省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21位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中西医结合内科巨著——《中西医结合实用内科学》，该书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于上世纪90年代荣获“世界传统医学突出贡献国际金奖”。笔者应邀赴美领奖并讲学，笔者个人也荣获“世界百名民族医药之星”的殊荣。

《中西医结合实用内科学》的编写大纲、体例、内容完全以“十六字方法”为指导，赴美归来后，笔者应邀赴北京、大连、贵州、陕西、青海等地进行“十六字方法”的宣讲。甘肃省卫生厅又委托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先后举办了五期全省主治医师学习班，办班的主要内容就是宣讲中医发展的十六字方法。于是这一方法在国内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大家把这一方法誉之曰“十六字方针”。

“十六字方针”虽然只有十六个字，看来平淡，意义是十分深刻的”（陈可冀语）。十六字方针共四句话，

第一句“西医诊断”就是利用现代医学的一切诊断技术将疾病的定位、定性确定下来；

第二句话“中医辨证”，就是在用西医的方法确定了疾病的定位定性后，在这个范围内的中医辨证，在进行这一辨证时，应充分的采用传统的中医思维和方法，这样的辨证就比没有西医诊断而在全身进行广泛的辨证施治要准确得多，没有西医诊断的中医辨证就好像是在大海里捞鱼，有了西医诊断的中医辨证就好像是在渔网里捞鱼，不仅要省事得多而且要准确得多；

第三句话“中药为主”，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在治疗疾病时，必须采用中药为主的方法，要把中医传统理法方药完全贯彻进去，使几千年的中医方药的理论实践得以继承，这里充分体现了十六字方针的主题是发展中医而不是发展西医；

第四句话“西药为辅”，其含义是有一些疾病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针对性的方药，或者是所留下的方药疗效不够满意，而在西医西药中尚有几样特效药品可堪使用，用之可提高疗效。

纵观十六字方针，他的特点是把传统的中医辨证建立在西医诊断的基础之上，不但大大的保证了辨证的准确性，同时充分的利用了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使之与中医的理法相结合。随着每一个医生临床经验和体会的增多，久而久之，中西两种医学便会找到一个一个的结合点，为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拓宽了途径。关键的第三句“中药为主”，保证了十六字方针是以中医发展为前提的。（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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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20余年来，这一方针的使用，就医生个人而言，提高了病人疗效，提高了自身威望，增加了经济收入；就集体而言，提高了科室声誉；就整个医学而言，使中医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甘肃省医科院中西医结合科，就是按照这一方针办科的。当全省乃至全国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中医科，都处在滑坡之势时，唯独这一科室不仅能够保存，而且越办越好。这就一个鲜明的实例。

一个患者月经过多，如果你没有西医诊断，盲目的去进行中医辨证。宫颈癌、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功能性子宫出血、一般的月经量过多，单凭望闻问切便无法加以区分，子宫肌瘤和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治法是完全不同的，宫颈癌和月经过多的理法也是完全不同的，而理法不同，又如何产生正确的方药？某中医将一宫颈癌患者误认为月经不调延治半年之久，使其错过了手术机会，也错过了放、化疗的机会，肝转、脑转，病人将其告上法堂，该医生对乎？错乎？如何办案？

胃脘疼痛，肝癌、胆道癌、肝炎、胆囊炎、胃溃疡、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粘膜脱垂症、胃息肉、十二指肠憩室，都有这一症状，单凭望闻问切，绝难严格区分。将胆囊炎误认为胃脘疼者，将胰腺炎误认为胃脘疼者比比皆是，将肝癌、胆道癌误认为一般胃脘疼者亦常有之，诊断不清，辨证焉能无误？理法方药绝难切中病的，因此有人说中医只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只能治慢病不能治急病，根源盖出于此。

时下肝病流行，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庚肝，没有现代医学病原学的指标，是绝难区分清楚的。上述各种肝病，症候大同，而结局殊异也。甲肝，一张简单的小柴胡加减进退，尽可稳操胜券；乙肝之治，则需迁延时日，慢病慢治，以逸待劳，方可取胜；丙肝之治，虽宜拖延时日，但最终形成肝硬化失代偿者，十居其七。

了解了这些西医观点，对人对病，方可因应权变，处理得当。如果没有西医诊断作基础，就会将一个难治的丙肝误认为好治的甲肝，将一个好治的甲肝误认为难治的丙肝，在病人面前，用词不当，用药不准，对自己失去信心，对病人延误病情。综上所述，十六字方针，就战术而言，可提高疗效，增加效益，从战略而言，可使中医现代化加快进程，作为现阶段中医现代化的有效方法是可取的。

四、从经典方药看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结合点

笔者以十六字方针的观点，在临床一线跌打滚爬50年，在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的结合点上，产生了一些亮点，现就下列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观点。

1、关于中医的痰饮

《金匮·痰饮水气篇》：

“夫饮有四，何谓也？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水饮游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者，谓之溢饮；水走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水走膈上，咳逆倚息，不得卧者，谓之支饮”。

中医将痰饮分成了上述四种，“溢饮”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肾性水肿、营养不良性水肿；“支饮”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慢性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喘息性支气管炎等引起的慢阻肺；“悬饮”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胸腔积液、渗出性胸膜炎；“痰饮”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胃肠病和一部分心衰后遗症。

不能光以上述各条的文字论述，就确定了这样的定位，关键是《金匮要略》所提出的治疗痰饮的药方，苓桂术甘汤治疗胃肠病有效；提出治疗支饮的药方葶苈大枣泻，治疗慢阻肺有效；提出治疗悬饮的药方十枣汤，治疗胸膜炎和胸腔积液有效；提出治疗溢饮的药方大青龙汤和小青龙汤，治疗肾性水肿和营养不良性水肿有效。这一结论，是通过五十年的临床经验所取得的，是通过以方测证得出的。

以方测证是当前中西医学取得结合点的主要手段，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手段，这需要有长期的临床实践去证明。时下许多书本，只是以文解义，采取说文解字似的注释，使一部分中医经典著作的语言脱离了实际，对后人学习祖国医学，对中医现代化形成了不利影响。

2、关于中医的热病辨证

《伤寒论》：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或已发烧，或未发烧，但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发热恶风，汗出脉缓者，名曰中风”，

“发热而渴，不恶寒者，温病也”、

“太阳病，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

“太阳病，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身无大热者，麻杏石甘汤主之”、

“伤寒，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或腹满而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欲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或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而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太阳病下之后，胸满烦惊，一身尽重，小便不利，谵语，不能自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上述经文是《伤寒论》关于太阳病和少阳病的主要经文，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正确的西医诊断作定位，对上述经文的方证用药是很难做到准确无误的，如果有了西医诊断，我们便可以较容易掌握上述经方的应用。

前述之“伤寒”大体是病毒引起的重感冒，以及重感冒所引起的哮喘和肺部感染，麻黄汤、大青龙、小青龙、麻杏石甘汤，正是治疗这组疾患的有效方剂，日本黄汉医学大家单波元坚认为上述诸方是治疗肺部感染的最佳选择，可见能者所见皆同。

“中风”一证，则属普通的伤风感冒，原因是桂枝汤所谓的“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与现代的普通伤风感冒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桂枝汤的加减进退为当前治疗伤风感冒之有效方药，当然桂枝汤的主要用途还在于调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方面，因而桂枝汤有“外调营卫，内安脏腑”之说。

“温病”一词，《伤寒论》只提出了名称而没有内容，这一问题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明清，由温病学派提出的桑菊饮和银翘散，有效的治疗初发温病，从而填补了《伤寒论》的不足，那么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看，“温病”又是什么呢？“温病”是细菌感染而“伤寒”是病毒感染，“中风”亦属病毒感染。（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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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七百年前的那次瘟疫大流行席卷了半个地球，张仲景说“余宗族数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元以来，尤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此可见这次瘟疫流行的严重程度。据日本人考证，这次瘟疫流行波及日本，而且，在一俱古尸的考证中发现了滤过性病毒，从而认定该次瘟疫是由滤过性病毒所致。

而笔者的经验：麻黄汤、桂枝汤对于当今的流感有效，由我所拟定的麻桂合剂为治疗现时感冒的有效方剂。古人以脉之浮紧与不浮紧、口之渴与不渴来判断温病与伤寒，这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因为，口渴与不渴，脉数与不数，脉紧与不紧，和个体的差异有关，和周围的环境有关，和病人的心态有关，这些不定因素，就会严重的干扰诊断的正确性。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看温病为细菌感染，伤寒为病毒感染，前者之初发具有感冒症状的同时往往合并咽喉肿痛和扁桃体肿大，后者则无此症候，明确了这一观点，伤寒与温病的区分就不难而解。凡有感冒症状而咽喉疼痛者桑菊、银翘，咽喉不疼痛者，麻黄桂枝，笔者将这一观念用于临床往往能药中病的，疗效确切。

关于小柴胡汤证，用西医观点来看，其实是一个亚急性或慢性炎性症候群。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欲呕、嘿嘿不欲饮食，这七个症候，可以出现于任何脏器的慢性或亚急性炎症中。在《伤寒论》中，已有清楚的论述，“或心中烦而不呕，心下悸”代表心血管系统，“或渴”代表内分泌系统，“或腹中痛”代表消化系统，“或胁下痞鞭”代表肝、胆、胰等部位疾病，“或身有微热而咳”代表呼吸系统，古人已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方药应用范围之广泛性。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凡是上述系统之疾病，属于亚急性、慢性炎症者均可具备小柴胡症候。凡是有临床经验的中医大夫，都熟识小柴胡汤的加减，可应用于慢性肝炎、慢性胆囊炎、慢性胰腺炎、慢性胃炎、慢性泌尿系感染、慢性气管炎，《伤寒论》中说“但见一证便是，不必诸证息俱”，对小柴胡方证，做了如此肯定的描述，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有一口苦患者，查来查去，发现是一位肝炎患者；有一位胸胁苦满的患者，查来查去，是一个渗出性胸膜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3、关于中医的胸痹

《金匮·胸痹心痛短气篇》：

“胸痹之为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瓜蒌薤白白酒汤主之”、

“胸痹，不得卧，胸痛彻背者，瓜蒌薤白半夏汤主之”、

“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胁下逆而抢心者，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生汤亦主之”、

“胸痹，胸中气塞而短气者，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胸痛彻背，背痛彻胸者，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胸中痞，诸逆心悬痛，栀子干姜汤主之”。

上述经文，围绕着“胸痛彻背”、“短气”、“心下痞”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属于冠心病，问题在于上述诸方的加减，用之于冠心病，均有不同程度的效果。笔者用瓜蒌薤白半夏汤、茯苓杏仁甘草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与活血化瘀药相合，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均能获得不同程度的疗效。北京地区协作组之冠心Ⅱ号，赤芍、川芎、红花、降香、丹参与瓜蒌薤白半夏汤相合，为时下治疗冠心病最为有效之方剂之一，如能加汉三七、水蛭、地龙等则疗效更为确切。

五、结语

中西两种医学，由于发展的社会基础不同，二者从形式到内容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中医的宏观、整体、机体反应观与西医的微观、局部、病原致病观，具有着明显的互补性，而西医的学术观点，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医学的集中体现，而中医理论始终未能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医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从而乘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快车，与时俱进，这就必须将西医的微观、局部、病原的致病观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所用的具体方法，就是十六字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找到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点，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最后，使中医以现代化的全新面貌，上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中医工作者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全文完）


| 作者简介|

裴正学，生于1938年2月，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

来源：裴正学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