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崩溃论”绑架医药反腐

权重

反腐风暴重压下，片仔癀的“神药”故事还能讲多久？

一粒药片仅3克，一度能卖到1500元的高价，甚至能卖断货——片仔癀的商业故事肯定有不少人听说过。

2023年5月5日，片仔癀发布价格调整公告称，决定自公告之日起，公司主导产品片仔癀锭剂国内市场零售价格将从 590 元/粒上调到 760 元/粒，供应价格相应上调约 170 元/粒；海外市场供应价格相应上调约 35 美元/粒。片仔癀的价格片仔癀这次的价格涨幅达到28.8%，是有史以来最大涨幅，产品价格也来到了历史高位。

然而随着医疗反腐带来市场动荡，片仔癀的“神话外衣”也在逐渐剥落。

高管落马，管理层动荡

8月22日，漳州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称，对漳州片仔癀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建顺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进行立案审查。

然而这并不是片仔癀今年第一个落马的高管。5月10日，漳州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漳州市九龙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杰，片仔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丛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了解，原董事长刘建顺2014年进入片仔癀，在2014年至2020年任职期间，刘建顺推动片仔癀的价格涨了约10倍，也将片仔癀的业绩从14.5亿元带到2020年的65亿元。

2021年刘建顺退休后，即由潘杰继任，然而在接任200多天后，潘杰于2021年12月9日宣布从片仔癀辞职。潘杰卸任后林纬奇接任其职务，但是林纬奇在工作19个月，2023年7月24日因工作调整离任。林志辉被提名为新董事候选人。不难发现，刘建顺退休后片仔癀的高层领导就极不稳定。

不仅如此，片仔癀的公司高管也频繁离职。据统计，片仔癀近一年已有包括副总经理、总审计师、总工程师等在内的9位高管相继辞职。仅今年6月，就有片仔癀董事、副总经理刘丛盛个人原因辞职；福建片仔癀化妆品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杨浦权也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腐败的重灾区在销售费用，但是片仔癀的销售费用并不突出。2023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片仔癀的销售费用为2.44亿元，同比减少12.67%，销售费用率仅为4.84%。

从药品变成金融产品，销售量逐步下降

在业内，片仔癀有着“药茅”的称号，也就是“药中茅台”。不仅仅是因为其股价和价格高，更是因为其成了硬通货，具备金融价值，如今片仔癀“买的人不吃，吃的人不买”，常常作为礼物在人群中流转。

片仔癀身上的光环也不少。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片仔癀曾作为国礼之一被赠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片仔癀不仅与“乌龙茶、寿山石”并称为“福建三宝”，更有“北有同仁堂、南有片仔癀”的头衔。

片仔癀的原材料中含有麝香，这是导致片仔癀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但是根据国家规定，仅片仔癀等几种中成药能使用天然麝香，其他中成药不得使用天然麝香。

国内中成药保密制度设立了三个等级， 而片仔癀便是最高等级的“国家绝密级配方”，其制作工艺同样也是“国家绝密”。

这几个光环傍身，不仅让片仔癀打响了知名度，还被吹捧为包治百病的“神药”，甚至有媒体鼓吹片仔癀能够抗癌！然而，片仔癀的销量却出现了颓势。

2022年，片仔癀实现营收86.94亿，同比增幅8.38%，其增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入10个百分点以下；实现归属净利润24.72亿，同比增速仅为1.66%，而2021年为45.49 %。

片仔癀销量更是一路下滑。据统计，2017年片仔癀内科用药的销量为2198.76万盒，此后逐年递减，到2022年内科用药合计销量仅为370.98万盒,较2017年下滑83.13%。片仔癀的存货也在逐年增长，从2017年的12.43亿元增长至2023年上半年末的25.56亿元。

有分析认为，片仔癀的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年轻人对片仔癀普遍不太感冒，没有父母辈的消费习惯。这可能意味着片仔癀得转变营销思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百家号“经理人杂志”  出品｜华博商业评论）

算到

医院在医药反腐前后的变化，让人啼笑皆非

一、院长开始查房了，医生们变得更加认真负责。学术会议虽然延期，但是为了更好地准备和交流，医药代表的职务被解除，以保证独立的医疗决策。主任的态度友善亲切，与患者建立了更好的沟通。

二、手术数量减少，但医院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医院收入有所减少，但也确保了医疗服务的可持续性。廉政账户充实，体现了医院反腐倡廉的努力。领导自觉进行自我检查，注重廉洁治理。

三、186人受到问责，彰显了对违纪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新人晋升通道公开透明，提高了选拔过程的公正性。讲座真正做到了知识分享，学术交流会成为互相启发的平台。

四、专家医生合理轮休，保障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质量和休息时间。职工能够按时下班，获得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食堂管理有序，员工就餐环境更加舒适。
领导不再过度干预食堂事务，体现了平等和谐的工作氛围。

五、院长的家人不再干预医院事务，保证了公正管理。医生们秉持专业精神，尽心为患者服务。敲门不再让人紧张，每个患者都能得到妥善关怀。医院不因患者财力而区别对待，真正做到无差别医疗。

六、医院停车区没有豪车，提高了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桑塔纳再次上路，提醒着大家珍惜资源，节约用车。领导家人低调行事，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学会低调做人，展现了谦虚和勤俭的美德。

七、绩效考核更加注重实际表现，减少了繁文缛节。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再次提出，医务人员更加坚定使命感。基层医务人员发声，引起了社会对他们权益的关注。老百姓开始反思医患关系，推动着构建和谐医疗环境。

八、医德重新成为医院建设的核心，提升了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医风整改使得医院内部更加纪律严明，减少了违规行为。医院内部发生检举揭发，让不良行为无处遁形。丢车保帅的行为不再被容忍，加强了权力监督。

九、政府开始加大监管力度，推动医疗改革向前发展。百姓对医疗行业变得更加满意，体验到了更优质的服务。有些人开始感到担忧和不安，必须面对自身的问题。（百家号“dbsjwhwhh”）

袁天罡

为何医药行业腐败严重？具体如何防止腐败发生呢？

2023年2月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商业贿赂是中国医药腐败的主要类型，占比高达68.1%。贪污和医保诈骗则分别占比22.8%和9.1%。医疗器械与药品销售，是滋生医药腐败的重灾区。据悉，广东一院长被抓后，该院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元。

医药行业腐败严重的问题复杂多样，主要原因包括：

利润驱动：医药行业通常涉及大量的资金和高额的利润，这使得一些公司和个人寻求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或牟取暴利。

知识不对称：医药行业涉及高度专业知识和技术，患者和医生往往对药物和治疗方法的了解有限，容易受到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法规不完善：医药行业的监管体系可能存在漏洞，导致监管不力或者不足以应对行业内的不正当行为。

营销压力：医药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赞助医生、提供礼品、提供不准确或误导性信息等。

为解决医药行业腐败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强化监管：政府应当加强对医药行业的监管，确保公司遵守道德和法规，惩罚违法行为。监管机构需要更加严格地审查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

透明度和问责制：医药公司应该公开有关药物研究和临床试验的信息，以及与医生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对于不正当行为，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教育和意识提高：提高患者、医生和医疗从业者的医药知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识别和抵制不正当行为。

鼓励竞争：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来鼓励竞争，减少医药行业的垄断和价格操纵，以降低药物价格并提高可获得性。

法律改革：修订和加强相关法律，以更好地应对医药行业腐败问题，提高违法行为的成本和风险。

提高医护收入：据《2022年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 医生临床平均收入为9.4万元，其中70%的医生表示税前收入在10万以下，仅有14%的科室主任/副主任年收入超过20万元。医生的成才成本很高，基本上是高知人群，工作量像民工，但从收入上堪比非洲，简直是太不公平了。医生也是人，也有家要养，不能只讲情怀，谈奉献。只有从制度上高薪养廉，让医生回归看病的本质，才能解决腐败问题。

医药行业腐败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包括政府、医药公司、医疗从业者和患者的积极参与。只有通过综合性的措施，才能有效地减少腐败现象，确保医药行业更好地为公众健康服务。(百家号“娱记李莫傻”）

全球

医药分离：为何我国未效仿日本，解决医疗腐败之困惑？

最近，民众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之一是“医疗反腐”。在中央政府的整顿之下，已有超过170位医院院长受到调查。同时，一些医生与医药代表合谋吃回扣的行为也令人深感失望。

近年来，我国医药行业存在着各种乱象。医生乱收费和滥开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医生还利用自身权力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甚至公然接受贿赂。

例如，一个感冒的女士去医院看病，医生在简单检查后开了一张处方，告诉她先结算费用再去取药。然而，当女士在结算时，药费高达800元，让她大吃一惊。医生解释说药物价格普遍高，而且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才能有效治疗感冒。

这种荒谬的解释反映了医药行业存在严重问题，需要进行整顿。人们生病需要用药，这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连基本药物都如此昂贵，那普通百姓如何维持生计？

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目前在我国并不广泛实行，但日本已经成功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日本，医生在询问患者病情后会开具一张取药单，患者需要携带这张单据前往国家统一的专门药局取药。这张单据有效期为四天，可以跨市前往不同的药局。同时，医生在患者领药时会再次询问病情，以确保开药的准确性。

这种“医药分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医生滥开药物和乱收费的行为，阻止医生与医药公司私下勾结，从而保障了患者避免高昂的药费和看病的困难。

然而，为什么我国没有采用这种制度呢？

首先，一些医院为了提高自身的“业绩”，私下要求医生多开药给患者，医生则可以从中获得分成。另外，患者对于自身病情的了解有限，通常医生的建议决定了何种检查、药物和治疗方式，这也为医院带来了收益。

一些医药公司也看中了这个商机，利用患者愿意为治疗疾病不惜高价购买药物的心理，甚至给医生提供回扣。医生只需要多开药给他们的患者，就能为医药公司增加收入。
此外，由于一些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地区性垄断，该地区的患者都会前来就医取药，这也是医院乱象的原因之一。

尽管“医药分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这些问题发生，但也存在一些不便之处。对于独自前来就医或年长的患者来说，需要分别前往医院和药局，增加了时间和路程成本。

另一方面，日本医疗报销比例相当高，儿童和老年人的报销比例分别达到100%和90%，其他人群也有70%的报销比例。而在日本，境外人员只需一人缴纳医保费用即可就医，特殊情况下的医疗费用也相对较低，救护车费用甚至免费。

对于一些经济拮据的人，日本政府提供了专门的机构来垫付医疗费用，这些人可以在出院后分期还款。相比之下，我国的医疗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急需手术的患者通常需要提前支付高额费用，报销比例相对较低，而且报销流程繁琐。

综上所述，我国的医疗体系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政府更多地考虑百姓的利益，确保健康问题与金钱无关。通过加强“医疗反腐”整顿，相信我国的医疗行业将迎来重大改革，适度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百家号“wfuchang”）

纯良

揭秘医疗系统腐败：治愈医疗行业的黑暗

医药腐败现象广泛存在，疫情后的三年内情况日益严峻。

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普遍且严重，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近三年来，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公共卫生支出巨额增加，但其中大部分经费流向存在特殊和非常规的程序，这导致了腐败问题的愈演愈烈。

有人提出观点认为，医疗领域反腐是因为医保基金短缺，政府资金不足以覆盖支出。也有声音认为，医疗系统内部腐败问题严重，不仅耗尽了老百姓的医保资金，还导致了医疗服务的不公平。

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工资减少，高昂的医疗费用成为了负担。而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系统内的腐败现象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实际上，这种反腐斗争并不是一时之举，而是中央长期以来的目标。尽管疫情暂时延迟了反腐的步伐，但疫情同时也展示了医疗系统对于全面支援的必要性。

然而，疫情也成为一个考验，考验着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奉献，也考验着“院长”和“主任”们的贪婪。很多实际掌握权力的人，早已将腐败视为家常便饭，接受回扣、贿赂等行为屡见不鲜。

医患关系紧张，医院受压。长期以来，医院一直处于煎熬之中。

因此，这次的反腐斗争计划将持续20年，覆盖所有领域、所有环节、全面整治。

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有近170名医院的院长、秘书被立案调查，较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尽管很多人将医疗领域的腐败与医生的行为等同，比如收受红包、回扣以及贿赂医药代表等。当然，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但无论是涉案金额还是腐败性质，与医生相关的腐败规模相对较小。

医生的年薪可能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而他们通过收受回扣、红包等方式获取的收入通常也在10万元以上。虽然这也是一种腐败，但相对来说并不严重。

大医院的科室主任，尤其是高消耗科室的主任，其年薪可能在30万至50万元之间。虽然涉及金额达百万元级别，但在整体腐败问题中或许并不算最严重的。

以罗勇为例，原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院长，被指控贪污金额超过2980万元。在他被捕后，医院人均医疗费用下降了1400元。对于等待救命钱的患者家属来说，这些黑心钱是造成了许多人生命的剥夺。

此外，医疗浪费也成为问题。不少病患因为过度检查、多余用药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在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中，医疗资源的浪费更加严重。

医疗腐败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热议的话题。因为这种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还对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医疗腐败不仅危害了国家经济，更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因为医疗涉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政府正加大力度，采取多种手段来打击医疗腐败问题。

那些因为医疗支出而陷入贫困的人，因高额医疗费而放弃梦想的人，因缺乏资金而感到绝望的人，他们是医疗腐败的受害者。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人民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也应得到尊重。

为了让医疗体系更加健康、透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齐心协力。反腐斗争的进行不仅仅是打击腐败行为，更是为了重塑医疗行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

针对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政府可以继续加强监管措施，建立更加严格的审查机制，防范腐败现象的滋生。同时，还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法律法规，确保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此外，医院管理层也应该积极推动内部改革，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将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从根本上遏制腐败问题的发生。

医护人员也要发挥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为患者提供真正有益的医疗服务。同时，他们也需要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参与到医疗体系的改革中来。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医疗腐败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医疗体系将更加健康、公平，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然而，反腐斗争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坚定的决心。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真正消除医疗腐败的影响，确保医疗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的健康和幸福保驾护航。(百家号“沐沐知识”）

棋类

医药反腐“底线”明晰：卫健委官员发声“纠偏” 集中整治“三不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林昀肖 北京报道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以“把稳政策基调，推进医药腐败集中整治”为主题进行讲话。

近期市场流传“医药反腐已停滞或收兵”的说法，此时郭燕红的公开讲话无疑是官方有力的回应。同时，她也强调，反腐要“集中突破，纠建并举”，聚焦两个“关键”，要与医药界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绝大多数分开，不得与医务人员正常收入所得相混淆，不得随意打击医务人员参加正规学术会议的积极性，不得随意夸大集中整治工作范围。

此次医药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期一年。自7月12日国家10部门召开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以来，这场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反腐风暴已持续两个月。其中，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就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发布过问答，进一步明确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的主要原则以及重点内容和措施等。

浙商证券认为，此次反腐行动在短期会以医疗活动的有序开展为前提，中长期会以公平、公正的行业秩序的建立为目标，改变行业内的不正之风。从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来看，浙商证券认为，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活动逐渐进入深水区，未来典型问题的处置及通报或迎来高峰。

国家卫健委也指出，当前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纠治难度不断加大，需要医药购销全链条上涉及的各部门增强工作合力、开展联合治理，需要将系统治理观念贯彻工作始终。

（一）集中突破、纠建并举

关于此前医药领域涉及腐败案件的特点，郭燕红在讲话中介绍，2013年-2021年涉医腐败案件判决2954件，呈现出四大特点。首先，是聚集在医疗机构，其中医院占比77.4%，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比例多，占到83.5%；其次，是聚集在招采领域，其中器械采购占36.7%、药品采购占30.3%、耗材试剂采购占15.6%，商业贿赂、回扣、欺诈骗保是主要表现形式；第三，是聚集在关键岗位，行政部门前三是采购办、药剂科、财务处，临床前三科室为骨科、普外科、心内科；第四，是聚集在“关键少数”，腐败问题聚集在决策环节（机构负责人）、使用环节（临床科室负责人）和采购环节（采购科室负责人）。

在此次集中整治工作的整体推进中，郭燕红介绍，目前，10部门均已在本系统内进行了工作部署；全国31个省份及兵团均已建立了地方工作协作机制以及工作专班，制订印发地方工作方案，并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各地有关单位迅速开展自查自纠，处置有关问题，公布多起案例，形成严的基调和氛围。医药领域反腐已在业内形成广泛共识，各项工作正稳步开展。

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原则和重点，郭燕红在演讲中介绍，集中整治工作具有三个原则，第一，是统一实施、分级负责；第二，是全面覆盖、聚焦重点，包括全链条、全领域和聚焦重点；第三，是集中突破、纠建并举，瞄准关键问题，坚持系统集成，建立长效机制。

同时，郭燕红也指出反腐工作具有六个方面重点，首先，是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以权寻租。例如，在药品耗材招采或目录编制、项目申报等过程中泄露工作秘密以牟取利益。

其次，是医疗卫生机构内“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例如，在药品耗材、医疗器械、大型设备等产品进院、招评标、采购、使用等环节和工程建设等其他院内重大经济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

第三，是接受医药领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的社会组织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益。例如，无中生有、编造虚假学术会议的名头进行利益输送，违规将学术会议赞助费私分等。

第四，是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有关问题。例如，公立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不通过医药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全部所需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等。

第五，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购销领域的不法行为。例如，规避"两票制"政策和监管实施商业贿赂；组织参与欺诈骗保等。

第六，是医务人员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例如，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给予的各种名义的回扣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等。

在专项整治之后，天风证券认为医药行业有望迎来净化阶段，集中整治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净化医药行业生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必然要求，本次整治的目标是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进一步形成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由此，天风证券认为医药反腐的深入推进将显著推动行业加速出清部分“低品质，高费用”的产品，真正具有临床获益的创新药将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

天风证券研报中也指出，行业不同环节影响略有不同，从短期来看，医药反腐相关工作的推进对医院场景为主的相关业务（设备、耗材、药品）阶段性有影响，但按照政策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最大限度地教育人、挽救人、感化人”，预计整体的影响可控，尤其是对于存量相关业务；从长期来看，真正具有临床价值的相关产品将会在竞争中优势更加突出，获得更快更高的销售放量。

（二）把握分寸，进行纠偏

在介绍集中整治工作原则和重点的同时，郭燕红也强调聚焦两个“关键”，要与医药界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绝大多数区分开。

在两个“关键”中，关键少数是指医药领域行政单位、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社会组织，重点是上述机构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关键岗位是指公立医院招采决策、药品、耗材、医疗器械采购和行政、后勤等岗位人员的腐败问题和腐败行为。

同时，郭燕红也指出，工作中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全面覆盖与聚焦重点的关系；二是需要处理好绝大多数与极少数的关系；三是需要处理好当下改与长远治的关系。

在郭燕红介绍的工作推进情况中，包括加强督促指导，其中围绕《关于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进行重点部署，强调工作重点是针对“关键少数”、关键岗位。校正工作方向，对一些地方停办延办学术会议、广泛清退一线医务人员讲课费等问题及时予以纠偏。针对部分存在问题的省份开展重点指导。

在落实工作任务中，郭燕红也指出本次集中整治工作中公立医院要做好5方面工作，其中就包括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在自纠自查中，首先是妥善组织。根据上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做好医务人员思想动员，组织自查自纠；明确自查范围、自查内容、自查措施和自查目标，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工作台账，把握统一尺度，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

其次是把握分寸。不得与医务人员正常收入所得相混淆，不得随意打击医务人员参加正规学术会议的积极性，不得随意扩大集中整治工作范围。

第三是保障秩序。保障医院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药品、设备、耗材等采购不受影响；保障好医院正常的就医秩序，不得借集中整治工作为由，倦怠消极工作，随意推诿、拒绝患者就医，也要做好煽动性舆情导致医院诊疗秩序受影响的防范。

在整治工作中的纠偏方面，在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问答中，针对部分学术会议的暂停延期问题明确指出，医药行业的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促进医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开展的学术会议和正常医学活动是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的。需要整治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编造虚假学术会议的名头，进行违法违规利益输送，或者违规将学术会议赞助费私分的不法行为。

浙商证券认为，此次问答肯定了学术会议等活动的正面意义，也同时提醒了各地在执行整治活动中要避免对规范、正常的医学活动的负面影响，以“为医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为最终目标。（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太能

反腐背后的医药代表与医生（深度好文）

七月底，包括卫健委在内10个部门联合宣布，开展全国范围内医药行业腐败问题的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集中整治，整治重点直指医疗行业中利用医药领域权力寻租，“带金销售”、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

医药代表原本是医生和药企之间的信息沟通者，现在，他们都成了这场反腐中最敏感的职业。随着反腐工作不断深入，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百名医院院长、书记落马，多家医药公司董事长被立案侦查。

医药代表在医疗机构中扮演什么角色？腐败是如何产生的？多种药物竞争情况下，医生用药的标准是什么？就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找到了多位医疗代表和一位资深外科医生。围绕盘错其中的利益勾连和学术、临床问题，这位医生把医生和药代的关系，形容为珊瑚和小丑鱼的“共生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一）停止与延期

双肩包换成黑色斜挎包，从上到下也都换上暗色行头。八月底，王霖忐忑地走进北方一家三甲医院，他特意避开摄像头，小心打量过四周，然后在患者等号区坐下。

他是一名医药代表，负责在医生和药企之间传递信息，推广药品。本质上也是销售，只不过医院是他们活动的主场，医生则是需要小心维护的“客户”。

干这行的素质之一是耐心。“等待6小时，干活不到2小时。”医生很忙，王霖每天一大清早赶到医院，等在门诊、病房走廊或医生办公室，总之任何医生可能出现的地方。以便在门诊结束时送上准备好的午餐，楼门口陪着抽支烟，瞄准时机提几句业务，“最近您帮我们多用点（药）”。

另一个关键词是“服务”。买水、订餐、收取快递是基本操作。他鼓鼓囊囊的双肩包里，除了药品宣传册，大多是为医生们准备的各个口味的饮料；最近有位医生痛风，他特地准备了苏打水。他还帮过医生去火车站接父母；一位医生值夜班回不了家，他帮对方买了换洗内衣；因为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花在帮医生跑腿上，他一度在医生办公室留下“王秘书”的外号。

一份早期的工作日志里，他记录了自己一天的工作内容：替两位医生上网课刷学分，帮四位医生收取快件，最远的亲自送到对方家中。

王霖就是这样靠踏实、勤快获得了医生的青睐。他对接七八十位医生，渐渐摸清楚了很多人的家庭情况，感情进展，职业动态。最初表示不用他的产品的医生，王霖连着给他送了一个月水，月底统计销售数据，发现这个医生用了他们的药品。

工资则是最直接的证明，刚入行时他月薪六千，业绩最好时光奖金就有3万。但现在，王霖成了客户们最不想见到的人。

8月下旬的一天，医生结束门诊，当王霖和往常一样迎上前去，对方立马伸手驱赶，之前经常一起抽烟的医生见了他也纷纷躲开。

变化是从前不久开始的。7月底，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审计署、药监局等10个部门，宣布将开展全国范围内医药行业腐败问题的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集中整治。

今年8月初开始，王霖接公司通知，停止医院拜访活动，删除了所有跟客户的沟通记录。

出现在医院里的医药代表越来越少。问询和信息只在行业微信群里传播：“今天怎么样？”“有医药代表在医院被抓了”，“有个科室主任退钱了”……他还听说，有的医院为了防止药代进院，甚至专门出了指导手册，培训保安识别药代。

对很多药代来说，不去医院是当下最安全的选择。仅仅两周，小组业务量眼见着下滑，领导急了，王霖也急了。他换掉了药代标志性的“双肩包”，时隔两周，重新出现在医院里。那天，他不仅当面被驱赶，电话和微信沟通也都遇冷，最后在医院待了小半天无奈离开。

贾如超在医药行业有十多年从业经验，如今是国内某药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区经理，管理着几十人的团队。

“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们一些行政层面的客户就拒绝接受公司学术会议的邀约了。”

学术会议是医生和同行、和药企沟通信息的重要途径。按照贾如超过去的经验，之前每周末都有一些大型会议，暑假更是学术年会的高峰，忙到没时间休息。“现在别说上半年，连暑假高峰期也没有这种活动。”

有媒体统计，到8月下旬，至少有10场即将举办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等密集宣布延期。一些学习班、培训班也先后宣布延期举办。

贾如超只能安排团队成员减少不必要的院内拜访，鼓励“家访”，或短信拜访。“短信沟通人家客户也不敢聊天”。有医药代表发出消息了才发现自己早已被医生拉黑。

院内拜访停止、学术会议无限期延期，“现在我们很多业务都需要重新调整。”贾如超说。

（二）竞争入院，“从点到面”

“四家医院，七八十位医生”，是王霖在这座城市打下的业务版图。四年前，他还是一名普通的设计公司职员，每天在工位画图，一坐十几个小时，拿3000块月薪，听说医药行业“高薪多金”，亲戚介绍他来到这里。

对许多医药代表来说，这份工作的最核心的业务，概括起来，分为“开发”和“上量”。前者指药品竞争入院，后者指入院后让医生多用产品。

入行之初，很多跟王霖一样的新人，跟医生套近乎的方式都是见缝插针、借着“送水”敲开诊室门，以期获得医生对自家药品的推荐、并进一步被科室主任“提单”。这是药品竞争入院的第一步。

一款药品想要实现进院销售，通常要经过复杂的流程：用量大的基本药品可以由国家统一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但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药物仍在集采名录之外，入院门槛较高，需要经过科室主任提单、开药事会表决、院长等人签字。

在南方一座二线城市当了五年医药代表，李明义获取提单都是“直接明说规则”。他当时供职于一家小型药企，在公司的开发目录上，这座二线城市是一块完全的“处女地”。那是2015年前后，新人李明义从几家县级医院入手，这些医院层级简单，管理也不严格，“比较容易跑通”。

李明义口中的“规则”，实际上就是带金销售。他还记得刚入行时师傅的叮嘱，“干这行就是要胆子大，要敢去和医院院长打交道，就这么个运作模式，看你能不能开窍。”

他当时负责一款妇科药，定价30块左右，每到一家新医院，他都带着公司的“政策”首先找到妇科主任，商讨合作细节。

获得主任点头后，他接下来的工作就会简单许多，“后面的药事会就是走个过场，各个环节打点一下就行”。李明义就是这样从一个县开始入手，“以点到线到面”，两年之内，跑通了整座城市。如今想来，那是他最“春风得意”的几年，渠道打通后，“就是躺着收钱，可以说比任何销售都轻松”。

但如今，随着企业和医院合规要求升级，开发工作变得困难许多，李明义的这套模式在很多大型医院很难行得通。很多药企为此专门设立了KA（重点客户）部门，“打点”入院环节上普通代表难以接触到的、关键权力人物。

凌博是某药企在东部某省设立的KA大客户经理。在业内，这是一项隐蔽的业务，“药品入院最灵魂的一环”，凌博介绍，他通常一个人出入医院，对接分管药品的院长和药剂科主任等院内高层。商洽的内容围绕“几十万一个”的项目和赞助，例如院内周年庆活动、学术会议等。

在该省，凌博公司的目标医院有二三十家，这些“战略合作项目”就像敲门砖，每年能帮凌博完成3-5家医院的开发工作，实现公司药品在医院系统内“上处方”的最终目标。

当然，项目支持只是一方面，产品成功进院后，凌博通常还会代表公司提供一些感谢费。

进院后，每种药品都面临着至少3-5个厂家的同类药品竞争。所以跟进处方上量是接下来医药代表们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贾如超团队负责的是一些肿瘤药品。长三角地区的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是他们的核心市场。这里的肿瘤科患者数量大，一个科室就有几百张床位，医生也有上百个。

科室里定治疗方案的带组医生都是他们的目标客户。带组医生是治疗小组的决策者，分管多个床位，制定组内的治疗方案。这些核心医院里，贾如超在每家医院都会安排3、4个医药代表，每个人负责 10-20个工作组。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药代表们会一直跟进产品使用情况，行话叫“扫床”：仔细分析院内所有适应症患者的资料，“用了什么治疗方案”，“有多少人用我们的产品，多少人用的是对家的？”

接着给医生“洗观念”：“这个患者为什么没用我们的产品而用竞争对手的？”“有不良反应吗？还是医生有其他顾虑？”

总之，任何能提高产品市场份额的细节，代表们都不会轻易放过。

漫长的前期工作都是为了最终“统方”，这原是指医院内部对医生处方用药量的统计。对药企来说，这是十分珍贵的信息，既可以了解自己和竞方的市场情况，也是“回馈”医生的数据基础。代表们习惯把获取数据的过程叫“拿成绩单”。

李明义从业的那几年，他通常花钱从药剂科买数据，没有渠道的医院就找专业黄牛帮忙，每月1号到7号，一百多家医院，三百多位医生的销售数据反馈到他这里。但这种方式如今已经很难行得通，“统方”利益链被认为是医疗领域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近年来一直是有关部门严重打击的对象，甚至有人因此获刑。

如何在严格管控的情况下拿到“成绩单”，药企们“各显神通”：王霖对销售情况的掌握来自第三方物流公司，物流公司负责药品的承运，每隔几天，最新的销售数据就会通过他们反馈给药企；贾如超团队则从“终端查方”，结算时，医生会和医药代表共享在医院的工作账号，通过登录这个账号，医药代表会知道对方“临床上用了什么药，用了多少。”

这既是医药代表的“成绩单”，也是医生的“成绩单”。

（三）更隐蔽的支付方式

如何完成医生回报的支付，学术会议，是绕不开的一环。

多位医药代表提到，过去通常直接用现金回馈合作医生，但因为粗暴的“带金销售”法律风险太大，近年来逐渐演变出了多种形式。学术会议就是一种常见的利益输送方式，即带金销售的“合规版”。企业开一场会，邀请医生参加，以讲课费的名义支付，避免了现金支付的很多“麻烦”，也更安全、隐蔽。

做大客户经理之前，凌博在外企做了三年基层销售，负责筹办各类学术会议，小到科室会、院内会，大到全国的医疗峰会。其中科室会最多，他每天背着投影仪辗转各个茶社，请科室主任或骨干为科里医生讲产品幻灯片。

虽然最终目的是促销，但学术研讨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会议上，医生对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和不良反应等都有更深认识。不断宣讲则强化了产品在医生心中的印象，“让每个医生下次碰到相应患者时，优先想到我们的产品。”

到2018年王霖做药企基层销售时，学术会议仍是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但目的更明显。他现在负责一款上市多年的药物，每个月要忙七八场学术会议。会议之前，王霖总会接到上级通知：“请你最重要的客户、有增长空间的客户（讲课）。”

什么是重要客户？王霖举了个例子，“一个月出四天门诊，一天只看二三十个患者，我们会认为他潜力小；但有的一个月出诊二十多天，他就是重点客户，因为能够多（开）处方。”王霖说，再比如各医院的科室主任，因为他们“掌握用药和提单的话语权”。

“按道理不允许销量和钱发生数量上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发生。”贾如超坦言，“现在同一种药品就有十几二十个竞争对手。

就贾如超从业多年的观察，业内对学术会议的要求越来越低，“现在有些来参会的人讲几句话就能拿到讲课费，都走个过场。”

贾如超说，如今除了一些高质量会议能满场，对很多会议组织者来说，“怎么找齐听众”是个大问题。“演员、导演太多，观众没有了。”

尤其是疫情三年，催生了很多网络会议。大量的在线会议，各厂家要求不一样，贾如超提到，有的厂家会要求（医生、专家）露脸，有的要求挂在线上就行。为了应付企业的合规审查，很多基层销售习惯凑人头，请几个亲戚朋友来挂一下，照样给医生输出钱。

王霖公司也准备了很多配套“项目”，他们会邀请合作医生填写调查问卷、上传病例，然后支付一定费用。除此之外，有的医药代表还会用举办学术会议的方式帮助其组建圈子，形成个人影响力，帮医生运营抖音账号，制作个人宣传视频投放到相关平台。

这几年，愿意和王霖达成“合作”的众多医生中，有人是被他周到的服务打动，有人因为药品本身特点采用，“医生不可能不顾药品盲目选择”。

对于医院或层级更高的医生，药企有时也会通过赞助会与之达成接洽。贾如超团队每个周末要忙活很多“赞助会”，这些大多由民间学会发起，“比如整合医学会、抗癌学会、老年医学会和营养学会等”，再邀请药企赞助。

“厂家出这个钱就像出份子”，贾如超说，赞助费是一张门票，“玩家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医院会通过‘经济杠杆’来决定，这是一个筛选（药企）的过程”。

（四）一位资深外科医生的选择

多种药品竞争情况下，医生选择用药的标准是什么？

“病人的病情、接受度，药物效果，以及医院的硬性指标。”张弘，一位有着十余年从业经验的外科医生说，每周至少有两三天，他会在一家三甲医院里开普通门诊，他也是医药代表王霖长期合作的重点客户。

以王霖代理的药为例，张弘介绍，医院内同类药品其实有七八种，但从效果来看，真正能跟他形成竞争的只有三家。王霖代理的这款副作用小，但价格稍贵；另两款止疼效果更明显，相应的副作用也大。

如果病人的经济状况好，张弘会首推王霖的；如果病人疼痛明显，他则推荐另两款；对于经济状况非常差的病人，院内还有非常便宜的集采药品可以选择。“很多东西都要综合考虑的”。

除去这些特殊情况，碰到一般病人，张弘会在效果差不多的药中，优先考虑“办公室里总帮着端茶倒水”那个代理的。

几乎每个医生身边都围绕着不少药代。带瓶水，介绍自己和产品优势，张弘接触的药代，基本上都是这样开始认识的。王霖是其中跑得最勤的一个，一周至少来两三回，张弘每次出门诊都能看见他。开始他觉得烦，后来接触久了，发现这个小伙子合眼缘，没有一些老药代的油滑感。

药代的水平参差不齐。在张弘的观察中，外企药代的专业性更强，很多具有相关医学背景，没有的，也会带着学术专员来跟医生对接。这些针对技术和药品的专业推广，及时消除了临床的很多盲区。

有些医疗器械代表（以下简称“医械代表”）甚至会被默许进手术室。因为在外科，医疗器械的准备工作有时不会另外安排护士来负责，而是由熟悉产品的药代跟着配合手术，把自己代理的钢钉、板子等手术器械拿到手术室，消毒后递上手术台。

张弘遇到的一些“医械代表”技术甚至能赶上年轻大夫：其中一位学医出身，现在已经是公司总经理，技术在业内是公认的“灵”，“我现在都不敢说能追上他当年的水平”。

他还认识一名修车出身的代表，常年跟着各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做手术，积累了微创手术的丰富经验，有时候他会手把手带着张弘做手术，甚至能指导科室主任。这些患者不会察觉，“都穿着白大褂手术服，不会想是不是医院大夫”。

“谁也离不开谁”，张弘把医药、医械代表和医生的关系形容为珊瑚和小丑鱼的“共生关系”。

通过药代，张弘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他确实在一些学术会议中受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是外科医生，此前经常面对的一个临床问题是，手术中医生们经常需要把患者肢体局部勒紧，这是常规操作，避免术中血液流通产生干扰，却往往会造成患者事后肿胀疼痛。

在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中，张弘发现，原来术后在患处贴一副止痛膏药就可以解决。那虽然是一场由膏药厂赞助的学术会议，但在张弘看来，实现了“双赢”。

学术会议一般都需要赞助商，如果没这些药企就要“资金自筹”，张弘说，一场会下来至少十来万，医院出不了这么多。虽然是商业赞助，医生讲课内容其实并不受药企控制，很多知识盲点，或困惑许久的问题，借助学术会议，张弘才可以跟行业专家当面探讨。毕竟，他作为一名经常要上手术台的外科医生，很多操作细节是无法在论文中获得的。

他不否认腐败的存在，但也想强调，自己并非罔顾患者的利益。不好用的药，张弘会跟药代直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这个药我不是很认可”。张弘也知道一两个医生“这么多年一分钱不从药代那里拿”，但这样的人在科室内部是孤独的。

从业这些年，张弘经常觉得，外界对医生的期待似乎是既要像个“机器”，还要是个“圣人”。他提到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有回患者的冰袋不冰了，他刚下手术，说等上个厕所给换，但患者等不及，跟进厕所紧急敲他的门，“你们大夫还上厕所？”

“我们不是圣人。”张弘说。忙碌、紧凑是他的工作常态，他有时一天要连做七台手术，手术室超负荷运转不得不喊停，因为找不到再多人力配合支持。他经常从医院出来时已过午夜，第二天照常八点门诊上岗。

十多年前刚当医生时，他月薪不到三千，今年新入职的医生，月薪也就四千。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收入不止于工资。

最近他又买了部手机，新注册了一个微信，用的是别人的手机号和身份信息，打算专门用来跟药代联系。而他身边的医生，有人把药代微信都删了，药代电话则存成亲戚的名字。

反腐行动也不同程度影响到他们在临床上的工作，张弘和同事们在手术时候更谨慎一些，多选用普通手术刀，而不是出血更少但较贵的高频电刀，“别让别人嚼舌头”。一位三线城市影像科医生描述反腐压力之下的医院，选最便宜的造影药，目的是“不出错”。这位医生也坦言，如果他们家人和朋友来，用的都是贵点但副作用更小的那款。

（五）等待价值回归

从基层药品销售到管理几十人团队的大区经理，十多年来，贾如超几乎见证了这个行业每一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他最直观的感受是：行业门槛越来越低了。

他印象中，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是转行过来的医生；他最初入职的外资药企，要求员工至少是医学或药学背景，他自己也是临床医学专业出身，经常要在学术会议上主持和宣讲最新的临床研究；到现在，“行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两极分化”。

近期多家媒体称，国内至少有300万医药代表，贾如超觉得这个数据或许还包含了代理、物流、行政等人员。就业内数量庞大的药代，有多少存在的必要，贾如超觉得需要打个问号。他介绍，目前国内医药市场以仿制药为主，真正的创新药很少，很多仿制药上市超过十年，并不需要大量开会来普及用法用量。

另一方面，大量从业者缺乏专业背景，对医生帮助也很有限，主要工作就是进行利益输送。“即便从道德角度，我觉得这样的药代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贾如超认为，药代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新药和一些治疗性的药品。他现在主要负责的一类产品虽然也是仿制药，但是首仿（国内第一个仿制），团队招人时他通常会强调专业背景。

他解释，这款首仿药品在业内相对较新，在制定一些癌症患者治疗方案时，很多肿瘤科医生对用法并不熟悉。“推广过程中，我们每个厂家代表都需要临床循证、根据医学研究成果去battle（竞争），跟医生沟通、比较不同的治疗方案。”他觉得这也是药代的价值所在，“可以促进行业间的学术交流，包括治疗方案的多元化，最后不断趋向一个好的结果。”

“只要医疗需求在，医药代表就有存在的价值”，贾如超说。只不过，行业必须做出一定的区隔，“需要厘清哪些是正常需求，哪些是非正常需求。让合理的业务模式回归、学术的价值回归。”贾如超期待这轮整治行动中能看到一些具体的行业规范出台。

事实上，如何规范医生、医疗机构与企业间的关系，国内一直缺乏相关标准。以美国为例，2010年通过的《医生报酬阳光法案》规定，药企与医生、教学医院的经济往来单笔支付价值超过10美元、一年来往总额超过100美元都需要上报并做公开，细节具体到：医生参加学术讲座的第一张幻灯片，要列明与哪些药企有联系、具体参与哪些工作；临床试验如果有药厂资助，也需要在发表文章中注明。

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问答》，进一步明确了反腐整治行动监管重点，其中包括“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以权寻租”、“药品、器械、耗材等方面的‘带金销售’”、“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购销领域的不法行为”等。

李明义早已远离了旋涡中心。2017年，他负责的产品在集采中落标，竞争入院失败，产品销售团队被优化重整，他不得已转到药品销售的二线——药店。

现在他的工作内容其实和之前差不多，依旧要维护和药店店长、店员的“关系”。

一个多月来，王霖仍在各大医院来回周旋，只不过，频次和见医生的数量明显下降，以前一周至少见四五十个医生，现在也就十来个重点客户。他不敢去医生办公室，“太扎眼”，就算在诊室大厅或病房走廊，也不敢停留太久，说完事就走。

上个月，他的销售额下滑了百分之二三十，他有些焦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听说同行都在观望，毕竟“以前在这行都赚了点钱，没有那么轻易就离开”。
（注：文中讲述者为化名。转自百家号“玖奌杂货铺”）

扩大

医疗反腐，要向美国学习吗

       前几天有人谈“医疗反腐”，说我们“得消灭腐败的土壤”。我问他，“怎么消灭腐败的土壤”？他说我们要“和国际接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你看美国就没有医疗腐败”……我说是是是，向美国学习、和美国接轨、搞美国的医疗体系，那确实没有“腐败”了，因为那都是合法的。美国本来就不存在“腐败”，那叫“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输送”。

　　你知道药企“市场营销”的根源在哪里吗？你知道“医药代表”的祖师爷是谁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商业游说”吗？

　　“2021年，美国医药行业花费的游说费用超过2.6亿美元，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说客人数更是达到了国会议员人数的三倍。凯泽家庭基金会执行副主席拉里·莱维特直言：“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行业，具有显著的游说影响力，非常擅长确切地知道他们需要多少票才能取消不利于自己的立法，并找出获得这些选票的方法。”例如2021年，多项旨在降低药品价格的提案都在国会投票中遭到否决，坚持投出反对票的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就获得了来自医药行业的8万美元政治献金；9月，美国医药行业还投入7位数的资金进行宣传活动，以反对国会一项降低处方药价格的提案。”

　　美国的药企“自由”多了，美国今天的毒品泛滥，也来自于药企的背后推动……美国大型医药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一些专家和协会兜售“阿片类药物无害论”，鼓动药店大力出售、医师滥开处方，推动毒品合法化。

　　一些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毒瘾。2021年，20多家大麻企业支出的游说资金高达428万美元。《福布斯》杂志报道说，2020年美国大麻合法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175亿美元，较2019年激增46%。

　　美国一家大麻企业副总裁科里·罗思柴尔德说：“我们不需要说服人们相信大麻，我们需要的是说服他们合法购买。”

　　贪婪的药企持续牟取暴利的结果就是，需要药物治疗的美国人有四分之一难以负担处方药。

　　美国医药行业对高药价的解释是用于资助创新和研发计划，而根据美国众议院2021年1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些制药公司的很大一部分支出实际是用于营销、扩大市场垄断和抑制竞争。

　　医疗市场化的结果是为了追求利益极致化，药厂通过垄断卖出高药价，私立医院疯狂开药，私人保险公司趁机增加保费。三家合谋算计，致使美国人的医疗开支年年攀升。在美国中产破产原因里，医疗导致的占比超过80%。只要没买够医保，进医院基本就意味着破产。

　　美国人均每年医保支出9000美元，大部分美国医疗保险，都是价格不低的商业保险，交得起的，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对于没有医保，或者说没有预先申请的情况下，你叫个救护车，都有可能破产，因为一次救护车上千美元，如果来的是救护直升机，准备卖房吧。

　　对于那些赤贫的阶层，如美国的贫民窟人士和流浪汉们，美国提供“免费医疗”，但这个免费医疗，是要排队的，美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可能只看几个病人，言语文雅，服务周到，聊个天让你如沐春风，然后你一个骨折，可以排队排到两个月之后去，骨头自己都长好了。

　　对于美国穷人，医生最喜欢开止痛药，无论什么病，先来两瓶止痛药，而且有着毒品性质的止痛药随处可以买到。很多人其实不是瘾君子，但止痛药磕多了，就成了瘾君子。

　　美国和欧洲的私立医院，是不需要排队的，医院的环境非常好，人少，安静，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宛若公园。没有中国三甲公立医院那门庭若市、人流川涌、熙熙攘攘的场面，没有农村大妈大爷拉着你问“自助挂号机怎么用”？“内科怎么走”？“糖尿病挂什么科”？

　　在欧美私立医院，只要你有钱，人人都是vvip，专属医生替你诊断，一个团队替你拿治疗方案，享受私人定制的医疗服务。“医闹”这种事，根本不会出现在医院里，因为医院内外，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安保人员。

　　在欧美，医生的地位非常高，属于真正的上层人士，，美国骨科医生的年收入，很多能够达到50万美元。你问小孩子将来想做什么，十有八九会回答你“医生或者律师”。学医，往往也是精英阶层孩子的选择，普通人没有资格学医，这也注定了，医生这个职业，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美国当然没有“腐败”，因为资本主义贪婪无厌敲骨吸髓在美国并不是罪过，丛林发展弱肉强食并不是“不道德”的，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把“腐败”合法化，那就不是“腐败”。

　　我们今天“医疗腐败”的很多“经验”，正是来自于“与国际接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我们存在“腐败”，是因为腐败在我们这里是犯罪，是需要被坚决打击的！美国的医疗体系好不好，河山硕最有发言权。（微信公众号“平原公子”  申鹏）

机会

扒一扒维护医疗腐败的诡辩术

     推行医疗领域反腐后，网络上的奇谈怪论和煽动言论不少。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之外，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一个医患矛盾的重要来源——信息不对称。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越来越复杂，而且相对于某些高度理论化的科学，医学又有大量的经验化的，不直观化的部分，同时因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没有经过医学训练的人难以对较为复杂的病症有准确的判断，其他渠道能提供的医学信息往往质量低劣，同时不光是疾病与治疗，医院的管理与运行对于外人也难以理解（本文之中会给出一些很清晰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较为复杂病症的患者和家属，往往会产生“只要能治好，其他的不重要”这种心理。

　　而医疗腐败的重灾区之一正在于对于这种心理的利用，患者并没有判断高价耗材和药品是否好用的能力，只能选择去相信医生。信任固然是医患关系之中的好事，但无论是腐败分子还是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显然也很擅长利用这一点，他们利用对医学的信任，再加上朴素的“一分钱一分货”的态度，为医疗行为之中的腐败空间做辩解，试图将这种欺骗的行为合理化，似乎只有掏出患者和医保的最后一分钱才是为了患者好一样。

　　临床治疗中有大量价格昂贵的疗法，但是治病这个事情，从来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方案，没有最贵就是最好的道理。但是患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像医生一样分析情况，这就给了少部分人发挥的空间。类似于支架这种耗材的滥用，或是某些实际上基本上不起作用的辅助用药，还是某些价高但是适用范围极窄的检查，都可堂而皇之以“对患者有益”来解释，而这些东西，正是医疗腐败最为高发的区域。

　　然而人民群众也不傻，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虽然一次两次会吃亏，但是事情多了总会产生怀疑。但普通人在很多时候是难以判断医生的方案是否有问题的。朴素的怀疑缺乏指导，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说不定这些媒体现在正在为医疗腐败洗地），这种不信任，正是许多医患矛盾的来源，没有了信任，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

　　如果再思考一下，我们能发现更有趣的事情。无论是那些能吃到这些医疗腐败红利的人，还是这些喜欢断章取义，胡搅蛮缠的媒体们，他们很多时候，是最擅长定义什么是医德，什么是医患关系的一批人，并且还会在面对医患矛盾的时候，装作理客中的表达自己的私货。最终医患关系受损也罢，医疗腐败也罢，受害者并不会是这些既得利益者，而是普通的医生和患者，这确实是个挺好的算盘。

　　从2008年启动新医改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从4.55%增长至2020年的7.1%，增幅高达56%，我国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初步扭转。不可能说2023年的医务人员比2008年更需要“马无夜草不肥”。而且，有能力获得各类“灰色收入”的医务人员，也往往是中高年资。

　　他们一方面在医院管理等级制度中获得较高等级的收入，一方面败坏了整个医务人员群体的声誉。医疗行业立足于诚信，由于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务人员必须在病人面前拥有较高的道德风评，否则病人杯弓蛇影，会认为一切病程自然演进导致的病情恶化都是出于医务人员的主观恶意，这些败坏医务人员形象的腐败分子显然是害群之马。

　　再者，随着医保控费等措施的日益严格，医保对医院的各类不合理医疗开支动辄拒付与罚款。很多不合理开支都是那些有能力自我调节收入的“前浪”造成的，但是医院的损失则要分解到涉事的独立核算单元——那位前浪领导治疗组或科室，由全体医务人员分摊。

　　“前浪”从腐败当中获得超额收益，落袋为安，跟大家均摊罚款仍然有的赚。打击腐败，就是保护低收入的小医生、小护士不被“前浪”拖累。甚至可以说，打击腐败是确保医疗队伍后继有人的最后机会。

　　可能有人觉得，“学医是大后期”的说法，就是暗示低收入的小医生“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可以像高年资医生那样获得高额灰色收入，是支持小医生度过清贫岁月、确保医疗队伍维持人员新陈代谢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医疗腐败现象正在打击医疗队伍中正常的技术、技能“传帮带”。

　　这里需要向大家解释医院的治理结构——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及实践性，当前医学人才的培养仍然没有摆脱中世纪 “学徒制”培养模式。医生的职业前途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掌握在科室的“前浪”前辈手中。确保临床安全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大部的内核都是建立在医疗体系内等级分明的授权体制上，技术职称是决定医生在行医权限序列的唯一标准。

　　而在这个构架下，医院根据收治疾病专业分为各个专科科室，专科科室下面又分为各种亚专科治疗组，由高职称医务人员领导低职称医务人员行医。科室和治疗组同时也是成本与绩效核算的单位。年轻医生取得了行医资格，完成了相应的临床训练，仍然只是基本劳动力，距离在本职工作中“说了算”，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医生职业的“成人仪式”并不是从学校毕业，也不是取得行医资格，而是成长为治疗组组长。成为治疗组组长之后，可以制定组内住院病人的治疗方案，同时能够常态化出门诊。小医生入职三五年可能根本沾不到出门诊的边，更别说决定住院病人的治疗方案，肯定没有开药拿回扣的资格。

　　医务人员的成长离不开实践。实践的机会来自于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需要上级的授权。由于商业贿赂带来了超额收益，一些高年资医务人员故意把持专业技术，在某医院、某科室当“药霸”、“刀霸”，阻挠低年资医务人员成长。

　　比如说，心脏支架曾经“油水”丰厚。于是前浪老医生总是满脸慈爱，对年轻医生说：“做支架手术遭到的辐射多，你们年轻，先别沾，让我干”。等到集采把心脏支架的价格打到几百块、一千块，经销商再也没有能力给回扣，支架手术的辐射突然就不存在了，老医生就突然把支架手术放手青年医生了。

　　内科讲究“道破迷津”，看谁有能力解释病人当下表现和未来的病情发展。外科各类讲学和病情讨论多，技术壁垒较小。就算“前浪”在讲学和讨论中主要是宣传给了“讲课费”、“劳务费”的药企的产品最灵，仍然能让年轻医生从中获得成长所需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人为医药腐败辩护的最主要论点不攻自破——“不喂饱那几个高级医生，他们就不治病了”什么的，更多的年轻医生会随着腐败的消失成长起来，壮大优质医疗服务的供应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打击医疗腐败也是有益于我国医药产业升级的。在这次的医疗反腐风暴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落马的医疗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医药企业，尤其是国内的一部分医疗企业，大量的资本支出用于营销支出，而这些企业的研发支出却极低，这些企业的产品结构往往也很简单，几个效果很可疑的辅助用药贡献了主要的收入是很常见的情况。

　　这种医药生态是不利于新药研发的，如果医疗反腐可以一定程度改变这种风气的话，那么一些用于营销的费用，是可以投入在医药和器械研发上的，显然这无论是对于产业升级的宏观叙事，还是对于普通人的健康都是好事情。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企业是搞不了研发的，这种转型是没什么可能性的。国内的研发型药企和他们画风是不一样的。这种企业缺乏研发能力确实是事实，不过实际情况会复杂很多。如果这些企业转型失败而消失，这也是好事，给更多研发型的药企提供空间，能减少一些摆烂的企业并不是坏事。而如果这些企业要搞研发，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困难。我们能看到很多文章说，药物研发往往需要百亿的成本，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适用所有情况。

　　对于一个从源头机理进行创新的药物来说，风险成本是很高的，这样的周期也是很现实的。但是要说明的是，大多数药企的创新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创新是在发现一个路线可行之后，然后沿着路线快速跟进，并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这样的研发需要的成本和时间也不低，但是百亿什么的肯定是要不了的，某些企业如果能把几十亿的营销费用拿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做不出来这方面的东西。

　　此外，如果纵观现在世界医药情况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医药研发有些全新的路线，第一是药品的研发和生产都可以外包，这对于外界人士可能很惊讶，但是这方面在医药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国这方面的企业不在少数，其中有不少承担了国际药企巨头的研发与生产外包，很多创新药企的创立人员也是从这里积累经验的。如果把营销费用投资在这方面的话，就算某些营销药企研发能力真的接近于0，但是这方面的一条龙服务总归是能弄出一点东西的。

　　第二是，很多大型药企会收购一些小的，但是有创新性的小药企完善自己的药物管线。而因为国内选择学习这方面的人数量很多，同时医药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越来越齐全，国内也涌现出来了很多这方面的小实验室和公司，而这种小实验室，无论是哪个国家，最常见的结局都是因为资金不足而结束。

　　如果把营销和贿赂的钱用来投资这些方面的话，是可以给生命科学相关的创新提供更多的空间的。大多数这种小实验室的价格，是远远比不上某些公司的营销年费的。

　　当然，虽然这符合产业升级和医疗创新的基调，但是医疗研发投入的回报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研发最终打了水漂。但是从社会整体收益来说，这些打了水漂的钱可以更全社会带来正收益，而不是像是贿赂这种损害大多数人利益，肥了少数人的方式。

　　这也是我国发展的必然方向，就像是这些年医疗器械的创新离不开这些公司研发人员的努力和政策的支持，但是更是整体工业界升级的结果。

　　我国医药界，是必然需要面对这样一场产业升级的，而当下所谓的“反腐就没医生了”，无非是既得利益者传统诡辩术的再次展现。（来源： 新潮沉思录公众号   作者：邓铂鋆 北方朔风 ）

桑罗

中国青年报：医疗反腐是为了“不让好医生受委屈”

　　舆论场上最受公众关注的民生话题，非医疗反腐莫属。连日来，多名医院负责人、资深医务工作者接连因为腐败问题落马，还有地方曝出医生联名举报科主任等特殊情况。与此同时，医药代表成为重点调查对象、部分医学会议因牵涉利益关系停办……对医药企业和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有关部门也在展开清查与整顿。对此，多家媒体都将其形容为一场“反腐风暴”。

　　既然是“风暴”，自然要有摧枯拉朽的效果。凡是有关部门剑锋所指的医疗机构，都要接受全方位的调查和审视，以使其中藏污纳垢之处无所遁形。在这一过程中，免不了要对医务工作者展开排查、询问。此外，舆论聚焦医疗反腐，一些民众也纷纷“吐槽”对医疗系统乱象的不满。

　　对于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医务工作者而言，难免遭遇“误伤”。让尽职尽责、问心无愧的医务工作者与收受贿赂、索取回扣的违法违规者承受同样的舆论压力，显然不是有关部门推进医疗反腐工作的初衷。对此，社会在讨论相关话题时、还需一码归一码，区分医疗系统腐败分子和大多数忠于职守的医务工作者，对准问题根源有的放矢，避免笼统而论、牵连无辜。

　　8月14日，“多名医生称加班没有加班费”“医生称极少贪腐代表不了辛苦的群体”等话题同时登上微博热搜，众多医生大倒苦水，表达了一种真实情绪。这种情绪的本质，不是反对医疗反腐，而是混杂了普通医务工作者对舆论压力的防卫本能、对职业价值的困惑、对工作条件待遇的不满等多重因素。对此，很多网友深表“心疼”。

　　辩证看待医疗腐败与普通医务工作者的关系，应该认识到：部分腐败分子医德丧尽、贪得无厌，借行医之名损公肥私，赚得盆满钵满是事实；许多普通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压力不小、待遇不高也是事实。前者的罪过，不应使后者无辜蒙受污名；后者的奉献，也不能成为前者转移视线的挡箭牌。

　　从表面上看，医疗系统的腐败分子也是医务工作者队伍的一员，但其利益、关切已经完全不同于普通医务工作者，是不折不扣的“害群之马”。这些人不仅伤害了患者利益，也站在所有尽职尽责的同事的对立面上。一台仪器，就能变出1600万元巨额回扣；一名院长，就能收受100多套房的贿赂……这些人的腐败行为能为自己牟取巨额利益，必然伴随着对集体利益的损害。因此，大力打击医疗腐败，绝不是在打击医务工作者，而是在给医务工作者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在对腐败分子同仇敌忾的同时，要避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整个医务工作者队伍，以免让好医生受委屈。医务工作者也应认识到：越是对医疗系统的沉疴痼疾“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越有利于化解信任危机，维护医务工作者的正面形象。（ 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