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诗文：试论中医药衰落之原由

国能

骆诗文 守拙草堂 2024年10月14日 00:01 广东

导读：当年吕炳奎在写给胡锦涛主席的信陈述中医的发展意见时，曾建议骆诗文当中医局局长，可见骆诗文在中医界的地位。这篇文章是骆诗文应国务院要求所写的一篇有关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意见，现重新发表，与大家共同探讨。


面对国内外一片“取消中医”、“告别中医”的喧哗声，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心中感到无比的愤怒。难道是中医药确无疗效，而应走进历史的垃圾箱？还是另有原因。凭心而论，历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医药给予高度重视与关怀，无论从编制（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金等方面都给予倾斜与扶持，把中医药还写进了宪法；为何中医药沦落成“后继乏人”、“临床乏术”之局面。1982年崔月犁老部长讲话中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造成今日之局面，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中医药院校不是培养中医药的继承人，而是培养了大批中医药的掘墓人。

李致重在《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苦干理论问题》中指出“学术的发展在于人才，人才的成长在于教育”。“教育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课程设置与教材 ”。我调查了一下湖南中医学院的教学计划，现罗列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54课时）、毛泽东思想概论（36课时）、邓小平理论（70课时）、政治经济学（40课时）、思想品德修养（51课时）、法律学基础（43课时）、大学英语（300课时）、计算机应用（108课时）、体育（144课时）、上述累计846课时；中医药类课程：医古文（72课时）、中医基础理论（90课时）、中医诊断学（90课时）、中药学（90课时）、方剂学（90课时）、中医内科学（126课时）、中医外科学（72课时）、中医妇科学（90课时）、中医儿科学（54课时）、中医药各科合计702课时。西医类课程：解剖、组胚学（118课时）、生理学（72课时）、生物化学（72课时）、病原与免疫学（72课时）、病理学（54课时）、药理学（54课时）、西医诊断（108课时）、西医内科（108课时）、急症学（54课时）、西医外科学（54课时）、医用生物学（27课时）、护理技能训练（27课时）、共计为820课时（其实验室的课时还未计算在内）。中医的内经选读、针灸推拿、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均为选修课，这个教学计划，是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编写的，按照这个计划，一个高等中医院校的学生，在校四年中学习中医药的课时，不足三分之一。试问这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吗？

据《中医存亡论》作者何足道医师自序中说：他是1978年弃教从医，进入湖南中医学院学习，“头三个学期，简直都弄不清老师讲了些什么？，特别是几乎同时开设的中医基础和西医解剖，'打架’打得最厉害，直到三年后才大体悟出所学的中医大概是啥模样”，“同学中存在 '中医派’和'西化派’，后者则占压倒的优势”，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反对中医药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金科玉律，自毁中医药的长城。

在现行的中医药管理法规中，不准中医师自制药剂为患者治病，不问其制剂的疗效如何，均属违法，以假药论处。这种法规使中医药遭到了灭顶之灾，它剥夺了广大中医师治病的技能，特别是中医外科，中医外治，历来都是中医师自制丹、散、软膏、薄贴、掺药等，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深受广大患者欢迎与喜爱，据清代中医外科名医吴尚先自序说：虽因战乱避住乡间，其名声“地去一二百里，人来五六十船”，“余曾于一月中治二万余人，遂得心疾，力却不诊者数月；今但日限以百人而已”，又如近代北京外科学家房（芝萱）、哈（锐川）、赵（炳南）、均能自制外用药剂上百种，在京城享有盛誉，他们的绝技恐怕都已失传。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金科玉律，其名为加强管理，防止伪劣、假药泛滥，而事实呢？真的绝迹了，而假药、游医却大肆泛滥起来，何也？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流传几千年，卓越的疗效在百姓中享有极高信誉，好东西被禁止灭绝了，一些不法之徒利用人们对中医药的信誉，趁机打着祖传秘方旗号（其实没有），骗人钱财，败坏中医药名声。历代中医均可自制药物为患者治病，而未见这类骗子，如今卫生行政部门越管理，骗子反而越多，难道不值得卫生行政部门深思吗？

下面讲述一个伟大的中医师被埋没的故事——湖南医科大学的王振兴教授，早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他对我说，原来他根本不相信中医，认为中医都是一些卖狗皮膏药的骗子，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医药的看法。1968年，他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为一位岳阳肝癌患者做手术，打开一看，癌细胞已转移到脾脏与腹膜，他未作任何处理，就缝合了，并对患者家属说，患者生命最多1-3个月，回去有什么好吃的，尽量做点好吃的。6个月后，患者家属与患者一起到省人民医院找他说：“王医生，你说最多能活1-3个月，现在已6个多月了，他的病不但好了，而且能下田做农活了”。王教授仔细为他做了全面检查，结果真的是痊愈了，王教授问患者回去后做了什么治疗，患者说：“回去找农村的一位草药医生，吃了一个多月的草药，病就好了”。王教授立即向院医务科作了汇报，医务科马上派人去岳阳调查。这位农村的草药医生，一口拒绝，根本不承认自己为这位患者治过病，并说自己不会治病。医务科跟踪患者三年，未见肝癌复发，三年中多次找这位草药医师。这位高人，因当今的金规玉律，为求自保，当然只能否定，否则一旦承认，他面临非法行医之罪名，搞不好，为逼交处方，其后患无穷。一位天才的治癌专家被埋没了。王振兴教授对我说：“从此我相信中医，中医里真有高人，中医深不可测”。解放初期，还有从民间聘请有一技之长人才的机制，可惜后来，取消了，以致民间高人的埋没。

王教授离休后，我与他在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门诊部大门的对面，开设一个小门诊部，有人讥笑说：“你们是班门弄斧”。真实东西是不怕竞争的，门诊部开业后，就诊者门庭若市，还被长沙市卫生局评为先进门诊部，因李鹏总理发布整顿令，归定私人诊所，面积不能少于80平米等苛刻条件，因怕违法，主动关闭了。

政府发布法令整顿医药市场，不分好坏，不分是非，其结果，守法者，真的东西绝迹了，而假的，游医更加猖狂，就象施放农药，天敌灭绝了，而害虫却更加泛滥，其道理是相同的。正确做法，行政管理部门应大力扶植好的、有真本领的中医，让他们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好的、真的东西多了，其假的就没有市场，即使有人造假，也只能假冒名牌，就不那么容易了。例如在北京，绝决不会有人冒充，自己是“协和医院的门诊部”。最多只是掛牌说，自己是协和医院退休的专家教授，因此，应加强对这些已退休的医学专家管理。

据说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这些法规是引进美国FDA的法规，在美国中医师是可以自制中药制剂的，但要在药瓶上注明：“未经FDA批准，并标明成份，需要遵照医嘱服用。”只要患者同意，就可以服用，当然出了事故，由医生自己负责。深海鱼油丸在美国是在超市中出售，在药瓶上的说明书中注明：“未经FDA批准，不能作为诊断，预防、治疗任何疾病的药物看待”。在中国深海鱼油丸可在电视、报刊上大肆宣传治疗功效，这种广告，需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是主管部门的无知，还是其他？美国允许的（允许中医自制中药制剂）不引进，美国不允许的（如深海鱼油丸）都在中国大行其道，实在令人不解。

三、中医研究方向的迷失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出现王斌、贺诚等领导捧出余云岫的消灭中医之路线，王、贺的做法遭到了中央的批判与撤职。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把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医学家，有些天真的专家学者为创造新医学、新药学献出了毕生之精力，就像制造永动机一样，注定不能成功。而余云岫的徒子徒孙借尸还魂，正是利用这个指示，用西医改造中医，取消中医。

中西医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各自都有完整的医学理论基础，但研究服务的对象均是人类疾病的防治，因此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能治好病就是好医，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临床疗效好，就是好药，临床疗效是检验一切医药产品的唯一标准。

我认为中西药医对人体疾病产生的基础机理是相同的。西医生理学认为，人体内环境平衡，机体的等稳性，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内环境失衡，机体等稳性某种程度的破坏，则是疾病产生的基础。而中医强调人体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即阴阳平衡，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这种平衡，协调受到破坏，阴阳失衡是产生疾病的基础。中西医这种产生疾病的基础的论述是相同的。

凭什么说中医的阴阳平衡相当于西医的内环境平衡呢？西医谓之等渗性缺水与低渗性缺水（中医谓之亡阴）、高渗性缺水（中医谓之亡阳），他们的病因与临床症状中西医均是相同的，湖北武汉的赵国求医生用40年本证研究的丰硕成果证明，阴虚、阳虚都能从西医内环境检测指标得到验证。

中西医的不同在于治病的方法与思路不同、用药的不同。西医治病是采取阻滞与抑制其阳性反应，如同鲧治水、采取阻截的方式；而中医治病采用疏泄，调理、平衡阴阳，犹如大禹治水、采取疏通方式。中医用天然药物，西医用化学药物。西医认为中药是食物，而人类就是依靠摄取天然食物生长发育衍生不息。西医分析出，人类的生长发育需要多少种维生素、胺基酸，并且用化学合成方法生产出各种维生素、胺基酸，这种化学药物虽然能维持人体的生命，试问如果人类依靠这些化学药物来长期维持生命，恐怕人类早就灭亡了。

现在一谈到中药可以治病，某些人就用西医的思维方式，问其中含有什么化学成分，并拼命的去化验、分析、提取，这种用西医思维去研究中医药，还写进了国家科学发展纲要，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那么中医药如何与现代接轨？现代的科学检测仪器与化验手段，不应只属于西医，中医也应充分利用为自己服务，能见人体五脏之症结，历来都是中医的顾望，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扁鹊能“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西医由解剖而得到的病理变化，我们中医也应该承认，为中医组方用药提供依据，例如肝硬化，据现代西医的病理得知，肝细胞广泛变性坏死而形成再生结节（中医谓之症结），再生结节压迫肝静脉的分支造成门静脉高压，因门静脉高压，而造成的脾脏呈瘀血状肿大、肝窦瘀血、胃肠道瘀血、腹水、由于肝细胞坏死或肠道产生的类固醇等致热原，而出现低热症状，西医虽然对肝硬化的病理改变研究非常清楚，但西医没有任何药物和技术治疗，南通名老中医朱良春，遍查古籍，从《本经》中记载“庵蔺子，味苦微寒，主五脏瘀血，腹中水气、胪胀留热”。其主治功能甚合肝硬化之症状，运用庵蔺子配楮实子，治疗肝硬化果然效佳，从而创制出治疗肝硬化的良方，朱师此种创新，代表了中医药研究的正确方向。（来源：知乎  华夏文明   编辑：启疾光）

高个

感觉楼主转的原文不是很全，很可惜！官方人看问题，因其掌握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医药与医疗情况更为详尽，而更全面甚至是高屋建瓴。而不简单地就事论事。下面我转篇据说是《南风窗》采访骆诗文老人家的旧闻，大家也借此对中医药发展的北京历史成因等窥豹一斑吧

高个

导读：当年吕炳奎在写给胡锦涛主席的信陈述中医的发展意见时，曾建议骆诗文当中医局局长，可见骆诗文在中医界的地位。这篇文章《南风窗》记者阳敏采访骆诗文的全文，指出了中医药发展的困境......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为解放后我国中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吕炳奎老先生2002年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推荐您担任当时有可能成立的“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您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吗？为什么“中医药部”后来没有成立呢？

骆诗文（以下简称骆）：据说，朱镕基任总理时，就提出来了，当时想成立一个专门管中药的部门，后来这个职工作设想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就交到温家宝总理手中。

温总理当时请吕炳奎老先生提名，老先生就推荐了我。这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至于为什么这个“中医药部”没有成立，不太好讲。我想，有关部门领导意见不一致，有些部门抵制可能是主要原因。

《南》：难道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不管中药吗？医、药分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会带来危害吗？

骆：中医和中药的管理当然应该分开。中医药管理局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中医和中药合在一起的，但实践证明，对中医和中药的管理不分家，对于中药发展十分不利。中药包括中药材的种植、流通和管理等一整套流程，不仅仅是按照老中医的方子制造中成药。

后来，中医药管理局只管中医，不管中药，这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坚持下来的。但现在的状况很混乱，中药这一块基本没人管。所以，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简称“工作小组”）的时候，我们中医药界的人对它都抱有很大期望。

这个“工作小组”的级别很高，吴仪副总理任组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药局局长王国强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涉及18个部委 ……不过，很遗憾，这个“工作小组”下面没有设置具体的办事机构，所以目前作用有限。

中央对于挽救中医药的决心很大，但最近的情况不容乐观。有些人以“工作小组”的名义，到不同地方召开会议。比如说，在广州召开了会议，说是要投资200亿把广东省建成全国的中药强省。广州是中药销售大市，但该省的中药材并不多产，怎么搞中药大省？这样做的话，会违背中药发展的客观规律。

类似的会议，湖南省也开了，说是要投资100亿，把湖南建成中药大省，发展3个中药材市场——实际上，湖南原来的两个中药材市场目前都奄奄一息了。

《南》：中医药的管理，似乎涉及卫生部、药监局和中医药管理局3家，它们之间是如何分工协调的呢？

骆：这3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医药管理局是卫生部的内管局，它的局长是由卫生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连带它里面的处级干部都是由卫生部任命。

像我开头讲的，连中医药方面的国际交流，都由卫生部出面。药监局看起来很独立，其实它里面很多人马都是由卫生部搬过来的，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发以后，药监局又从卫生部调过来一批官员——现在仅办公室就有8个主任和副主任。

换句话讲，虽然药监局和卫生部从行政架构上讲没有附属关系，实际上，两个部门在人事关系上的纠缠是很深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药监局，还是中医药管理局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卫生部有关系。

中药领域乱象频仍

《南》：您刚才提到中药材市场，现在市场这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骆：去年下半年，我曾经随有关部门走访了6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发现有的市场经营惨淡，并且鱼龙混杂——这与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行公司化改组有很大关系。

一些地方官员说，过去中药材市场是政府牵头，由药监、工商、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部门之间也有分工，现在只有药监局一家管，政府也不会拿钱去建市场。

公司化管理，老板只想着赚钱，有钱就允许你进市场经营中药材。比如，江西樟树市场，有2/3的门店关门，1/3的门店不再缴纳租金。

《南》：您近年来、包括退休后，不断深入各地调查、暗访，了解到许多表面现象之下的问题。在您看来，目前中药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在哪？

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积极与“国际接轨”，把美国的FDA管理模式作为圣经在中国强制推行，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农民种中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

以GMP认证为例。不少中成药厂经过GMP改造之后，负债累累。比如，有企业反映，他们生产一种保健品出口很好，但在GMP改造中，药监部门规定要购进一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检测设备，花了几千万元，然后才在GMP验收中通过，但过后设备闲置一旁再未使用，但把GMP改造计入成本后，产品价格高出了一倍。

据测算，整个医药工业企业GMP认证施行3年多以来，花掉人民币1200~1500亿元，投入相当于建一个三峡电站。仅四川省的GMP改造就花了80多亿人民币，最贫穷的贵州省也花了20多亿人民币。

不过，很多通过认证的企业都倒闭了，而且造成上百万工人失业。北京某企业迁址昌平进行改造，购地60亩，花了1.8亿创建中药厂，去年通过GMP改造后未生产过一次，现在只剩下几个工人看守厂房。

推行这3项认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光银行贷款就8000亿，加上利息将近1万亿。1万亿，接近我国2002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据国家发改委于德明局长统计，搞了上面几个“P”之后，2004年全国制药工业产值减少31%，利润下降了39%。

《南》：GAP认证对中药材种植的影响也不小吧？

骆：当然。中药材历来讲究传统地道，如四大淮药就产在河南，浙八味就以浙江质量最好，属原产地品种，质量比较好且稳定，当地农民熟悉种植和加工技术。

因此中药材种植应当以发展原产地品种为主，辅以其它2—3个次产地，而推行GAP搞单一品种的一地化认证是行不通的，也完全无法保证供应。

根据我一年多的调查了解，被国家药监局公布通过了GAP认证的中药材，没有一种是按他们公布的GAP管理办法生产出来的。

西部一些传统产药地区，对照国家药监局公布的GAP标准，认为怎么做也达不到，因此便出现了停止种植，有的将已种在地里的药材提前采挖出售。

比如，甘肃的党参正常年产约5—6万公担，去年底种植时间不到就提前采挖，所出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一、二等高等级规格的商品，当时出售价格每公斤3.5—5元还销售不出去，而正常需要每公斤5—8元。

时隔不到一年，现在由于党参供应紧缺，市场上价格已上涨到每公斤15—30元，而饮片的价格达到6070元，其中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饮片专卖店每公斤售价高达198元！

目前，中药材的总体价格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供应品种普遍紧缺。中药材紧缺、价格飙升，必然造成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价格全面上升，吃中药将成为少数人的奢侈。

广大农民吃不起中药也不再吃中药，中药的根基就断了，还谈什么继承和发展中药？

另外，还有一些不法药商，在药材积压、价格低迷时大量购进，然后出钱去产地收购中药青苗进行销毁，使产地不能再生产和提供药材，趁机大大抬高药价。

比如当归，一般是3~8元/ 公斤，而现在市场价已高达80~120元/公斤。目前，国家想方设法降低药价，但药商却想方设法抬价，这些正是国家药监部门要管的事情。

现代化的目的在哪

《南》：2002年，我国出台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这个《纲要》遭到很多中医药界人士的批评，认为它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对中药造成了极大破坏。您怎么看？

骆：什么叫“中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要达到什么目的？准备从哪几方面入手？科技部、卫生部等8个部门联合制订了这个《纲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

让不懂中药的人来搞“中药现代化”，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搞成这个局面，再过5年，中药就完了。

不少呼吁“中药现代化”的人，不断强调要扩大中药的出口和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我国中药出口上世纪80年代最高，将近7亿美元。1996年“中药现代化”的口号被正式提出以后，反而逐年减少。

2003年为制止连续下滑的局面努力到7.12亿美元，但是剔除中药中间体出口1.81亿，比起80年代还差一截。为什么越“现代化”越开放，出口反而越减少？

首先，国外对传统中医文化接受程度有限，吃中药的主要是华人，更何况很多西方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对中药有限制；

再一个，搞中药中间体出口支持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成药和西方国家保健品的生产发展，反而减少了对我国中药的依赖和需求。

《南》：我们的谈话中间，您不断地讲到国情、农村、农民，您好像把中医药的问题，提升到了“三农”的高度。

骆：卫生部不能搞成“城市老爷卫生部”。现在国家要在农村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如果单靠西药，成本太高，所以更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我国的中药资源主要在老、少、边、穷、山地区，据测算，西部12省区和湖北恩施、吉林延边、海南琼中等享受西部待遇的地区，中药的年销售量占全国的61%—63%。

这些地区的农民传统上就有种中药、采药、加工药和销售中药的习惯。因此，理顺中药产业，各级政府把农民种中药纳入农业经济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和指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办法，大有可为。（来源：至德堂公众号  至德圣道  文题《中医药受困于现代化陷阱：专访原国家药监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