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癌症渊源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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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并不是现代病，它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人类就发现这种疾病了。在我国，最早发现与肿瘤有关的记载，是在西周，那时就用“肿”这个字眼来形容肿瘤，只不过当时无法区分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中医对癌症的解释

宋代《圣济总录》把腹内肿瘤叫做"癥瘕"(音“征假”)。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公元1617年)中以“茧唇”称如今的唇癌。

清代高秉钧在《疡科心得集》(公元1805年)把肿瘤叫做"失营"或"失荣"。因为这种病的后期，人体外表失去光泽荣华，"如树木之失于荣华，枝枯皮焦，故名也。"

此外历代中医对恶性肿瘤的描述主要有下列病名：“噎膈”包括食道癌及贲门癌;“胃反”包括胃癌在内;“积聚”是指包括各种内脏肿瘤在内的胸腹部肿块;“症瘕”多指下腹部及盆腔肿块;对“崩漏带下”的描述则与宫体、宫颈癌症状相似;“石疽、失荣”则与恶性淋巴瘤及颈部转移癌症状相似。此外还有“肾岩”、“脏毒”等类似肿瘤的描述。

从造字分析看，癌原作“岩”，读yán。古代中医将表面凹凸不平、质地坚硬如石的肿物(即较明确的恶性肿瘤)称为“岩”，例如“乳岩”(乳腺癌)。而古时“岩”字与象形字“嵒”(山上的石块)相通，后人再加上“疒”(“病”字偏旁)，就成为“癌”了。象形字嵒加病字头疒(疒读nè)，说明癌是一种病，且是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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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肿瘤最早源于周朝，是在宋朝就开始有了“癌”字。可以说中医治疗肿瘤是有很渊源的历史的。特别是近30、40年，中医治疗肿瘤得到了大量的临床和科研的证实，也得到了大量医学界专家的认可。可以肯定地说，在以下方面中医治疗肿瘤是有作用的。

中医治疗肿瘤的优势

1、最大限度地保护肝功能。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参与机体的各种消化代谢、吸收利用活动。一旦肝功能异常，就会出现糖代谢、蛋白代谢、脂肪代谢等一系列紊乱。大部分肝癌患者均死于肝功能衰竭或因肝功能异常导致门脉高压引起的消化道大出血。中药治疗是在辨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护肝脏、恢复肝脏功能，着眼于症状的改善。症状好转，瘤体自然稳定或缩小。

2、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发症。对于大部分肝癌患者而言，脾功能亢进是最严重的并发症，它可引起造血机制异常、凝血功能障碍，加上门脉高压致使胃底静脉高度曲张，极易引起消化道大出血。肝功异常还会导致蛋白合成不足，出现低蛋白，引起大量腹水。肿瘤压迫还会出现胆汁排泄障碍，引起黄疸等症状。利用中药健脾理气、软坚散结等特点进行治疗，可帮助肝功能恢复正常，促进患者食欲，消除腹水，祛除黄疸。控制瘤体的继续生长。

3、尽可能地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癌症目前仍为世界顽症，但是针对肝癌发病部位供血丰富、双套供血、转移快、生长迅速的特点，中医从外围症状着眼，消除了患者诸多由原发灶引起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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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癌症的命名是以“象”为依据的，例如“乳石痈、乳岩”属于乳腺癌，“舌菌”属于舌癌，“癥瘕积聚”属于卵巢癌，“噎膈”属于食道癌，“肝积”属于肝癌，“石瘿”属于甲状腺癌等。

中医认为，引发癌症发病的因素有正气内虚，感受邪毒，情志抑郁，饮食损伤，素有旧疾等，这些因素引起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从而产生气滞、血瘀、痰凝、热毒、湿浊等病理变化，结于脏腑组织，相互搏结，日久积渐而成的一类恶性疾病。

现代医学对于癌症的治疗主要采用手术切除病灶，及放疗、化疗等手段，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癌症自古即有，从中医漫长的历史经验中挖掘有效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中医药通过对机体气、血、阴、阳水平，免疫、血液、内分泌等系统发挥整体综合调节作用，达到机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 比如从“癌”字起源，有人研究，经过中医辨证，使用古人治疗外科痈疽的一些药方对癌症进行治疗，可以起到减缓或截断癌症的生长病程，甚至消减患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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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奠定阶段

早在3500多年前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了解，那个时期的甲骨文上已记载“瘤”的病名，这是现今发现的中医记载肿瘤最早文献。先秦时期的《周礼》记载了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专科医生——“疡医”，其日：“疡医掌肿疡……之齐。”所主治的“肿疡”就包含现今临床上的肿瘤，并主张内外结合治疗，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用“祝药，……杀之齐”。“祝”意为用药外敷，“杀”是用药腐蚀恶肉。“祝”、“杀”都为现代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说明了公元前n世纪古人对肿瘤的治疗方法已有了深刻认识。

对于肿瘤疾病较系统的认识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开始的，该书奠定了中医肿瘤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书中所述“昔瘤”、“肠覃”、“石瘕”、“癜瘕”、“癖结”、“膈中”、“下膈”等病症的描述与现代医学中的某些肿瘤的症状相类似，如“噎膈不通，食饮不下”与食管、贲门癌所致梗阻症状相似。《内经》对肿瘤的病因病机也作了论述，认为肿瘤形成与正气虚弱、外邪侵袭、七情内伤均有关系，如云：“虚邪中人，留而不去……息而成积”。《灵枢·九针》云：“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者也。”认为外邪侵袭，可致肿瘤发生。《素问·异法方宜论》云：“美其食……其病皆痈疡。”此处的痈疡，包括了现代医学中的有体表溃疡的肿瘤，指的是饮食不节能致体表肿瘤。《灵枢·百病始生》云：“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指的情志不畅，则易患肿瘤疾患，这与现代临床认识肿瘤的病因相符。《内经》中所提出治疗原则，如“坚者削之”、“结者散之”，对当今防治肿瘤疾病仍然有指导意义。

继《内经》之后，秦越人所著《难经》更详细论述了某些内脏肿瘤的临床表现和成因机制，如《难经·五十六难》对积聚病的病位、病性和具体症状均有记述，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预后提出了：“积者，阴也，故沉而伏，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积部，肿块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死不治。聚者，阳气也，阳伏而动，六腑所生，其始发无根本，其痛无常处，可移动，虽困可治。”并对“五脏之积”作了大致的区别和描述，以指导后世防治肿瘤临床实践。

秦汉时期成书的我国第一部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所载人参、杜仲、白术、大黄、半夏的效用与治疗肿瘤疾病有关，其中有治疗肿瘤一类疾病的中药达150余种，大多现仍为临床治疗肿瘤的常用药。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对“胃反”、“积聚”及妇科肿瘤等病因病机、治疗法则、处方用药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还较明确地指出了某些肿瘤的鉴别与预后，书中的许多方剂如鳖甲煎丸、大黄廑虫丸等至今为临床治疗肿瘤所常用。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认为肿瘤的起因由脏腑“蓄毒”而生。华佗治疗噎膈反胃方中有丹砂腐蚀药物，对体表、黏膜的肿瘤的外治方法有明的治疗效果。秦汉时期已有外科治疗方法，也用于治疗肿瘤疾病，如《后汉书·华佗传》就有关于外科手术割治胃肠肿瘤类疾病最早记载，开创了人类手术治疗内脏肿瘤的先河。

总之，秦汉时期中医对肿瘤的认识为后世肿瘤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理论成熟阶段

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医对某些肿瘤如甲状腺肿瘤、乳腺肿瘤及其他内脏肿瘤的病因病机及诊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治疗方法上也呈现多样化，这一时期对中医肿瘤的认识理论逐渐趋于成熟。

晋·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是一部针灸专著，书中载有大量的使用针灸方法治疗肿瘤疾病如噎膈、反胃等内容；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当时医生的急诊手册，书中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恶化过程有全面的认识，认为“凡症见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症有结节，便害饮食，转赢瘦。”书中使用海藻治疗瘿病，一直为今人所沿用于治疗甲状腺肿瘤。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有关肿瘤病因证候共169条，分门别类详细记载多种肿瘤疾病病因、病机与症状，如“症瘕”、“积聚”、“食噎”、“反胃”、“瘿瘤”等病证，表明当时对肿瘤的认识理论已十分成熟，书中还记载运用肠吻合术、网膜血管结扎法治疗肿瘤疾病，这在肿瘤治疗学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开始按发病性质和部位对“瘤”进行分类，出现了“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和“血瘤”等分类。和《千金要方》同时代的《外台秘要》中记载了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使用大量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后世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特别是用羊甲状腺治疗瘿瘤的病例，开创了内分泌治疗肿瘤的方法，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从这一阶段的医药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到了隋唐时期，中医对肿瘤的病因病机与治疗方法认识理论已十分全面而成熟，为后世中医肿瘤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学术繁荣阶段

宋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医学理论日益丰富，中医防治肿瘤的理论也不断充实，对肿瘤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促进了肿瘤学术的进步和发展。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中第一次提及“癌”字并论述“癌”的证治，把“癌”列为痈疽“五发”之一，提到用麝香膏外贴治疗“癌发”。《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对癌的症状、病性描述更为详细，认为癌症是“毒根深藏”造成的，为后世苦寒解毒法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依据，还提出了癌有“穿孔透甲”和易于浸润、转移的性质。由宋政府主持编撰的《圣济总录》论述了体内气血的流结或某些不正常物质的滞留，可能产生肿瘤疾病，并载有类似肝肿瘤的肝著、肝壅、肝胀等病的证治。《严氏济生方》记载有割治手术与药物结合治疗肿瘤的病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对乳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描述其早期可治、晚期难治的特点。

金元时期，刘完素力倡寒凉用药以治疗火热病，对后世用清热解毒、清热泻火等法治疗肿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用凉膈散治疗噎膈就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张从正《儒门事亲》一书，力主祛除邪气而用攻法，但其在治疗噎膈、反胃等肿瘤类疾病时也非常重视辨证论治。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并创立补中益气汤、通幽汤等，对于癌瘤患者有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作用。朱丹溪倡“相火论”，对“反胃”、“噎膈”等肿瘤类疾病的治疗，主张以“润养津血，降火散结”为主，并创立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丹溪心法》中对乳岩、噎膈、积聚痞块的形成、演变、预后和治疗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

明代温补派代表张景岳《类经》和《景岳全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人关于肿瘤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对积聚的辨证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将治疗积聚的药物归纳为攻、消、补、散四大类，提出了对噎膈、反胃等病的不同治法，还提出及早治疗轻浅病证以防止噎膈等肿瘤类疾病的发生。

陈实功《外科正宗》对乳癌症状有细致描述，书中提及“坚硬、木痛、近乳头垒垒遍生疮瘩”等特征，并认为治疗肿疡、肿瘤类疾病要内外并重，尤以调理脾胃为要。王肯堂对肿瘤类疾病也有较深人的认识，在《证治准绳》中记载了乳癌、噎膈等病因病机及预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丰富的抗肿瘤药物如贝母、黄药子、海带、夏枯草、半夏、南星、三棱、莪术等百余种。《外科启玄。血瘤赘篇》记载采用割除法、药线结扎法治疗外突明显而根部细小的肿瘤、蒂状纤维瘤。《外科证治全生集》详细记载了内服、外敷药物以治疗乳癌、恶核、石疽等。

清代已开始强调肿瘤预防、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的重要性，吴谦主撰的《医宗金鉴》提出，如能早期发现，施治得法，癌疾也是可以治愈而“带疾而终天”的，这与我们现在临床上许多肿瘤患者，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就能带病生存的观念是一致的。吴氏还认识到肿瘤生长的部位多与脏腑、经络有关，如认为“乳岩”属于肝脾病变，崩漏、带下等属于肿瘤类病者多属冲、任二脉病变，口腔肿瘤多属于心脾两经的病变，喉部肿瘤是由肺经郁热，更兼多语损气而成。明清时期的医药文献中，还有关于类似阴茎癌、舌癌等的记载，清代高秉均在其《疡科心得集》中描述了“肾岩翻花”发病过程，还把“舌疮”、“失荣”、“乳岩”、“肾岩”列为四大绝症，已充分了解了恶性肿瘤预后不良。

明清时期，中医肿瘤学术的繁荣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进一步认识到肿瘤疾病的发展与预后，提出了肿瘤应当及早治疗，对肿瘤的治疗方法也更加丰富，特别是了解到更多的药物对肿瘤有治疗作用，对临床的指导意义重大。

4．提高发展阶段

清末以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对肿瘤的认识开始了中西医的汇通时期，随着现代医学的渗透，中医对肿瘤的认识也有了显著进步和提高。清末王清任创立的“逐瘀汤”系列对后世活血化瘀法治疗肿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中用阳和汤、犀黄丸、千金托里散内服，蟾蛤外贴，确立了许多有效治癌方。唐容川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早期代表，在其所著的《血证论》、《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书中所论“痞滞”证类似胃癌、肝癌、胰腺癌等，他认为痞满、积聚、症瘕等肿瘤类疾病与气血瘀滞脏腑经络有关，提倡活血化瘀治法。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在“治膈食方”中提出用参赭培元汤治疗膈证，阐释了食管癌与胃底贲门癌的病因病机与治则，强调补中逐瘀法则，为扶正固本法治疗癌肿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中西医汇通思路研究肿瘤从清末开始一直影响到现在，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领域利用现代技术从实验和临床角度对肿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不断探讨中医治疗肿瘤的新方法，中医肿瘤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治疗肿瘤疾病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现代中医将传统中医理论与实验、西医学、生物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融合一体，多方位研究肿瘤的防治方法，取得了重大突破，取得了明显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古代医药文献中有关肿瘤的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挖掘，系统研究了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和治疗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肿瘤的研究成果，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编写了一批有关中医肿瘤的教材和著作，用于指导临床，并提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2）在文献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将中医的病因主要分为内因、外因和体质因素三个方面，病机主要有正气虚弱、气滞血瘀、痰湿内聚、热毒内蕴四个方面，且正虚为肿瘤成因之本，邪实为肿瘤之标，肿瘤疾患多虚实夹杂。根据肿瘤的病因病机，将中医治疗肿瘤法则定为扶正与祛邪两大类，祛邪又可分为活血化瘀、祛痰利湿、清解毒热等治法。

（3）证实了许多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具有抗癌作用中药的疗效，并研究了抗癌作用机制。发现中药抗癌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扶正药物主要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体质，间接起到抑瘤抗癌作用，并减轻临床症状，延缓生命；祛邪药物主要直接杀伤癌细胞和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扶正常与祛邪共同起效，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4）从大量的验方人手筛选抗癌有效中草药，并进行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从中研发抗癌中药制剂或提取有效成分作为化疗药物，如从青黛中提取靛玉红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用莪术油制成注射液治疗宫颈癌；山慈姑提取秋水仙碱治乳癌；鸦胆子油治疗肝癌和宫颈癌等，这些药物目前均为临床治疗癌症的常用药。

（5）针对放疗、化疗所引起的副作用，中药具有减毒和增效作用。近年来研究不断证实，在放疗、化疗同时，根据临床辨证论治配用中药，不仅可以增加抗癌效应，还能减轻放疗化疗对机体的毒副作用。目前中西治疗方法并用治疗癌症有大量的文献报道。

总之，现代中医学从预防到治疗肿瘤方面均显示了明显优势，中医药方法作为抗癌手段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抗癌研究技术与方法日益提高与发展，在治疗癌症这一疑难疾病方面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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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发生，源自饮食
中医学认为：某些肿瘤的发生与饮食关系尤为密切。

◎肺癌
肺癌，中医学认为多属于“肺积”“息贲”等范围。饮食不节，或劳伤心脾，脾失健运，胃失和降，水谷不能化生为精微，聚而成痰。“肺为贮痰之器”，痰湿蕴肺，气机不利，血行不畅，痰淤交阻，久而形成肿块。这指出了饮食不宜可以是导致肺癌发生的诱发因素之一。

◎食管癌
食管癌，类似于中医学所说的“噎膈”“膈证”。食管属胃气所主，故与饮食关系非常密切。凡酒食过度，恣食辛辣，过食生冷油腻，或食不洁之物，均可使气、血、痰三者互结于食管，亦可使食管津血枯涸。特别是嗜酒无度，又多进肥甘之品，则酿痰生湿，痰气交阻于食管，噎膈随之而形成。如《临证指南医案·噎膈》指出噎膈的病因是“酒湿厚味，酿痰阻气”。《医碥·反胃噎膈》认为“酒客多噎膈，好热酒者尤多，以热伤津液，咽管干涩，食不得入也”。均阐明了饮食不节、过度饮酒是食管癌发生的重要因素。

现代研究证实：酒与食管癌关系的资料最为充分，饮酒能增加食管癌的危险性。我国古代医家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饮酒过度与食管癌的关系，与现在研究的结论一致。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临床指导意义。

◎肝癌
肝癌，中医学认为属于“积聚”“癥瘕”等范畴，积聚和癥瘕大致相同，均可为饮食所伤而致。中医学家注意到：凡酒食不节，饥饱失常，损伤脾胃；胃不能腐熟水谷，脾不能运化水谷精微；湿浊内生，凝聚成痰，痰湿阻滞；气机不畅，脉络壅滞，痰浊与气血搏结，均可积聚而成“积聚”“癥瘕”等。

◎胃癌
胃癌则属于中医学“胃脘痛”“噎膈”“伏梁”等的范畴。中医学认为，饮食过冷过热、饥饱不匀、过食肥甘、嗜好烟酒等均能损伤脾胃，或致脏腑功能失调，脾失健运，胃失和降，聚湿生痰，血行不畅，化生淤毒，阻于胃脘，日久发展成为本病。



如《卫生宝鉴》指出：
“凡人脾胃虚弱，或饮食过度，或生冷过度，不能克化，致成积聚结块。”

《医门法律》谓：
“滚酒从喉而入，日将上脘炮灼……此所以多成膈症（胃癌）也。”

《济生方》曰：
“过餐五味，鱼腥乳酪，强食生冷果菜，停蓄胃脘……久则积结为癥瘕。”

《脾胃论》云：
“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脾胃之气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这些都指出脾胃虚弱，加之饮食不慎，可加速引起消化道肿瘤的发生。

◎直肠癌
直肠癌属于中医学“锁肛痔”“脏毒”等范畴。古人认为多因嗜食辛辣，热结肠道，灼伤阴津，久之气血不畅，淤滞不散而成；或饮食不洁，损伤脾胃，脾失健运，胃失和降，水谷停滞，清浊不分，泄泻而下，日久不愈而成肛门癌肿。如《外科正宗·脏毒论》中有记述：
“又有生平情性暴急，纵食膏粱或兼补术，蕴毒结于脏腑，炎热流注肛门，结而为肿……凡犯此未得见其有生。”

金代窦汉卿在《疮疡经验全书》中指出脏毒的病因为：
“脏毒者……或食五辛炙煿等味，蓄毒在内，流积为痈。”

这些论述，均说明饮食偏嗜、饮食不节、饮食不洁对直肠癌发病的推波助澜之效。

◎鼻咽癌
鼻咽癌属于中医“控脑砂”“上石疽”“失荣”等范畴。明《医学准绳六要》认为其病因为：
“至如酒客膏粱，辛热炙腻太过，火邪炎上，孔窍壅塞，则为鼻渊，鼻顺法涕如涌泉，渐变为鼻痔等证。”

指出了饮食偏嗜、饮酒过度、膏粱厚味等饮食因素对鼻咽癌形成的影响。而现代研究证实，被称为广东癌的鼻咽癌，其发病的确有不良饮食因素在起作用。

杜绝癌症，始于饮食

可见，老祖宗早就认识到饮食因素在诸多癌症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鉴此，中医学一直强调，管控饮食，是防范癌症等的关键性一步。

例如，《周礼·天官》最早记载了中国的医师制度，指出当时宫廷医生已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食医排在首位，“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重在以食防病疗病（包括防范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次为疾医（治疗一般疾病的医生）；再次为疡医（疡，包括癌症及外科疾病在内，日本受中国影响，不久前仍称治疗癌症的医生为疡医）；最后是兽医。可见，杜绝癌症，始于饮食，这是中医学的一贯传统。

中医学不仅强调要从根源上（发病因素）杜绝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慢性病，并在这些方面留下了丰富的理论原则及具体方法、技巧。

总之，中医学对饮食因素与癌瘤的关系早已有较详尽的论述，这也成为当今通过应用合理的饮食，来杜绝（预防和治疗）癌症，或促进肿瘤患者康复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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