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有韧度的学者，有温度的医者

中医天地

        他是中医药界的“老兵”，年轻的“75后”，治学从医五十余载，医教研成果无数，荣膺“国医大师”称号，跻身中国工程院院士行列，却不矜不伐，甚至自称“老笨”——他就是韧度的学者、有温度的医者的王琦。   


       五十载求索　万里云天万里路
　　“风一更，雨一更，守着黄卷伴青灯”，这是王琦自1961年从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求索的真实写照。
　　1976年，正在读研究生的王琦注意到，无论是中国《黄帝内经》的阴阳二十五人，还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都在把人进行分类。他通过梳理两千多年来的中医古籍资料，发现2500年来古人的这些思想始终未能形成理论体系，没有制定标准，难以临床实践。古人的这些思想并未形成体系，而如今的医学更关注“人的病”，缺少关注“病的人”，因此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我认为人的体质问题是中医学里最有亮点的智慧之一，我要研究这个当时还没有人做的事。”王琦暗暗下定决心。
　　王琦用近三年的时间带领团队深入社区家庭获得了21948例国人体质类型数据，足迹遍及东西南北中九个省市,近年来又完成了5100多例体质人脸识别、10万多例大样本体质数据采集。他发现中国人有九种基本体质类型，创立中医体质辨识法，制定我国第一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行业标准，使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规范》，为中医治未病工程提供核心技术，仅在老年人群就应用3.13亿人次。同时研发体质辨识App、机器人，使之网络化、智能化。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王琦在构建理论、创立方法、制定标准、创建技术、编制指南5个方面形成了系统成果，开创中医体质学新学科，被列为中医学二级学科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相关内容被写进15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医学通史》《百年中医史》等，中医体质学派被列为中医当代学术流派。此外，王琦还开创中医原创思维领域研究工作，在中医藏象学、中医男科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原创性研究工作，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立言开新，一个新的学说想要得到学界认同，绝非易事。成绩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付出。王琦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体质与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倪诚说，“只要不出差，老师每天都7点半准时出发来学校，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去。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从来没变过，即使是大年三十，他也会工作到五六点才回去，年初一又来上班。”而就算回到家，王琦也把大部分时间留给了工作。
　　“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晚上7点工作到11点，每年就可以多工作1460个小时，比别人多出61天。”王琦说。与时间赛跑，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坚守与付出，成就了今日的王琦。
　　王琦的话也在他的秘书、北京中医药大学主治医师张妍那里得到印证。张妍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王琦的日程表，“很难想象这是一位77岁学人的工作安排，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是满的。”
　　“入不敷出”，是王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尽管学术造诣已经得到业界公认，但王琦依然觉得自己学得太少，做得不够。
　　“人不学习，就容易膨胀。我每次读《达·芬奇传》《霍金传》，都觉得自己太渺小。总有人说我是‘大咖’，但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连‘小咖’都算不上。”王琦说，“多学习、多工作是我内心深处最朴实的想法，不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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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正创新　传统中医拥抱现代科学
　　“老师常说，学习的目的在于创新，创新是中医的生命力。”在跟师王琦的过程中，倪诚发现王琦非常注重“返本开新”。倪诚告诉记者，“除了学术和临床创新，老师更加重视如何让传统中医接轨现代医学。”
　　半个世纪的科研路，王琦一直用自己的实践在诠释传统中医如何向现代转型。
　　“在大科学的背景下，传统中医药要成为普世的、共识的认知，要通过中医药人的努力，不断解读它的精髓，诠释它的科学内涵，用现代科学方法武装它，不断提高它的现代科学水平。要筛选中医治疗的优势病种、适宜技术和疗效独特的方药，运用现代科研方法，在中医理论、作用机理的研究和阐释上有新突破、新进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后，王琦有感而发。
　　王琦像一个年轻的“75”后，始终保持着探索未知的激情。通过带团队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项目等课题，创新性地将体质学与生物物理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肠道微生态学等多学科联系起来，从遗传、环境到表型进行有序分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了体质差异的遗传基础以及不同体质与疾病的关联，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诠释中医体质。
　　而规范和标准的诊疗手段，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基础。王琦制定了体质判定标准，实现了中医体质判定在临床操作方面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18种基于体质的健康状态测评技术，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为中医现代化提供了研究范式。
　　但创新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守住“正”，才能创出“新”。
　　“何为中医的‘正’?原创思维是中医的魂，是中医人必须坚守的‘正’。”王琦说。
　　要掌握中医的原创思维，就必须读透、悟透中医经典。王琦常年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经典医籍中爬梳，领衔编撰了《素问今释》《黄帝内经专题研究》《五运六气的研究与考察》《内经与临证》《伤寒论讲解》《伤寒论研究》《伤寒论注评》等专著。这些都是他“返本开新”的厚重资本。
　　王琦主持的“973”计划项目——“中医原创思维与健康状态辨识方法体系研究”，探讨的正是这一内容。王琦提出“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表达出中医对生命的理解。国医大师邓铁涛评价该研究“回应思想界、科学史界、哲学界、文化界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难题。”


　　活态传承　一重山水一重天
　　“中医学的发扬光大，有赖于中医人;中医人的代代相传，有赖于中医魂;中医魂的固守熔铸，有赖于学术传承。”王琦在其名医传承工作站启动仪式上的这段讲话，阐释了他的传承观。执教四十多年来，王琦从未忘记过培养中医人才的职责。中医的成才之路，一直是他探索和思考的命题。
　　王琦撰著《师承论》，提出传承模式，在《中医成才的八大要素》等论文，提出师承教育系列观点，将中医人的成才规律总结为八句话：
　　熟谙经典为其本，旁及各家为其川，学以致用为其充，精勤不倦为其博，勤于实践为其恒，精于临证为其巧，融汇古今为其变，自成机杼谓之家。
　　回顾王琦半个多世纪的求学、从医、科研和教学之路。上述每一条，都是他恪守并践行的准则。
　　在王琦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学术资料和图书，从泛黄的中医古籍到前沿的科学简报，涉猎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体质与生殖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济就对王琦的博学多闻印象深刻。2011年，美国、法国、加拿大的三位科学家因发现树突状细胞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王琦在这一奖项公布前，就对树突状细胞有深入了解和认识。当时，王济正着手一项关于过敏体质的研究，有个瓶颈怎么也无法突破，王琦建议她从树突状细胞方向入手，找到调节免疫的影响因素。以此为切入点，王济突破了研究瓶颈。
　　“作为中医专家，王老师也高度关注西医领域的前沿科学技术，足见其知识面和学术功底。”王济说。
　　李玲孺也清晰地记得，2009年她博士入学那一年，王琦就曾跟她提到过要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开发中医体质机器人，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人工智能。“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未完全普及的时代，王老师就想到了这一点，前瞻的科研眼光令人钦佩。”李玲孺说。
　　“老师总说，学无广不可为师，而广博的知识只是基础，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师，还必须做到由博返约，就是要凝练和升华。”倪诚告诉记者，脾胃学说历来重视“脾胃内伤”，王琦则结合现代临床和病因学研究成果，首次明确提出“脾胃外感”论，从新的视角阐述脾胃病发生原因，为临床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思维角度。
　　“在经验传承中，王老师也总是毫无保留地将所学倾囊相授，更重视临证思维的培养，而不拘泥于一方一药、一病一证。”北京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郑燕飞说，“王老师经常说，学术继承要做到形神兼备，这个神，就是思维的问题。王琦老师对这方面尤为重视。”
　　“这种思维传承，才是活的传承。”王琦表示，在他看来，要做到活态传承，一是内容要活，二是形态要活。
　　在内容方面，王琦一直倡导思维的传承，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王琦先后培养硕博士研究生、博士后124名，学术经验继承人9名，获全国优秀临床指导老师称号，他的多名学生也已经成长为体质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授予其“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贡献奖”。在形态方面，王琦的传承工作已经形成了谱系传承、临床传承、教学传承、科研传承等“十大传承”和平台传播、业界传播、大众传播等“八大传播”，为中医药人才成长培植厚土。
　　王琦认为，中医药人才培养是一项从娃娃抓起的工作，他担任了《全国中小学中医文化知识读本的》主编，不久后，这套读本将出现于孩子们的书包和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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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王琦在撰写《中医藏象学》　　
       人心向善　　读庄子的“75后”
　　“不抱善念，肯定看不好病。”善，是王琦从医50余年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老师对自己团队的要求，便是人心向善、追求卓越。”王琦的助理章梦告诉记者。章梦声情并茂地诵读了王琦给学生们写的《真善美是心中的莲花》：“真善美是一种人生价值观。以诚为真，以爱为善，以真善为美;科学求真，人文向善，心灵尚美，这是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有了真善美，就有了情怀，有了大爱，有了气度，有了风骨，有了自我品质的提升，有了生命中最高价值”。
　　“我们行医，是看病的人，还是看人的病?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看人的病，丢掉了病背后的人，这是不行的。”王琦从人体的综合视角入手，致力于提升中医的思维方式，采用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进行治疗，并倡导“主病主方论”，曾以此论述62种疑难病的诊疗。
　　“老师总说，作为医生，即使看好了99%的病人，也不能沾沾自喜，应该想着另外1%。”令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董阳感触很深的，是王琦对每一位患者都尽心负责的态度，特别是疑难杂症患者，王琦总是格外记挂。在查阅文献或外出学习交流时，发现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便会联系对接病人的学生，将方子发给患者。他总是跟着病人一起着急，周末也待在办公室，查病例、找资料。
　　有一位患者因每年头疼反复发作来找王琦求诊，她的病发作非常有规律，每年7月7～8号的8点钟准时发作，怎么检查也找不出病因。“我没法当场拿出好的办法，你得让我回去想一想，我想好了再告诉你。”王琦告诉她。王琦查阅文献研究后，发现此病为丛集性头痛，即联系这位患者，发去处方，治好了她多年的疾病。
　　“看病这事，不是因为你是大师就什么病都能治得好。很多时候我都得反思，得查文献。”王琦说，“如果治不好患者，我会自责和愧疚。”
　　善念也体现在王琦的生活中。一天夜里，王琦和大儿子在公园散步，路上碰见一个老人问路，王琦担心老人安全，便要求儿子在网络平台为老人约车，一直关注行车轨迹，直到司机平安把老人送到家门口他才放下心来。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孙鹏程看来，王琦勤求博采数十载，是个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的实干家。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王琦在读《庄子》，才明白在老师的内心世界里，不只是对事业的追求，更有精神追求。王琦为了科研废寝忘食、为了患者夙夜难眠，其实都是道德追求，出于善的本心。诊余之暇，他常在书法中求意境，诗词散文中抒情怀。“仗剑征途任纵横，万里关山越从容，自信人生三百年，一路高吟唱大风。”这首王琦原创的诗，是他自己50多年医教研生涯的真实写照，也饱含着他对未来的希冀。


     注：内容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 黄蓓 、陆静 、巨锋 、陈计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