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标准”双盲试验的弊端谈中医科学性和疗效

国正行

       最近，网络中否定中医的论点再次掀起高潮，除了认为传统中医理论不科学，缺乏逻辑，不能自洽又不能证伪之外。重点是对中医疗效的诟病，认为中医的疗效是吹出来的，指责中药没有经过双盲试验金标准的验证，因而疗效不客观，不可靠。

    按照维基百科中的解释，双盲试验“是科学方法的一种，目的是避免研究结果受安慰剂效应或观察者偏向所影响。在各种科学研究领域中，从医学、心理到社会科学及法证都有使用双盲方法进行实验”
    “双盲试验通常在试验对象为人类时使用，目的是避免试验的对象或进行试验的人员的主观偏向影响实验的结果。通常双盲试验得出的结果会更为严谨”。
    双盲试验中要求有大样本，“为什么要大样本呢？因为统计学的“大数原则”告诉我们，样本越大，统计结果越能稀释掉那些特例（例如某些人免疫系统特别强或特别弱），也就越能逼近真实情况。为什么要随机呢？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病人由于病情轻重而导致的痊愈效果阶段性差异”。

    由此看出，如果严格按照双盲法则来衡量中医的话，这种指责当然无疑是正确的。在漫长的中医发展过程中，中医的确没有按照现代的科学检测方法来验证中草药的有效性。古人对中草药疗效的验证大多是通过主观感觉，患者描述和肉眼观察。即便是现代中医临床经常使用的汤药更是没有通过随机、双盲、对照与大样本的试验法则来进行验证，使得对中医药疗效的评估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而，单纯从药物疗效评估的角度上来说，双盲法则的确给近代医学带来了进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的中医药研究近年来加强了对中药医的科学管理，要求新研制的中药必须通过双盲实验之后才能上市销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并非所有的上市中药都经过人体双盲试验。对于在1985年国家新药审定制度出台前就一直在使用部分药品，因历代长期使用，又被证明相对安全有效，对其使用则以经验为主要依据。
    而1985年以后获准上市的中药，最初由于条件的限制，测试没有全部采用双盲方式，只是用被证明有效的药物和要考察的药物进行对比。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田金洲说，目前任何一种中药新药上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双盲试验。依据国家中药用药试行方案，做中药新药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每一个接受试验的病人在开始药物试验前，除签署知情同意书外，还要填写完整的试验信息，有的中药的临床观察表长达100多页，这些信息包括人口信息、症状体征、各种理化检查、药物毒副反应等，试验人员要进行全程随访，由国家新药审评部门认可的监督员还要定时对试验单位的工作进行检查评估等。

    但是，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种中药得到世界上审查最严格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三期试验。只有天津天力士集团的复方丹参滴丸通过FDA的二期临床测试。
    中药复方丹参滴丸于1997年成为我国第一例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批件的复方中药制剂。之后十年，于2007年启动FDAⅡ期临床试验，全部研究在2009年底结束。据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介绍，将在2年内在全球建立50至70个临床试验中心，完成FDA Ⅲ期临床试验。
    据了解，目前中国有复方丹参滴丸、血脂康等10种中药处方药正式向美国FDA申请检测认证，其中有7种进入二期临床试验，其余3种正启动一期临床试验。从二期到三期临床的淘汰率高达四分之三。因此这10中中药如果最终能否有一种通过FDA认证都将是了不起的进展。
    中药通过FDA认证的难度主要的不是疗效的问题，而是FDA严格的标准，目前国内中药生产标准太粗放,很难达到欧美要求。复方丹参滴丸在认证的过程中，建立了国际化产学研联盟，联盟由天士力集团与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17家校企共同组建，按照FDA的标准经需要经过上万次的数据实验。光是从申请到二期的通过就费时多达13年的时间。其中的研究经费更是惊人，国内药厂一般不敢于从事如此艰难的工作。须知一旦做不成，不仅浪费了大量金钱，而且又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搞不好药厂就会破产。

    目前全世界每年能通过FDA认证的一类新药也只有20几种，而国内到目前为止包括西药在内还没有一种通过FDA认证。西药通过都难，中药想要通过就更难了。首先老药方都不能用，老药方当初都是按照中医所描述的临床症候来设计的，与现代医学临床指标无法一一对应，若想寻求认证就必须完全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研制新药。另外，FDA认证要求成分明确，机理明确，而中草药的分成极为复杂，这对于那些动辄多达十几味药物的中药方剂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现代中药新药的研制，大多倾向于简单的方剂组合，方剂只是一两味草药，或者干脆就是分离提纯后的药物。这么做固然有利于新药通过双盲试验的验证。但是传统中药方剂组合的特性和功能就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也必然大大限制了传统中药方剂的发展。所以，借助FDA认证来指责中医，实际上是罔顾了中医药的自身特点。

    注：本段（文）及后28段（文）来源《双盲试验金标准的弊端》太乙针经网 由国正行校正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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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行

    我个人认为，即便目前中药还没有一种通过FDA认证，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且即便是将来有朝一日，有那么十种八种中药通过了FDA认证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中医骄傲的事情，毕竟做为一门科学，一种医学体系，单凭药物方剂求生存和发展，很不靠谱。另外，依托现代制药业来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也不会让中医走得很远。而且，通过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纯和萃取，实际上已经不算是中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中草药原来所具有的许多属性。如寒凉温热属性、沉降开合属性，归经属性、导引属性，以及各种成分相互制约的属性。这样的药物不仅容易彰显毒性，也缺乏活性，吃多了会感觉身上发死板，没有活力，同时也失去了中药的化解功能。在这样的药物面前，中医理论的指导功能将会大部分失效。这样的中医还是中医吗。
    当然了，不是说这样的工作不值得做，毕竟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不能不争取。而且提纯的中药的确可以大大提高单味中草药的疗效，同时也可以用来替代纯化学制剂的药物，从而大大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

    经过双盲验证的药物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药物应用的普适性，这是由双盲试验中所要求的大样本决定的。一种药物生产出来了，它的应用基本上可以在世界各地区畅通无阻，基本上它适合地球上所有种族。这样的药物很适合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药物的成本，造福人类。
    再一个好处是众所周知的药物疗效的客观性。影响药物疗效判断的客观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人体的自愈功能，许多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尤其是一些急性病，以及一些初次发作的，病程短，症状轻的病症，这些病症往往不需要吃药，身体就会自动康复。二是心理暗示作用，暗示作用不仅可以增强人体的自愈功能，而且还能减轻患者自身对疾病症状的感觉。第三就是医生对治疗阶段的干扰，以及对药物疗效主观评价的偏差。
    由于采用双盲试验，能够非常客观的评价药物和疗法的疗效，并且，又能让那些以往没有任何疗效或者低效，却在临床中大量使用的药物和疗法原形毕露。所以双盲试验被人们称作药物评价及某些疗法评价体系的金标准，它更是假冒伪劣药物的照妖镜。

    历史上，最能说明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于19世纪之前，欧洲普遍流行的放血疗法。当时，欧洲人不仅认为放血疗法能有效的治疗肺炎和发热性疾病，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保健手段。但是，后来一位英国医生，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采取比较科学的手段来研究放血疗法，结果让放血疗法原形毕露。他是将366名患病的士兵被平均分成3组，有一组病人接受放血疗法，另外2组接受其他方法治疗，其余的规定，3组条件基本相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组的死了35例。从而验证了放血疗法不仅对该病无效，反而能增加病人的死亡率。
    在放血疗法被证明有害之前，华盛顿总统曾被怀疑死于该疗法的不当治疗。1799年12月12日，68岁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骑马巡视种植园回来，感到喉咙疼痛，第3天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华盛顿深信放血，他的私人医生也深信放血的作用，于是，连续数次的放血，总量达到2500毫升的鲜血从华盛顿的血管里流了出来，最后，华盛顿抬手给自己把了把脉，停止了呼吸。
   

    尽管以往的历史反复证明双盲试验是如此的优秀，但是，这个金标准却不是万能的，这个基于大数法则的金标准排斥了个例和个性的存在，等于拒绝承认每个人都是些生理机制并不完全相同的个体，同一病种的每个病例都是些病情和病理并不完全相同的疾病，每种药物和疗法都有对一些病人有效，却对另外一些病人无效的现实。同时也等于排斥人体生理过程的复杂性和病例过程的复杂性。
    人体是复杂的，而我们却用一些简单的思维和疗法来对付这些疾病，这样的方法将不可避免的具有如下四种弊端：
    弊端一、把少数病人的独特情况永远排除在外
    弊端二、在泼脏水的同时，连同孩子一起倒掉
    弊端三、完全排斥了疾病的个性化治疗
    弊端四、过分强调双盲试验会阻碍一些有效新药上市
    弊端五、双盲试验是医疗低水平时期的产物
    弊端一、把少数病人的独特情况永远排除在外

国正行

弊端一即把少数病人的独特情况永远排除在外

    关于第一种情况本人是深有体会，而且这种体会还刻骨铭心。

    本人年轻的时候得过一种大病需要住院治疗，当时思想很单纯，虽然得了大病，但是一点也没有恐惧过，因为相信西医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住院期间头三个月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可是再往后就没有疗效了。半年之后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医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换药，发下的一种药物还没有吃完，另一种药物有发下来了，最后连医生也不知道我以前都吃过什么药，当时的医院还不讲究效益，所以给我吃那么多的药物决不是为了赚钱。医生实在没办法了就让我先出院换换空气，换换心情。前后总共住了四次医院，加在一起住了两年的医院，最后身体每况愈下，精疲力竭，以至于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那时候，每当医生发下的药物，就拿过来看说明，该药物具有什么什么功能，临床试验有效率是多少，治愈率是多少，一般都是百分之八十几，百分之九十几。当时我就在想啊想，这个药的治愈率不能不包括我啊，那个药物的治愈率能不能包括我啊，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个药物的治愈率能把我容纳进去。同房的病友一个个的都出院了，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我却呆在医院里岿然不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打个比方，如果一项活动的中奖率是85%，那么我抽一次就很有可能不中，但是我如果抽五次，六次，十次，二十次呢，几乎可以说我必然能中奖。可是这种概率原理为什么用在临床上就失效了呢，原因就是个体差异。

    双盲试验根本就不考虑个体差异，过去没有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只要这个大数法则不废除，医疗上的个体差异就永远不会被考虑进去。如果当初我一直是信任这个法则，那么我最后的命运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人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考虑的问题和正常人就是不一样，那时候的思维就特别的务实，不再迷信，善于质疑，喜欢对日常一些司空见惯的常识和原理发生疑问，并重新加以思考。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走了中医这条路，觉得中医的辩证思维和辨证施治的方法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当然了，这条路走得也是相当的艰难，对于我这样症状复杂的大病患者来说，这条路能走通真是万幸中的万幸。因为做为医者的个体来说，中医的水准可是千差万别的，最高的医者和最低的医者之间的差距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下上，那是根本就不能比的。高者寥寥无几，低着遍地都是，高者不彰显其形，低者胡吹海吹，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有关。

国正行

弊端二即在泼脏水的同时会连同孩子一起倒掉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医学太复杂了，这和那些传统自然科学具有完美的逻辑而又能自洽的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学科形成霄壤之别。在物理化学领域，当你想制造谋者设备或者化工产品，你能用一些列的公式精确的算出最终产品的结果。你甚至会预言到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些学科的技术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并将会出现哪些科技成果。

    但是医学呢，尽管看起来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又庞大又复杂又精密，尽管现代医学研究动用了大量的精密仪器和设备，尽管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到了分子和遗传基因的水平上了，但是实际结果呢，纵观我们日常所能见到的各种慢性病和疑难杂症，几乎没有一种疾病能够得到彻底治愈，更没有人能大致的预言到哪一种顽症需要多少年时间的医学发展才能将其彻底治愈。

    这就是医学的悲哀。因此说，现代医学到现在为止，还不能算是一门成熟的科学，现代医学还只能算是到了它发展的婴儿阶段。现代医学今后的路子怎么走，有没有希望，有多大希望，何时能出现希望，我看任何人都不清楚，包括那些日日夜夜战斗在科学最前沿的医学家。
    关于医学领域的这种状况许多人一定不信，我发觉在许多的脑海中，现代医学飞速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人会乐观的估计，按照这种发展速度，医学彻底战胜各种疾病已经不会太远了。的确人类关于医学方面的知识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全世界的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得到的学医知识和数据资料都堆积如山。但是看看近几十年来医学研究的总体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学医几乎是在原地踏步，根本就没有呈现实质性的变化。

    举一个例子，就拿癌症来说吧。1971年尼克松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正式发动声势浩大抗癌大战，投入的经费高大数千亿美金，几百万人参加的辛苦攻关，前后经历了40年。可是最终如何呢? 做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环境与毒物研究委员会创始人及首任会长，终身从事肿瘤研究，并一度被聘为美国国家抗癌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戴维斯（D.Davis），于晚年时（2007年）写了一本书《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 on Cancer》（《真相：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认定这场战争是“一场目标错误的抗癌战争”。 她在书中说到：著名肿瘤专家库尔南“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医院（Hopitaux de Paris）担任实习医师时，他和同事曾经跑去观看他们的第一个肺癌病例。年长的专家说：“你必须到这儿来亲眼看看，”“否则可能再也看不到了！”可见，当时肺癌是“稀缺品”，很罕见。可现在呢？每年全球至少新发病例400万例，死亡200多万人。（中国更是过分，从1973年到2006年的短短33年，光光肺癌发病率居然飙升了465%）。
    又指出：“只专注毒素如化疗或放疗，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效果”，她发现：医师“建议进行的那些抗癌手术，到头来反而让病人丧命”。
    关于如何抗癌，她又指出：防范及抗击癌症领域“食物就是良药”。食物既可以致癌，又可以防范癌症！

    看看吧，这就是现实，投入那么多的经费，动用那么多的专家，技术和设施，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食物就是良药”。怎么会这样呢？一门高度复杂的现代学医，面对人类生命的杀手癌症的治疗办法竟然是食物疗法，这种状况岂不是已经倒退到连中医还不如的地步了吗？难道这不是人类的悲哀吗？
    以现代医学这样对人体奥妙以及对人体疾病复杂的病理过程的无知，还怎么好意思这样理直气壮的指责中医学的无能呢？又怎么好意思将基于统计学的双盲试验做为评价所有药物疗效的金标准呢？又怎么能避免在运用这个金标准的过程中，将一些检验无效的药物和疗法当作脏水泼出去的同时，也将一些在个别情况下的确有效的药物和疗法一同倒掉呢？

国正行

    当前否中医而提倡废医验药的人士最喜欢提起的就是欧洲被淘汰掉的用之于治疗和保健措施的放血疗法。实际上，当初，当欧洲人屡次通过临床观察证明放血疗法完全无效，并且还会增加病人死亡率的时候，尽管人们对放血疗法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但是止放血疗法仍然盛行。

    只是到后来罗伯特•科赫等一批医学微生物学家出现，人们找到了更好的抗菌消炎的办法时，这个流行了几千多的疗法才终于淡出了欧美主流医学的舞台。也就是说，放血疗法被淘汰，不是因为他不科学，而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办法替代了放血疗法。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对放血疗法这么钟情呢？明明临床试验观察屡屡证明放血疗法无效，怎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下去呢？这里就蕴含着一种可能，那就是放血疗法对个别人的确能起到良好的治疗作用，尽管对大多数人无效。同时那些用了该疗法有效的人你便会会深深的感谢这种疗法，并且对此大加宣扬，而用了无效的人却可能觉得那是因为自己病入膏肓，命该如此。这样，疗效便会慢慢的被人为的放大，并得到流行。

    事实上，当今放血疗法也的确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淡出了西方的主流医学，但它仍然活跃在补充医学的舞台上。这是因为现代医学已经发现放血疗法的确对某些疾病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比如治疗血色素沉着症。
    下面请看一篇来自于网络的文章，对此有专门论述。
   “阿伦·格登是个长跑爱好者，征服了马拉松后觉得不过瘾，又准备参加长达241公里的“横穿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赛”(Marathon Des Sables)。可是，就在准备比赛期间，他逐渐感到身体出了毛病，特别容易疲倦，膝盖疼，心跳也有些不规律。他去看了几个医生，说法不一。治了3年，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终于，一家>医院经过详细化验做出了诊断:他得了血色素沉着症(Hemochromatosis)，如果不治，只能再活5年。

    简单说，这个病就是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过高。正常人体内都有一个精密的平衡系统，一旦铁元素过量，小肠就会停止从食物中吸收铁。可是，得了血色素沉着症的病人却丧失了平衡能力，于是过量的铁就在身体内到处堆积，对关节和脏器造成伤害，最终会因心脏衰竭而死亡。
    这个病早在1865年就出现在医学文献中，却直到1996年科学家才终于找到了引发的基因。这个位于第6号染色体上的基因被命名为HFE，该基因对应的蛋白质能与人体细胞表面的转铁蛋白(Transferrin)受体结合，从而影响到铁元素在身体里的正常代谢谢过程。
    治这个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期放血。众所周知，血液中含有大量的血红蛋白，此蛋白之所以呈红色，就是因为它结合了血红素(Heme)。血红素是一种非蛋白质的铁卟啉组分，作为血红蛋白的辅基，血红素参与了生物体中氧的传递和氧化还原作用。每个血红素分子都包容了一个铁原子，正因为这个铁原子，才使血红素呈现红色。
    通过定期放血，格登体内多余的铁原子终于被逐渐排出体外。2006年4月，他跑完了“沙漠马拉松赛”，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这个赛事了。

    格登的病绝不是偶然。事实上，大约有1/8的欧洲人带有HFE基因，纯西欧人种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25%以上，是西欧人基因组中最常见的遗传病基因。幸好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病，病人需要同时有两个HFE拷贝才会发病。据统计，大约每200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血色素沉着症的受害者。女性病人发病较晚，因为每月一次的失血让她们排出了一定量的铁，她们的病情往往要等到绝经后才会显现出来。

    为什么这样一个“坏基因”没有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呢？以前的理论认为，这个基因来自于维京人，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北欧，那里缺乏营养，铁的摄取量严重不足，于是这个基因就有了优势。但是这个假说无法解释为什么HFE基因在世界其他一些缺乏铁元素的地区却并不那么流行。

    加拿大生物学家沙龙·莫兰(Sharon Moalem)在他刚出版的一本名为《病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ickest)的书中给出了答案。故事还要从欧洲历史上那次最严重的瘟疫说起。1347年，欧洲爆发腺鼠疫(Bubonic Plague)，大约有将近1/3的欧洲人被这种厉害的耶尔森杆菌(Yersinia pestis)所杀。有人猜测，血色素沉着症有可能与这个病有关。经研究发现，血色素沉着症病人体内的巨噬细胞(Microphage，一种免疫细胞，属于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杀细菌的能力远强于正常人，这一发现比较合理地解释了HFE基因在欧洲如此流行的真正原因。

    原来，血色素沉着症患者体内虽然含有过多的铁，但他们血液中的巨噬细胞却意外地不含铁。绝大部分细菌都需要铁元素，可当这种没有铁的巨噬细胞把外来细菌包围后，细菌们就会因为找不到铁而死亡。与此相反，正常人体内的巨噬细胞含有大量的铁，反而给细菌们提供了丰富营养。耶尔森杆菌对抗巨噬细胞攻击的能力非常强，能躲在巨噬细胞所营造的“特洛伊木马”里，进入淋巴结，然后从这里迅速传遍全身”。

国正行

    这个例子说明单纯采用双盲试验的金标准是无法真正全面的判断出一种药物或者疗法的使用价值所在。只有当真正了解了人的生理机制，疾病的病理机制、药物的药理机制以及疗法对人体的作用机制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出比较全面而又公正的判断。

    不过，通过放血疗法可以看出，欧洲人的治疗思维简单、粗暴、野蛮。一个动辄放血量多达几千毫升的疗法竟然能当作极其有效的保健措施在欧洲广泛流行多大数千年之久，同时完全忽视人体大量放血对体弱者和贫血患者所造成的危害。这种粗暴的对待人体的做法在现代医学临床上出现，比如医生动辄对患者轻易实行手术治疗的现象就非常普遍。这也许和欧洲人的体质类型有关。

    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种经验，就是皮糙肉厚的人出点血，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啥，而体弱者在心理上就特别怕皮肤出血。所以我想这么野蛮的放血疗法如果放在我国，是绝对不会流行起来的，中国人的保健概念一贯是养血、保精、护元，这样的保健观念很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这也不难解释历史上中医为何没有将外科手术这门学问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中国人的思维细巧、委婉、曲折，做事情不会横冲直撞，体现在中医治疗上就不会对人体强行动粗。

    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西医的强势，西方的医学标准被强制推行到中国来，这样就必然会在临床上出现更多的不良反应，医疗效果也不会如欧美地区的效果好，这样的例子不占少数。举个例子，做骨髓移植，你用欧洲人的骨髓移植到中国人身上就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再比如治疗癌症的化疗，按照西医的标准全程要做6个疗程，可是以中国人的体质，又有几个能做完全程的呢？

    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放血疗法，和西方人用柳叶刀切割皮肤不同，中国人是用三棱针在皮肤上点刺，然后拔罐放血，出血量极少，而且要求只放出黑血、紫血，不允许放出鲜血。这样的放血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的放血，不是胡乱放血，因为按照中医的理论，体内的各种毒素、寒湿、淤血会被推送至皮肤下面，从而造成皮肤下面蓄毒的周边部位血脉被堵塞，循环不畅，使人感觉这些部位麻木、死板、酸胀。而当采用点刺放血疗法施治之后，毒素被排除，气血流畅了，人也就感觉舒服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没啥不好理解，疗效也不错，患者用了都说好，虽然治不了什么大病，但是缓解痛苦也是病人必不可少的需求。

    正因为中医的放血疗法更为科学、合理，而且适应症广泛，流行也广，所以具有很强的优势和生命力。难怪中国人不愿意放弃，谁动员放弃就跟谁玩命。欧洲的放血疗法就不行，被抛弃也在情理之中。尽管中医的刺血疗法这么好，深受欢迎，屡试屡效，但是欲要检验这种疗法的确切疗效就不能用双盲试验进行验证。

因为该疗法医者必须让医者直接参与，再就是你也没法使用科学仪器对患者做指标检查，疗效完全只能凭患者的自我感觉，所以双盲试验的作用在此归于失效。

    要论双盲试验法则具有泼脏水、倒孩子的弊端，中草药这个好孩子是最容易被倒掉。

    如果用美国FDA认证标准来对付临床上使用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方剂，其结果将会如何？我的断言是，即便是排除我国制药业粗糙的制药技术，排除掉中草药复杂的成分组合，排除掉我国医疗界对美国认证标准的不熟悉以及做这项工作所消耗的巨大经费和时间等等因素，单单就检验药物疗效而言，我敢说所有的中国古典方剂将会全部被PASS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中西医学所秉承的理论体系不同所决定的。西医讲究硬指标，就是仪器设备能够检测到的指标，西医通过仪器的检查和观察，得出了一系列疾病的临床指标，西医的药物治疗就是针对这些指标的治疗，每种药物说明数里针对哪些指标都有明确的说明，西药的研制一开始就是针对这些硬指标来的。

    而中医的治疗目的是用来调节人体内环境的，所以中医古典的中药方剂是用来针对患者的症候群的。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在治疗过程中还要求医者对这些症候群进行分类型，而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类型的分类方法又对不上号。另外中医针对患者的疾病的治疗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而医者在这个治疗过程也不是只采用一种方剂一治到底，而是根据患者病情的进退逆顺的变化不断的更换方剂，方剂中的一些药味要做加减，一些药味的剂量也要做加减，所以这种治疗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方剂相互配合使用之后，才能期望达到最终结果。

    因此，这些方剂如果单独拿出来，用以改变现代医学临床指标，并通过做双盲试验来进行验证的话，其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没有效果。如果能理解这些情况，那么，就不难理解古代的中药方剂如果严格按照美国FDA的认证标准去做，只能将这些方剂当作脏水一同倒掉。
    另外，在双盲试验中，安慰剂的制作也是一个大问题，中成药的复杂味道是难以模仿的，如果是中药汤剂呢，安慰剂就更难以制作了，目前在中医研究领域里，安慰剂的制作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做不成安慰剂就无法做双盲，做不了双盲，就别想通过验证，通不过验证，就只能被淘汰？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这样的问题不仅中医存在，西医也大量存在。比如手术就不能做双盲，放疗、化疗也不能双盲。但是这些疗法在临床上不是照用不误吗？

国正行

弊端三即完全排斥了疾病的个性化治疗

    在弊端一的论述中，我用自身长期住院的例子说明双盲试验检验出来的的药物会把少数病人的独特情况永远排除在外。幸亏我当初及时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转而寻求中医进行个性化的治疗。不过，因为我当时的疾病情况极其复杂，一般的中医也应付不了我的情况，开始找的几个中医，甚至包括名医都没有治好我的病。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一位名不见经传，一点也不起眼的中医高手，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极其复杂的治疗，终于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彻底的治愈了身上的陈年老病，同时又让身体呈现出脱胎换骨的变化，完全的恢复的元气。
    实际上，除了我的自身情况比较特殊之外，所有患者的自身情况也不是完全一样，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诸如传染病，、急症、轻症或者病理、症状都比较简单的患者来说，无差别的治疗药物还是能应付得了的。但是，如果遇到复杂的疑难杂症，这样的治疗思维却是万万不行的，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要求是个性化的治疗。

    我通过自身经历，早在几十年前就明白，中医就是个性化治疗的典范。正因为我有了这些经历，反过来，就非常容易看出当代医学上的一些致命弱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一有机会，就对周围的人说，西方医学理论体系虽然看起来庞大、精密而又复杂，但是一应用到临床上，其治疗手段往往就显得特别简单，几乎无论遇到什么疾病，都企图通过提供一种药物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无论来了多少病人，只要是这种病，全部都是用这种药。这样的疗法形式就如同农村的饲养场一样，一千头猪都吃上一样的猪饲料，一万只鸡，也是都吃上一样的鸡饲料。

    现代医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与建立现代医学所基于的理论基础有关——现代医学的发展皆以解剖学为基础，每个医学研究者都会在自己的研究科目里将人体器官组织探究的很细，尤其是显微科学的应用，更是让人们对人体的观察深入到生物分子和遗传基因领域。每个研究者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让知识突飞猛进，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和知识资料也迅速摞高，并形成知识的海洋，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所获得的不断进展兴奋异常，并且信心满满；纵观全局，千千万万个个体研究者都是呈现出这么个情况。

    但是呢，细心的人就会发现，由于研究者们疲于奔命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海洋，根本就无暇顾及其它临近的专业知识，所以，当这些一个个的个体研究者只要一偏离自己的专业，立刻就成了盲人。这种情况我们每个到过大医院的人都亲自目睹过，泌尿科的大夫治不了神经科的疾病，心血管的大夫治不了肛肠科的疾病，外科的大夫治不了内科疾病。

    实际上，医学研究的分类远比大医院的分类要细。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即每一个医学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千千万万个个体研究者的整体组装却是一塌糊涂。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将人体的各个部位很好的组装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然而，当我们观察一个个整体的时候，就常发现，所有的整体之间都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而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个细胞、一个个分子，大家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这就很容易让研究人员想到，用一种药物去治疗所有人的同一种疾病的思维方式。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个整体，则每个人的生理状况就会不同，研究人员在研究整体的时候，就会想到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不同的人的疾病。做为一个个性化治疗的医者，你就要考虑到一个患者各个脏腑器官以及组织的功能状况、各个系统的循环运行情况、患者的免疫力情况、患者的自愈能力情况、疾病的发病时间、疾病演变的过程、疾病深入的范围、患者的精神状态、心理素质、头脑的聪明和愚钝、生活背景、求医经历等等各种复杂因素，因而在治疗上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我们古代，中医的个性化治疗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绝大多数病人看病都要先找坐堂中医诊脉、开方、抓药，然后带回家煎服；并且，中医大夫登门临诊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医学知识的普及，以及中药提纯和浓缩技术的应用，中成药以其服用方便、快捷、口感好的特性应用越来越广泛，患者看病直接到药店购买中成药的情况占了大多数。这就使得中医个性化治疗的规模大大的衰退，这种情况也直接的影响了中医个性化治疗的水平，现在的中医水平远不如从前的情况已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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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上，否中医的人士屡屡指责，中医的个性化治疗是中医逃避双盲实验验证的一种借口。实际上，个性化的治疗不仅仅是中医的传统治疗原则，即便是西方医学，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比如当今医学最尖端的医学研究领域——基因疗法就是一种典型的个性疗法。

    下面列举一个经典的基因疗法的例子，原文登载在《纽约时报》中文版，由于原文太长，故在此对原文做了缩编。
    2005年，时年62岁的麦克丹尼尔女士，她花了一年多时间，看了无数专家，最后一位皮肤科专家找到了确切的病因——麦克丹尼尔患了Sezary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T细胞淋巴瘤，患者的白细胞发生癌变，并转移到皮肤。她的医生们如实告诉她，这种病无法治愈，也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法。
    虽然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法，但化疗还是使她的病情缓解了五年的时间。但在2010年夏天，她的病情急转直下，上百个肿瘤包块从她的皮肤下面窜出来。
    于是，她的儿子麦克丹尼尔博士决定亲自上阵，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对她的癌症进行基因测序和分析。当时他在一家专门做DNA测序的公司Illumina公司工作。基因测序方法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代价昂贵的方法，好在，麦克丹尼尔女士她本人既有财力、又有人脉，但是，即使像她这样的人也要在实践中面临各种挑战，经历重重困难，才能够做如此复杂的癌症基因组测序分析。

    第一个难关是活检取得麦克丹尼尔女士的癌细胞样本。一位医生告诉她，这种方法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另一位医生似乎有兴趣，但并没有接手。第三位医生给她做了两次活检，但未能取得可用于测序的DNA。这使得麦克丹尼尔女士认为，她可能已经等不到完成基因测序的那一天了。
    最后，麦克丹尼尔博士和妻子吉娅(Gia)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应当把帮助自己的妈妈当作全职工作来完成。他向公司告假，然后与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从圣地亚哥举家搬迁到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市。
    结果，在2011年1月，德卡斯特罗终于取到了活检的肿瘤组织样本，他从她的其中一个肿块上取得了铅笔橡皮擦大小的活体组织，样本冷冻在液氮中，连夜递送到位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到了2011年4月，Illumina公司和TGen研究院（一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完成了样本的基因测序。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部分——序列分析。时间紧迫，麦克丹尼尔博士亲自上阵，并取得了TGen研究院和两个生物技术小公司的支持。
    一个细胞中有30亿个核苷酸符号，约翰·卡普顿(John Carpten)是TGen研究院的肿瘤学家，他和大卫·克雷格(David Craig)都是基因序列数据分析的熟手，但即使他们也很难适应这个项目的庞大数据量。
    麦克丹尼尔女士的基因数据是存储在硬盘驱动器，通过邮寄递送的（因为数据量太大，所以无法通过互联网传送）。光是从硬盘驱动器把这万亿字节的数据信息读取出来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卡普顿解释说，仅仅一个细胞中的DNA就有30亿个核苷酸符号，代码是A、T、G和C四个字母。如果把这些字母打印到纸上，那么一个细胞中的DNA数据量就能填满一个中等规模小学的图书馆。
    测序时不可避免会发生差错，为了确保数据准确无误，研究人员对每个样本都要做30次的重复测序，也就是30个图书馆的数据量。做比较的正常细胞也这么测序——又多了30个图书馆的数据量。非但如此，这种数据并不是整齐的基因词组和句子的形式。恰恰相反，克雷格博士说，“测序数据是碎片段，看起来像是被碎纸机裁切过一遍似的。”
   “这就像是拼接有10亿片碎片的拼图，”卡普顿博士说。
    最后，他们把正常细胞和癌细胞的基因序列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了约1.8万个差异位点，但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已知的致病意义。
    终于，序列分析工作完成了，在5月18日，麦克丹尼尔博士飞赴TGen研究院。研究人员们在麦克丹尼尔女士的癌症基因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基因变异，但是他们不能确定这个变异意味着什么。
    在5月18日，星期三，他们站在白板前讨论了两个小时，试图弄清这个基因融合的确切含义。随后，麦克丹尼尔博士带着测序分析的数据赶回家，请Illumina公司的同事从含有5000万个基因序列的数据库中，帮他再找出几个关键的基因序列。 5月22日（星期日）晚上，他得到了这几个基因序列，马上开始破译分析。到了晚上10点，他弄明白了：TGen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发现的基因融合是确切的。
    他工作了一整夜，查阅到了一篇科研论文，发现科学家曾有意融合了这两个特异的基因，结果发现在基因融合后，确实发生了T细胞增长信号的逆转。在早晨5点45分，麦克丹尼尔博士给合作者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当时实在太疲惫了，不管你信不信，我竟然忘记在邮件中提到这个治疗药物，”他说。
    在7月28日，麦克丹尼尔女士打了点滴，第一次用上了这种药，效果似乎很显著。她的肿瘤医生戈曼博士惊叹不已。她的儿子一直担心他和医生们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此时他们都欣喜若狂。
    9月2日，麦克丹尼尔女士和丈夫一起去了市中心的Heirloom餐厅，庆祝他们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但是病情的缓解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到了九月底，癌症又一次复。
    麦克丹尼尔博士不想放弃，他安排给母亲的肿瘤再次测序，以便寻找新的基因突变，但却没有发现显著的线索。他每天拼命筛选分析数据，同时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他们称他为州长，希望他会给母亲带来另一次死缓通知。

    几位研究者在测序数据中找到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基因靶点，这是一个抑癌基因（抑制T细胞增长的基因）的突变。有几宗未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实验小鼠体内，带有这个基因突变的T细胞，在一种治疗肾癌的药物作用下能够停止增长。此时，麦克丹尼尔女士的身体在癌症和各种药物的猛攻下已经彻底垮掉了。
   “根据基因组测序的数据和未发表的研究论文，我们找到了不太可靠的证据，”麦克丹尼尔博士说。新药的副作用不大，家人和医生决定给她试用这个药。麦克丹尼尔女士在11月26日拿到了药，但是她已经病得下不了床，连用吸管喝水都喝不进去了。儿子蒂默西把三个孩子逐个领进她的卧室，和她道别。
  “她说不了话了，但眼睛睁着，看到每个孩子时会轻轻笑一声，表示认得出他们，”麦克丹尼尔博士说。三天后，她短暂地回光返照。丈夫一直握着她的手。“她说了声‘我爱你’。”麦克丹尼尔先生说，“然后又重复了两遍。我亲吻她的额头，告诉她我爱她。这就是我们彼此说的最后一句话。”
    试图救治她的研究人员们也心碎不已，留给他们的是一长串的假设。“好好回想一下，我们究竟为她争取到了什么？”德卡斯特罗博士问。在去年一月，麦克丹尼尔女士一度生命垂危。如果没有基因测序或这些新药治疗，那么她的生命能延长到11月吗？ 研究人员的这种新治疗方法对她有实际意义吗？
  “我希望我们真的帮到她了，”德卡斯特罗博士：“但我真的很不确定。”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复杂的个性化治疗，双盲原则在这里完全失效，毫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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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思考上面的例子，我们就会明白饲养场式的疗法是一种简单的通治疗法，而双盲原则就是这种疗法的产物，这种疗法在西医以往的临床实践中普遍采用。而个性化治疗却是现代医学正在努力探索的复杂疗法，个性化治疗的复杂性来源于人体的复杂性，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其复杂程度令人难以想象，里面充满了大量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因素和数据，所以，上面例子的结尾就会看到医学专家做出这样的说明，即，参与治疗的学医专家到最后也不能确定，基因疗法究竟对拯救麦克丹尼斯女士的生命起到多大的作用。
    就其根本目的来讲，双盲验证的意图是为了让药物、方法的疗效客观和确切。而个性疗法的目的则是为了治疗的深入和彻底。这两方面是一对矛盾，把握好这一对矛盾才会有利于医学进步。

    传统中医治疗学的发展也是和西医一样的路子，开始也是一些简单的方法、简单的药方。到后来由于中医形成了医学体系，才在强大的医学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法。中医之所以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到今天，并还在生生不息的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就是这个原因。古时候，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也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体系，在这里尤以欧洲盖伦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体系最为庞大和精密。而他的医学体系也正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尽管那个医学体系的好多理论都是错误的。
    中医的医学体系在哪里，中医最重要的理论就是经络学说，其次才是阴阳五行学说、辩证施治、方剂学、中草药学等等。经络学说才是中医的基础，其它一切学问都是围着经络学展开的，如果一个人不懂经络学，也就不可能真正透彻理解中医的其它一切学问。
    有人说中医的理论无法证明，实际上中医的理论不是无法证明，只是这个理论目前采用现代的科学手段不能证明。但是，古圣贤用自己的独特手段却是可以证明的。那古人是怎么证明这些经络理论的呢，很简单啊，怎么发现的就怎么证明的。

    实际上，古圣贤是通过修炼内功才发现了人体经络的，并且也正是通过修炼内功才了解了经络的分布，形状，长度，特性，对人体生理的调节作用等等一切关于经络的学识。经络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对人体具有精密的调节作用。古人对经络知识的了解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古人把这些知识叫做中医真传，并对此保密，不事张扬，很少透露。

    古医书上的记载只对经络提到一小部分。阴阳五行理论也就是提了个简单模型，具体怎么用，并没有详细说明。病理病因的阐述更是秘而不宣，因此，要真正掌握医书上的知识，一切都要靠后人自己在实践中去琢磨，探索。不过这么做的结果也把后世医者给搞糊涂了，同时过分极端的保密措施也让中医的真传逐步丧殆尽。这就造成了现今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信中医的人士说中医是伪科学，不能证明；而信任中医的人士又不能清楚的说明其中的道理。我看双方都挺急的，急有什么用？不解决问题，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还不如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吧，能延续到哪天算哪天。

    我记得刚改革开放那些年，国外的医学代表团纷纷不断的来到中国考察中医，一波一波的，接连不断，他们走遍了华夏大地，持续了好多年。考察来，考察去，最终也没有拿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他们得出了了一个结论，说中医的精华不在学府，而在民间。后来，外国人回去后也在偷偷的研究中医，但是研究了二十几年，也没研究出个结果，这事就算不了了之了，目前外国人只能把中医当作一种补充医学、和替代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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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四即过分强调双盲试验阻碍新药上市又浪费资源

   双盲试验固然是检验药物客观疗效和安全性一个很强的设计，但是如果顽固恪守这个原则反而会物极必反，不仅会阻碍大量的新药上市，同时也浪费的巨大的资源财富。
    比如，像一些人所崇拜的美国FDA认证，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药物认证体系，每年全世界仅有有二十几种药物通过的FDA认证，大量的新药在通过验证的道路上被扼杀掉。许多药物没有通过验证并不是因为没有疗效，而是认证过程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和标准的某些项没有达标。再加上漫长的认证过程，这就不仅造成巨大的时间浪费，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上的浪费。试想一下，无数的小药商面对这样的标准都一定会知难而退，即便是研制出了什么优良的新药，也不敢打FDA认证的主意。

    另外面对这样的临床试验和认证，不仅仅是药商心存忌惮，就是药物研制的专业人员也会满腹牢骚。即便是在国外，许多人士对此也是怨声载道。有一篇评论对FDA是这样评价的。
   “临床试验分为三期，受到严格控制，专门用来测试新药以及其它医学疗法在人体的疗效。临床试验是新药从研究通往审批合格的必由之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从事癌症药物研究的人员不被临床试验折腾得怒火中烧、垂头丧气。”
   “临床试验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是试验周期长，成本高昂，资助临床试验的通常是制药厂商，这些厂商把测试那些有可能通过FDA评审的药物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因为不论如何，这些公司都是公开上市的，股东们要求投资有回报。所以制药公司的目标不是专注于突破性的疗法而是对现有药物逐步改良。临床试验过程并不鼓励冒风险或是提倡可能在医药领域获得重大发现的开拓性方法。临床试验体系不鼓励大胆的全新思维。一种新药的开发周期通常长达12-14年，平均开发成本高达8.02亿美元，这些经常被公布的数字也不鼓励真正的创造精神。”
   “更糟糕的是，临床试验体系迫使制药公司在最为危重的癌症病人身上试验那些最有希望的新药，因为这样更容易看到诸如肿瘤缩小这样的效果，可是几乎不可能治愈患者。因为癌症晚期，癌细胞通常已经大范围扩散，而且由于基因变异，癌瘤已经过度溃烂。这样如果一种新药可能对早期癌症患者有效，却没有机会在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
   “临床试验体系存在的第二大问题的后果更为严重。临床试验的目标有误，其目标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实施“适当”的科学。”
   “用3种、4种甚至5种药物联合攻击，或是像治疗艾滋病那样用多种化合物组成鸡尾酒疗法控制擅长变异的艾滋病病毒那样对付癌症，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是） 在临床试验中联合应用几种未经批准的化合物会产生一系列法律、法规问题，制药公司会望而却步。制药公司需要FDA批准他们开发的新药用于临床。如果2种或3种以上药物联合使用，难以确认哪一种药物有效、哪一种无效，或是哪一种药物应当对某种副作用负责。
   “2003年2月，一批名声显赫的癌症研究中心主任们得出结论:临床试验是长期而艰巨的，由于管理规章严格而成为负担，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提供更多的资源，临床试验体系“将仍然是低效率、不能及时反应、过于昂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足够说明，双盲试验并不如同一些头脑中想象的那么好，它不是万能的，也不完美，有的时候它还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