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德国教授高度评价下的中医，中国人自己看完会不会汗颜

冷冻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巨大贡献。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也许能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2003年，中医药为抗击非典做出了突出贡献，从事后总结来看，中医在缩短病程、降低后遗症等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得到了专业人士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不是调侃人士拿板蓝根和醋的几句调侃就能掩盖的。

但近年来中医学的发展却不尽人意，中医药服务领域在缩小，特色优势有淡化的趋势，国务院研究室与科技部等共同完成的《当代中医药发展与管理改革研究》报告称:“目前全国有2800多所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真正传统的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据统计，2001年全国中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百分之四十，西药占百分之六十。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由于，西医手段治疗往往比中医手段医治见效快，而且收费也高，一方面为赚钱，另一方面也为迎合病人的医疗需求，造成中医专业人才西医化的趋势。我国已经评选了几届国医大师。但是，他们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中医传承面临危机。

今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菲尔普斯等运动员让中医古老的拔火罐治疗火遍全球，可见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在越来越大。中医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本应由我们这些后辈发扬光大但是却被中国人当垃圾扔掉，反而被外国人当成了宝。这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反思呢?

世界范围内，抗生素的耐药周期也由1960年的20年，1980年的10年，缩短到2005年的2年。不少人预计，10-20年内，对于真正的感染性疾病，世界将无药可用!面对西医如此严峻的形势，德国已经率先举起了挺中医的大旗在德国，医疗管理部门，建议医生和患者广泛地采用中医疗法，这是就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的B.Clair Eliason先生，在新英格兰州医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

冷冻

前不久，波克特教授应邀来北京。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

希望中国不要培养假中医

记者:满教授，您在讲演中说“没有中医，我早就不存在了”，是您把中医药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视为生命一样重要呢，还是中医药使您的健康大受裨益，甚至挽救过您的生命呢?

波克特:应该说，这两个含义都有。早在50年代，我就被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征服了。我结识了不少华人朋友，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在巴黎大学求学，有幸结识了李约瑟博士，更加深了我对汉学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道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德国学习西医，同时研读了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从此我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作了我一生最主要的事业。

作为中医学家，我当然知道中医的保健方法，并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有一年外出受寒,肩膀疼得很励害，下飞机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开始时用西医方法治疗，很久不见效果。后来我改用艾灸，三次就完全恢复了。1989年，我患了膝关节炎，西医先让服用可的松，没有效果，后来建议动手术，换金厂关节。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给我推拿、针灸，配中药吃，不到6个月，彻底好了。你看见我今天在会上两个多小时都是站着讲演的吧，完全正常。两年前,我的眼睛视物模糊，西医说是中心性渗出性视网膜炎，没有办法治，搞不好会失明的。读书人眼睛失明是最可怕的事，我用中医方剂学里的伏兔丹(正确的写法应为:茯菟丹)和六味地黄丸为基础，做成药粉来吃，几个月后就好了。现在我73岁了，视力1.5，你看，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


记者:您的太太和家人、朋友，是不是也相信中医，有病时是不是也请中医师来看 ?

波克特:当然!我这次来北京，从王府井的平心堂给我的太太配了中药散剂，还要带回一些在欧洲不便买到的中成药呢!


记者:听说您能用中医诊病，并能开中药方?

波克特:当然。我研究中医药几十年了，60年代时曾经拜台湾一位老中医为师，他的脉诊很特别，诊断不错。我也是个满不错的中医师啊。


记者:在德国，认可中医中药的人多不多 ?

波克特:德国是使用植物药最多的欧共体国家，占领了欧洲草药市场的70%左右。据调查，58%的德国人服用天然药物，85%的德国人认为天然药物有效，毒性低。可是现在到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中医师，大多数水平不高。有的人到中国进修中医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开中医诊所，真正能用中医理论和方法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多，许多中医师不会望闻问切。他们其实是假中医。中医是一门科学，希望中国要严格掌握培养标准，不要培养这样的假中医，这对中医在世界的传播影响很不好。真正好的中药也不容易买到，有些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药效得不到保证，这很影响中医药在国外的声誉。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记者:您在各种场合都说过“中医是成熟的科学”。我们相信这是您对中医药学多年研究和深刻理解的结果。在您看来，中西医是不是各有所长，它们各自的长短主要是哪些?

波克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要多说一点。国外是有许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奇怪的是，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我在世界许多地方讲演，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什么叫科学?在我看来，科学必须符合以下三条标准:

一、以正面经验为基础。“正面经验”是针对确凿的事实而取得的实际效果。正面的事实与主观的臆测是相对立的，离开了事实，科学便失去了形成的必要条件。所以正面经验”,是经验的事实资料的积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

二、陈述的单一性。即在一定的上下文意中,具体名词术语的含义是单一的。所陈述的内容都是有一致规定的，并排除其他含义，那怕是稍微相似的含义。

三、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严格的”,是指不是任意的、含糊的和近似的;“合理的综合”,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就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能使人们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

按照这三条标准，可大致将二十世纪的各种科学分为精密科学、原始科学和伪科学。少数学科属于精密科学，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几乎完全符合三条标准,是精密科学。多数学科只符合第一条，可称为原始科学。离开了取得正面经验的确凿事实，则应称为伪科学。在现代医学(西医)中，绝大多数是原始科学的知识，只有一小部分是精密科学，其中还有较大的伪科学的成份。与此相反，中医除了还有一部份是原始科学和伪科学的残余外，就绝大部分或者主体而言，应当称得上是精密科学。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等中国古代医书的传世，表明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而且很早就有自己的药物学专著，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我的好朋友、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教授李致重先生在他的《中医复兴论》里说: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机理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医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中医辨证论治所形成的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是中医最突出的特色，也是西医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我完全认同。

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西方医学已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它不能像中医那样对个体机能失调作出精确的、特异的判断，并进行治疗。西医盲目用药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抗生素、激素，经常服用很容易造成药物依赖，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抗生素、激素的滥用，使高血压、心脏病、血栓等等病症随处可见。

我开始是学西医的，而且在慕尼黑大学医学系当过老师，也有行医资格。如果不了解西医，我就没有资格批评西医。当然，我决不是说西医一无是处，这里我是从科学与技术的比较上讲的。从长远来看，中医应该比西医有更广阔的前景。因此，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冷冻

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

科技中国:中医既然是成熟的科学,具有广阔的前景，那么，它是不是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条件?您对中医全球化乐观吗?

波克特:这个问题很难用乐观或不乐观这样简单的结论来回答。从当前看，情况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如果中国同道们和中国的领导人足够的意识到当前的问题，并着手加以纠正，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这次演讲的主题那样“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呀!

中国把自己的宝贝当垃圾丢掉了

科技中国: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波克特: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的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少，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中国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

记者:针对您看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请您开个“药方”,您会怎么开?

波克特: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有几点看法要说一说。

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几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医沉思录》，我高兴地看到有许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医的问题了。最近我读了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我们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让我高兴了!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志同道合的中医的学生呀。我认为，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做好。中医应当在中国的国学传统上尽快复兴起来!

实际上，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让人家说你是伪科学。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觉察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了，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很多人把目光转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应该加强中医中药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要培养大批真正能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是一万人，而是五十万、一百万人。这样,输送到世界各国的假中医也就少了。中国应该制定中医药学的标准，当然不是以西医学方法来评判的标准，并使它逐步成为国际遵循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者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中医中药有自己的标准，用别人的标准就不是中医中药了。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条:

一是设法使中国的一些一流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学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

二是继承、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

三是系统地发展属于中医自己的现代技术。比如研制鉴定中药的新技术;药物功能论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等等。

这些工作要靠中国的同仁来做，也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记者:您是不是早就与中国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波克特:是的。我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已经有很多年了。与中方签订了几项协议书，合作编纂中英文改编《传统针灸学教程》、编写《中医学概论》等等。我很热心干这些工作《中医学规范辞曲》因为只有首先把中医的事情做好才行。

我常常肯说:我不知道。这好像是我的口头语。不过真的，我不知道中国不少人已经看清了中医的问题，为什么改起来这么慢;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能够为中医做一些什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一直努力的。（出处：国学易先生   《观点德国教授高度评价中医，中国人看完都会汗颜》）

引擎

前几日一个师弟问我，现代中医为什么培养不出像古代一样的大医？在古代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但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民国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医生如丁甘仁、费伯雄等以及每个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大医。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就没有？

就是上世纪在50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全城皆知的名医（这里的全城皆知包括该城所附带的乡镇农村，往往名医很多是在农村），而现在随便找一个城里人，问问当地的名医，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口。

因此事实摆在眼前，无论你怎么牛气，怎么目中无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医术不及古圣先贤，我们的医术不如叶天士、李东垣、朱丹溪、丁甘仁，哪怕是北京四大名医的随便一个我们的医术均不如。

他们随便的一个便日诊二三百人，我们现在日诊五十人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不够努力吗？难道是我们看的书不够多吗？还是老天要灭我们中医呢？为何现代中医不如古代中医？

现在我就试着抛砖引玉地分析一下古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医，与我们最根本的差异在哪。

（一）门诊病号量大

成为古代的大医，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有非常大的门诊病号量，这样才可能让病人传病人而成为名医。

如果我们常年每天看20个病人（这在现在就不少了）即使是全部看好，这种传播速度也很难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若要真正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就要日诊非常的大，因为百姓信任病人就会越来越多，越传越远，真正的名医必然会达到日诊二三百人。

现在就以日诊二百人为例，而一个医生一日的工作时间为八小时，那么看一个病人的时间应该在两分钟多一点。那么现在就请思考两分钟的时间对于医生可以做什么？

医生诊病需要望闻问切，望诊与闻诊可以夹杂到其他的诊断中不需要消耗时间，诊脉古人要求必须五十动以上，也就要消耗接近一分钟，前一个病人起身走后一个病人坐下这也要十秒钟左右，医生写一张处方也需要二十来秒，剩下的时间是问诊时间，也就是说医生的问诊时间只有三十秒左右。就算是把两分钟都给问诊亦很难能够精确的辩证，更何况三十秒的问诊只能了解各大概情况，根本无法细致了解。

（二）古人治病思路：切脉

也就是只剩一个可能，医生诊完脉之后就对自己所要开的处方心中有数，然后再问几句，看看与自己所想的是否相同，只要相同那么处方即没问题，而且这种有效率绝对很高。

也就是说古人治病根本不是现在讲的辨证论治。

我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教科书上写着中医的精华为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但是很抱歉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你头脑中的反应是这个王庸医简直疯了，请听疯人把话说完。

首先我要说的是“辨证论治”四个字最早是由民国时期的祝味菊提出的，并非古人所说。而现在中医课本教我们的诊疗系统是这样的：以一个常见的肝气郁结为例，病人生气后出现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

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病人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这些症状结合起来得出一个证，这个证是肝气郁结，通过这个证来处一张处方。

这不是古人的治病思路，古人是通过切脉之后已经知道此人的整体状态，古人摸到弦脉知道人体的气机出现了郁滞，然后摸到左关脉弦的最厉害知道人体气机郁滞在肝，然后通过其他脉分析其他脏器状况，此时的治疗思路已经清楚，用药缓解左关脉弦同时照顾其他脉象，然后问病人是不是口苦、胸胁支满等，但见一证便是，处方便出，如此诊疗时间又短，疗效又高。

也许你会说我胡说八道，那我就给你找几个证据。

1.证据一

就是随便一本古代临床大家写的书，随便一本便可，只要你放下你的成见，忘掉一切，慢慢的读，很容易看出来。

如张锡纯，他看到左寸脉不足就用点柴胡、升麻之类的提提气，看到左寸脉散大就用些黄芪之类的填一填，看到散大且上逆就用点代赭石、龙骨牡蛎等降一降，看到迟脉散大就用山萸肉收一收，请自己仔细看。大医家无一不是如此，尤其是金元的李东垣（《脾胃论》）、朱丹溪（《脉因证治》、《丹溪心法》），明代的周慎斋（《慎斋遗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民国的王雨三（《治病法规》）、丁甘仁（《丁甘仁医案》），近代的赵绍琴（《文魁脉法》）、蒲辅周（《蒲辅周医案》）等等其对脉象描叙非常细致，请仔细阅读。


2.证据二

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老人找中医看病的时候只把胳膊伸出来，不说话，现在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可理解，其实在老人小的时候看病就是这样的，到了医生那里，很礼貌的把手伸过去，医生诊完脉后问什么就很恭敬的回答什么，然后恭敬的领完药回家，不像现在病人生怕你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拼了命的唠叨，其实说多了只会增加辩证的难度。

按现在传授的辩证论治是个很累的脑力劳动，而且很多推理很容易错误，而古人的通过脉象了解人体的整体状态然后处方，即省力而且临床疗效也高。

（三）振兴中医：要自强，多反思

最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病人聊天，她告诉我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唯一佩服的名医是济南已故四大名医之一的魏继贤（此人无学术传人）。她年轻时有头晕病总是治不好，找魏继贤看病，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魏继贤给她诊了一会脉，然后开了一张方，然后说了两句话。

老人现在记忆犹新，第一句话是“三副药”，稍一停顿第二句话是“包好”。吃了两幅药就痊愈了，至始至终两个人只说了这两句话。

像这样的中医以前很多，现在的培养模式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中医了。因为在刚接触中医时就接触了教课书的模式，将中医定格化，将方向固定化，方向一旦错了，永远也到不了巅峰。忘同道多反思，将中医还原原本的样子，振兴中医。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中医，何愁中医不兴盛？中医要自强。（来源：爱读中医）

包咯

中医业内归纳的‘四化’：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

泰源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本钥匙。我们的传统中医文化，不管是在03年的非典还是今年的肺炎疫情中，不可否认中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不应该被抹黑失传，更应该得传承和弘扬！

中医之所以是“国宝”，除了人才和学术，过去名医看病，都有一些“绝招”，这些“绝招”可以说是每一位医生的看家本事。但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特别是许多“宝贝”散落在民间，包括秘方、手法等都是千百年来证明是有效的，如今已经失传或濒临着失传的危险。

以下内容选自《身在中医----走进中医的世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李灿东著）

一、从“虎杖液”说起

当年在实习的时候，笔者所在实习医院的外科治疗烧伤是一个特色，主要治疗方法就是用“虎杖液”外喷。“虎杖液”是医院根据老中医的验方配制的院内制剂，是以虎杖、侧柏叶等为主要成分的一种酊剂，广泛用于Ⅰ度、Ⅱ度烧伤的患者。

实习时每天在门诊和病房都要接诊许多烧伤的患者，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轮流给患者喷药，一天喷两次，直到最后结痂、脱落，既不需要包扎且几乎不会留下疤痕。

笔者在实习的时候，曾有一次意外被滚烫的开水烫伤，衣服一脱，整层皮掉下来，非常可怕，当时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只是用医院的“虎杖液”外喷，结果一周内痊愈了且没留下任何疤痕。

十几年后，笔者的一个同事被开水烫伤，医院给她清创、包扎，后来因为疤痕收缩还要行疤痕切除和植皮手术，半年时间过去了，她的皮肤还没有完全恢复。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首先是因为“虎杖液”不够“先进”，而且喷一次只收5毛钱，一个病人一天喷两次也只收1块钱。其次，万一伤口感染了谁来负这个责任？于是，就没有医院愿意使用“虎杖液”，也没有人愿意再生产“虎杖液”。

失去的是“宝贝”，受苦的是百姓。记得笔者当时自己喷了一星期花了3元钱，而我的同事虽然伤情较轻却为此花费了1万多元，还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许多年前，笔者的一个亲戚，是外科学教授。有一次，他妈妈一个脚趾头烂了，诊断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中医叫“脱疽”，治疗的方案要把坏死的脚趾头截掉。他和他的主任亲自为他妈妈动手术，手术非常顺利。

手术当天因为下地不方便，只好用痰盂在床上小便，一不小心碰倒了痰盂，尿液洒在了伤口上，伤口感染、溃烂，一直烂到了脚底、脚背。

他是个孝子，亲自每天给母亲换药，都没有效果，只能眼看着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他感叹地说：“若继续使用外科的方法估计只能把烂的整个脚截掉”。

他弟弟看他已经束手无策，就自作主张到当地“土医生”那里花5毛钱买了一瓶“白药水”。“土医生”让他把鸭毛洗干净凉干，然后沾着“白药水”涂抹患处。一天一天过去了，他母亲的脚也就这么好了。

后来笔者到当地打听“白药水”的下落，却一直没有找到，我明白类似“白药水”的东西现在大概是失传了。

二、正骨疗法

中医正骨这种简便价廉效验的疗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正骨祖传的东西也正在慢慢丢失。

比如刘宝琦大夫，他的父辈祖上是跟着努尔哈赤进关来的，被誉为马背上的骨科大夫。一个患几十年的尺桡骨分离症的病人，手都变形了，从十来岁开始不能摁东西，不能拧手巾。后多方打听找到了刘宝琦，而经他一摁一拧，两下子，胳膊就平了。几十年的病痛，瞬间给治好，病人高兴得都跳起来。

还有一个中年女教师颈椎全脱位，脖子已经没有支撑了，是拿8号铅丝把头牵引着才能出来气。从山东一路走来，所有的医院都不敢收，因为治不了，治不好就是一个高位截瘫。到了刘宝琦这，他一只手拽着牵引的铅丝，另一只手在她脖子那一抖，病人的脖子马上就有劲了！

可这些医疗技术因为没有传人都面临失传的境地！就像刚才那位女教师，到西医那怎么治？打钢板弄钢钉，花好几万做大手术，弄不好就高位截瘫。

我们的中医正骨呢？从前到后一共花了不到300块钱，还给她把所有的能用的好药全用上了，连诊费带药费不到300块！

因此，要继承和发扬中医，单靠政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给它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

三、中西医的立足点问题

毫不讳言地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开始怀疑，中医真的还能存在吗？中医真的能治病吗？无论是病人、医生，还是主管部门都十分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能拿出证据。说到底还是想知道中医哪一个方或哪个方案（指南）对哪种“病”有效，有效率是多少？为了证明这一切，人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回答这本身就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唯独忘记了中医是什么？

要回答中医能治什么“病”真的这么难吗？有人说：“你连能治什么病都回答不出来，谁还敢相信你？”我问他：“你让交通警察去背田径裁判的规则，可能吗？”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怎么能凑在一起呢？

举一个例子，张仲景的《伤寒论》是一部临床治疗的百科全书，但其中只有一百多方，若以这一百多方来对应病的话，那所能治疗的病种是十分有限的。但众所周知，张仲景的《伤寒论》创立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正因为他所创立的这种“辨证施治”的方法，使中医的治疗对象不再局限于“病”。而是通过“证”实现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因此，所设立的一百多个方子能够治疗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病。

西医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对死人的解剖实验上，它所研究的仅仅是疾病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中医学的立足点：气血阴阳、经络脏腑、情志精神，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对活生生人的研究上。不能说死人身上找不到经络穴位，就等于不存在。

对于有病的人来说，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关的是患者的自我感受，而有些感觉是无法检查出来的，通常情况下，病人的自觉症状是诊断辨证的重要依据，这就是医生和兽医的主要区别。

确切地说，注重患者的自觉症状是中医诊断的特点之一，在这样基础上辨证治疗的一种结果是：有一些西医病理变化和理化指标可能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患者自我感觉良好，于是被认为病痊愈了。这或许是中医的一个弱点，因为这样的治疗并没有彻底解决生物学的问题。

但这也可能是一个优点，因为有些患者理化指标虽然恢复正常，但是患者觉得病还没好，有些症状仍然存在。有些时候，患者自己觉得“有病”，但是理化指标检查不出来，甚至有些疾病通过理化检查，可以作出准确的诊断，但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

所以，有人说，越是一些“莫名奇妙”的疑难杂症，中医就越有优势，其原因就在于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并非完全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笔者认识一位老太太，自己觉得心脏不舒服，胸闷。发作的时候心跳得厉害，冒冷汗，甚至晕厥过去。跑到医院检查，查不出来，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她只好先住院。住了几天，医生诊断说：“这是心脏病。”她问：“心脏什么病？”医生说：“现在还不清楚。”住院期间心悸、晕厥照样发作，医生也觉得很无奈，说：“看来只好在心脏安装支架了。”老太太很生气：“连什么病都不知道，支架装哪儿？”原本她从来不相信中医，但这下没办法只好来找中医。医生给她开了益气化痰、理气宽胸的方药，吃完之后，老太太觉得舒服多了，基本没再发作，过了2年，老太太说心脏病好了。其实到现在为止，老太太也不知道西医诊断的是什么病。

四、“真正的中医”与“普氏野马”

中医把诊病的基本思维过程叫作“辨”，如辨病、辨证。辨就是分析、辨别。有的人不理解，所以把“辨证”写成“辩证”。中医辨的过程就是通过四诊采集临床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辨别并作出诊断。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可能把“辨”变成了“套”，把西医的病名套成中医的病或证。如“肝硬化就是鼓胀”，“尿道感染就是淋证”等。这种“套”的现象在现代中医临床和科研中，已经越来越普遍并且成为制约中医发展和影响疗效的主要障碍之一。

例如“乙肝病毒携带者”，有的人一见病毒便认为是“毒”、是“热毒”，所以应用清热解毒的方法：处方是大剂量“抗病毒”药如：大青叶、白花蛇舌草、田基黄等，结果病没治好，胃搞坏了。且不说病毒是不是“毒”，即便是“毒”也有热毒、水毒、浊毒、瘀毒、寒毒等的不同，如果连起码的寒热虚实都不分，这样中医还能维持多久？

再比如更年期综合征是妇女在特定时期由于卵巢功能退化而产生的特殊症候群，主要症状如烘热、汗出、烦躁、失眠或畏寒等。许多报道认为肾虚是更年期综合征的基本病理，理由很简单，因为肾主生长、生殖、发育，卵巢功能退化就是肾虚。因此，针对更年期综合征开出来的是各种各样补肾的方药如：龟鹿二仙胶、左归丸、右归丸等，忙得不亦乐乎。

可就是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更年期综合征基本病理是肾虚，应当是年龄越老越明显才对，为什么患者到了50多岁后症状就逐渐减轻呢？还有，更年期综合征患者中通常是白领的反应比蓝领多，城里人比农村人更常见，难道白领比蓝领容易患肾虚？城里人比农村人更容易患肾虚？道理似乎也说不通。

几年前，笔者到新疆参观吉木萨尔县“普氏野马育种场”，场领导告诉大家，普氏野马是早年生活在新疆的良种马，后来因各种原因绝种了，现在看到的这些普氏野马是从德国引种回来的。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答：为了保留“基因”。

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份民族文化瑰宝，让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则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


不敢想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结果会是怎样？但我们衷心希望中医不会有像普氏野马一样的命运！（爱读中医）

光路

据《扁鹊心书》记载，用扁鹊名字的有三人，其中第一任扁鹊著有《五色脉诊》。据报道最近在四川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医简《五色脉诊》详细记载了通过脉相观察病痛的方法，其内容与扁鹊学派颇有渊源。另外墓中发现了用“敝昔”名字论述五色脉与脏腑和疾病的关系的书《敝昔医论》。“敝昔”二字正是“扁鹊”的通假字，一起出土的还有用于经脉教学的人体模型，加之而此次出土医书中的《经脉书》《脉数》内容也多为脉学，由内容反推，这些作品极有可能属于扁鹊学派的经典书籍，中医辨“症”的本质是考察身体动态信息的外在表现，可以用动态网络微扰模型以及拓扑学方法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到，其最新研究成果刊登于2014年science杂志社的中医专刊之上。

徐安龙《Zheng: A systemsbiology approach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s》-《ScienceAdvance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 Part 1:TCMToday-A Case for Integration ,2014.

古代经脉理论方面的成就——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在四川老官山汉墓也出土了一个经穴髹漆人像，而且像上对人体经脉、穴位都有标注。在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二书中所记述的人体经脉两类"十一脉系统”和绵阳双包山发现的人体经脉“十脉系统”，都是在传世最古的古医书《黄帝内经》中所无的重要学术内容。它们对于经脉的数目、名称、循行经路、主治病证以及用灸法治疗等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都提供了极重要的原始依据。


四川老官山出土的《六十病方》是目前可见到的最早的方剂类医书,比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还要早。相比之下马王堆医书的内容有很多原始、巫术的成分，医方也是以单方为主，经验的成分比较大。而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出土的医简，介于早期的马王堆医书和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内经》之间，此外，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医简的药方也,比马王堆医书更加成熟。不仅每个药方的药味增加了，经常有四五味、七八味，相比马王堆医书的一两味药更有中医方剂的特点，而且很多药现在仍在临床上使用。在天回镇老官山医简中基本没发现巫术，标志中医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老官山出土药方中，不仅发现了最早的“君臣佐使”方子，表明中医在2000多年前就要求开处方时要安排好各味药的关系，还针对同一病症开出了三个药方，分三个疗程使用。“三日益中，八日善”，最后“病已”。

我国的兽医学大约早在春秋时代即已肇始，据传春秋秦人伯乐有识马之能，并有治疗马病的专书。这在南北朝梁代的《七略》一书中已记有“《伯乐疗马经》一卷”。而《隋书·经籍志》中也载有“《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的书目，它们都是既知最早的一些兽医学科专著。同时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载有俞极氏(时代欠详)的“《治马经》三卷”，以及亡名氏的“《治马牛驼骡等经》三卷”....等数种兽医著作。

老官山出土了医简《医马书》,除了有一般马匹疾病诊治之外,还发现了关于马脉的描述。而其中疗方灌药法和《周礼·冢宰·兽医》中所讲的“凡疗兽病，灌而行之”是一种方法。由此也更能看出至少在西汉早期兽医学科不仅早已建立，而且己具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史实。

至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我国的法医学知识已有长足的发展，而这方面的内容从上文所记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以及连云港汉简的记文中都可以充分看出。这些简牍广泛记述了有关法医检验的各种相应措施与方法。其中包括尸检、病检、疫检、毒检、兽检以及刑事侦察与急救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