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WHO）7月中旬将来我国就新冠病毒溯源行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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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召集的SARS-CoV-2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
世卫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摘要报告
2021年1-2月

       2020年5月，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与合作伙伴一起查明引发COVID-19疫情的SARS-CoV-2病毒的人畜共患来源及其传播给人的途径，包括中间宿主可能发挥的作用。其目的是预防动物和人类再次被该病毒感染，避免形成新的人畜共患贮主，以及进一步降低人畜共患疾病出现和传播的风险。
      2020年7月，世卫组织和中国着手开展病毒溯源研究的基础工作。商定的工作任务界定了研究范围、主要指导原则和主要预期成果。工作任务包括初期的短期研究，旨在更好地了解病毒如何引入并开始在武汉市传播。世卫组织秘书处和中国政府共同成立了一个国际多学科团队，设计、支持和开展一系列研究，以协助追踪SARS-CoV-2的来源及其传播给人类的途径。联合国际团队的工作将为其他地区的溯源工作奠定基础。因此，全球溯源工作将不受任何地点的限制，随着证据不断积累和科学假说的不断发展，全球溯源工作可能会在地域上发生变化。研究总体结果和发现将有利于加强全球对SARS-CoV-2及有类似来源的新发人畜共患病的防范和应对。
        联合国际研究团队由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来自于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络（GOARN）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国际专家组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作为观察员参与本次溯源工作。在举办几次线上视频会议后，联合研究于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在中国武汉进行，为期28天。研究团队通过三个工作小组对中国专家第一阶段在以下三个领域的工作进展进行了回顾：流行病学，动物与环境，分子流行病学和生物信息学。在讨论过程中，国际团队对使用的方法和获得的数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讨论了更多的问题，体现出对于如此复杂的研究需要相互交流才能完善分析工作。
        除工作小组之外，国际团队还听取了相关议题的详细介绍，以便为其工作提供更多信息，并开展了一系列现场考察和关键知情人访谈。

联合研究的结果
流行病学
通过发病监测数据的早期溯源工作
        流感样疾病（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SARI）监测并结合适当的实验室确认，是衡量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对人群影响的标准措施。为了确定COVID-19致病原在COVID-19暴发前几个月对以上两种疾病发病率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武汉某医院ILI的成人哨点监测数据和湖北省某省级医院SARI监测数据进行了回顾。
        根据武汉以及湖北和周边六省的国家ILI哨点监测数据和相关实验室确认的流感活动情况，2019年底，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城市和周边六省的儿童和成人ILI均明显增加。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实验室确认的流感活动同时增加所致，但联合小组建议利用时间序列分析进一步探索2019年与往年相比较的每周ILI趋势。
        对零售药店购买的退热药、感冒药和咳嗽药的分析并不能提示早期在社区内有SARS-CoV-2活动。联合小组建议对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9月至12月期间的每周药房采购进行回顾，以寻找2019年9月至12月期间有无与往年同期相比采购增加的信号。如果识别出任何信号，则建议继续对时空簇进行分析。

通过保存的实验室样本和其他资源的早期溯源工作
        在对武汉市、湖北省其他地区及其他省份各医院保存的2019年下半年的4500余份的研究项目样本进行回顾性检测时，未发现SARS-CoV-2。
        此项工作可以扩大到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血液中心，时间集中在当地发现首例病例前6个月内，最好使用系统设计好的随机选择样本及相同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可用2020年最初几个月之前未发现COVID-19病例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同期献血人群的样本作为对照组。

通过死亡率研究的早期溯源工作
      2019年7-12月期间，武汉市和湖北省除武汉外的全死因和肺炎死亡监测数据未见死亡趋势出现意外波动的证据，不能提示2019年12月前发生了SARS-CoV-2在人群中的传播。尽管如此，并不能排除SARS-CoV-2在人群中低水平地传播，因为人口水平的死亡率变化不太可能足够敏感地检测到这一点。
        鉴于从感染开始到COVID-19相关死亡的时间差，2020年第3周全因死亡率和第3周肺炎特异性死亡的快速增加表明，2020年第一周病毒已在武汉人群中传播广泛。在武汉以外的湖北省人群中，死亡率的急剧上升发生在1-2周之后，这表明武汉的流行早于湖北省其他地区和其他省份。
        联合小组建议扩大死亡率回顾的范围，将系统发育分析发现早期流行集群的其他省份包括在内，并与中国其他省市进行比较。
        对2019年10月及11月武汉潜在病例进行临床回顾
        武汉市共有233家医疗机构搜索到了2019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因四种疾病（发热、急性呼吸道疾病、流感样疾病和“不明原因肺炎）之一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共计76,253份病历。2019年12月初，60岁以上年龄组的ARI（以及ILI和发热）较前上升。经各医疗机构的临床小组回顾后，在76,253人中有92人被认为在临床上符合SARS-CoV-2感染引起的疾病。在2021年1月对92例中的67例病例（不包括死亡病例、拒绝或无法获得的病例）采集了血液，并采用胶体金方法进行了SARS COV-2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随后经外部多学科临床专家复查，判定92例均不符合SARS-CoV-2感染。
        基于2019年12月疫情暴发前两个月内武汉市潜在病例无SARS-CoV-2感染的证据，国际联合专家团队认为在这个阶段内并不能排除部分传播的可能性。另外，在疫情发生12个月后，调查2019年底几个月发生传播可能性的血清学检测方法亦存在局限性。
        联合小组建议进一步审核用于确定和描述回顾性临床研究中病例特征的方法，包括92例最初确定可能与COVID-19诊断相符的病例，以及其他可能病情较轻的病例，以寻找在之前未被确认病例的可能诊断为COVID-19的特征（如聚集性发病）。鉴于2019年12月初老年人ARI增加，应进一步联合回顾ARI数据。
        应对临床回顾中获得的67个标本进行进一步检测，并与2019年12月以来确诊的174例病例样本和任何其他相关样本复检后进行比较。这应该与通过血库收集的历史样本进行血清学检测的新方法联系起来。

对经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上报的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2019年12月初，武汉出现由SARS-CoV-2感染引起的爆发性疫情。共发现174例在2019年12月起病的COVID-19病例（1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74例临床确诊病例）。只有去医疗系统就诊的更严重的病例被确认。其他较轻（和无症状）病例与已确认病例同时存在，但目前没有关于这些较轻病例的信息，这可能是早期疫情的流行病学的补充。
        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也有相似数量的病例与其他市场有关，有些病例与任何市场均无关。12月在更广泛社区内的传播可以解释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例，另外存在与该市场无关的早期病例，这可以表明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发源地。然而，其他尚未确认的较轻的病例可能提供华南海鲜市场与早期病例之间的联系，而这些早期病例之前认为与市场没有明显的联系。因此，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在疫情起源中的作用或者感染是如何传入市场的，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鉴于2021年1月和2月访问武汉期间的时间有限，应对174例确诊病例进行进一步联合回顾，包括分析病例的临床和人口特征以及危险因素。是否重新对这些患者进行当面询问取决于联合回顾的结果。联合小组还建议回顾2019年12月报告为COVID-19潜在病例的其他患者的信息，以了解这些病例是否属于先前未被确认的COVID-19病例，以及是否对SARS–CoV-2在首次确认疫情期间在当地人群的感染情况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 （来源：健康中国   未完下续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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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流行病学

      因为大多数新型病毒都来源于动物，所以要了解导致病毒溢出和全球传播的过程就需要深入了解动物贮主所携带病毒的多样性和演变，动物、环境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成有效人传人的因素。能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必定高度适应了人类环境。这种适应可能是突然获得的，也可能是经过多个步骤逐渐获得的，而且每个步骤都是自然选择所推动的。因此，SARS-CoV-2的溯源工作应将重点放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病毒在发生人畜共患转移前在动物宿主（如蝙蝠、穿山甲或其他野生或家畜）中的循环。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物种都可能成为贮主。SARS-CoV-2的祖先株可能在其循环过程中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与SARS-CoV-2病毒高度同源序列病毒的发现表明SARS-CoV-2可能源于人畜共患的传播，但其贮主仍有待查明。第二阶段涉及发生人畜共患转移后SARS-CoV-2在人群传播过程中的演变。这种动物到人的溢出的可能性随着动物和人接触的频率以及强度增加而增加。溢出可能会反复发生，但如果贮主中的病毒基因组需要进一步适应以实现有效的持续传播，那这种早期的溢出可能不会被发现。一旦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发生演化或溢出，那么它们就会获得扩散的能力，导致大量具有适应性突变的病毒株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出现，从而引发COVID-19大流行。

动物的基因组数据

      迄今为止的调查和针对性研究的证据表明，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SARS-CoV-2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样本病毒与SARS-CoV-2的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提示上述哺乳动物可能是导致COVID-19的病毒的贮主。然而，到目前为止，从99个物种中发现的病毒与SARS-CoV-2的相似度都不足以使其成为SARS-CoV-2的直接祖先。除了这些发现，水貂和猫对SARS-CoV-2的高度易感性表明，可能还有其他动物物种（鼬科或猫科动物，以及其他物种）是潜在的贮主。将序列数据库中的数据与潜在贮主物种调查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这些可能的贮主物种的标本采集严重不足。

对病毒基因组和大流行早期流行病学数据的分析

      联合团队回顾了通过中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在其包含所有可用冠状病毒序列和元数据的综合数据库中收集的数据。选择了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收集的样本的所有序列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回顾了病毒在大流行第一阶段的多样性。对于在中国武汉发现的病例，将其数据与流行病学背景相联系后选择12月31日前发病的病例。最终分析结果显示，在暴露于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中，有几例病例的病毒基因组是相同的，说明这些病例可能是某个聚集病例群的一部分。但序列数据也显示，武汉市大流行初期就已经存在一定的病毒多样性，说明在华南海鲜市场群之外还有未采样的传播链。从生肉暴露或毛皮动物暴露的流行病学参数来看，没有明显的病例聚集现象。

根据早期序列数据估计到最近共同祖先的时间

      此外，通过分析来估计终末数据集中SARS-CoV-2序列到最近的共同祖先的时间（tMRCA），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这样的tMRCA分析可以被认为是估计的，并不能提供起源时间的确切证明。分子序列数据分析表明大流行的开始时间可能在12月中旬之前的某个月。估计的时间点从9月下旬到12月上旬不等，但大多数估计点在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之间。

SAES-CoV-2的文献综述：早期发现

      最后，对已发表的文献中表明SARS-CoV-2早期循环的数据进行了回顾。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表明，SARS-CoV-2的循环比最初发现病例的时间早了几周。部分疑似阳性样本的检测时间甚至早于武汉首例病例，提示其他地区可能存在漏诊的情况。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的质量还很有限。尽管如此，调查这些潜在的早期事件还是很重要的。
      动物及环境研究人们在不同动物中发现了在系统进化上与SARS-CoV-2相关的冠状病毒，包括菊头蝠和穿山甲。然而，在湖北省采取的蝙蝠样本并未发现SARS-CoV-2病毒存在的证据，中国各地野生动物的采样至今也未发现SARS-CoV-2的存在。我国31个省共采集野生动物、畜禽标本8万余份，在SARS-CoV-2爆发前后均未发现SARS-CoV-2抗体和核酸阳性结果。通过对华南海鲜市场动物产品的广泛检测，未发现动物感染的证据。
      在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的环境取样显示923例环境样品中有73例样本呈阳性，，表明其表面普遍有SARS-CoV-2污染，符合通过感染者、感染动物、被污染的产品引入病毒的情况。
      华南海鲜市场的供应链包括来自于20个国家的冷链产品和动物制品，这其中有些国家在2019年年底前报告有SARS-CoV-2阳性样本，或发现有与SARS-CoV-2关系密切的病毒。有证据表明，市场内销售的一些养殖野生动物物种制品对SARS-CoV-2易感，然而在本研究中，市场上采集的动物样本均未检出阳性结果。冷链产品未进行检测。然而，这些研究结果确实提出了可能存在不同引入途径的可能性，强调了有必要对这些供应链进行仔细的追溯和对样本进行检测。
     SARS-CoV-2可在冷冻食品、包装和冷链产品的条件下存活。中国最近暴发的疫情中的指示病例与冷链有关。研究表明，病毒在低温下可以长期存活，因而可以在冷冻产品上被长距离携带。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病毒在不同温度下的存活能力。
      华南海鲜市场有大量摊位出售冷链产品。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有冷链货物的摊位出现病例的相对风险高于无冷链货物的摊位。需要进一步分析来确定时空对应关系和纠正抽样中存在的潜在偏倚。其他应开展的研究包括追溯从2019年底前有SARS-CoV-2阳性样本报告的地区进口的冷链货物，以及通过访谈供应商追溯冷冻野生动物制品动从供货养殖场到华南海鲜市场的过程。
      在向中国供应冷链产品的其他国家，已经发现包装和产品上有SARS-CoV-2的证据。有证据表明，在向中国提供冷链产品的其他国家存在早期病例群。另一个问题是调查2019年底前有SARS-CoV-2阳性样本报告地区或是动物中发现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国家（如东南亚国家）的冷链或冷藏供应链。与此同时，一定要区分冷链在国外输入病毒和市场本身发生疫情中的作用，后者可能是感染者污染了产品。
      国际团队对下一阶段开展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以协助SARS-CoV-2以及其最接近的共同祖先的溯源工作。这些研究可包括：对野生动物样本进行SARS-CoV-2相关病毒测序和抗体检测；继续对中国南方省份和东亚、东南亚及其他邻国地区的菊头蝠进行调查；梳理已经完成的工作，以明确下一步计划；分析病毒与人类接近的可能性。可以由在不同国家工作的现场团队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进行采样，或通过对海关没收的穿山甲等动物进行机会性采样。可以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其他物种，包括潜在的中间宿主或贮主如麝猫、水貂、雪貂和灵长类动物等。
      应对养殖的食用野生动物进行研究，走访养殖户和供应商，询问他们的接触情况，分析武汉其他市场动物及制品的交易和交易历史，特别是与人感染病例或序列数据有关的市场。其他工作可包括以下调查：东南亚和更远地区养殖的动物，以寻找与SARS-CoV-2相关的病毒；獾--东南亚的养殖麝猫/果子狸；有兔等冠状病毒易感动物存在的牲畜养殖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皮毛动物养殖场继续进行SARS-CoV-2及相关病毒的针对性调查会非常有价值。
      应针对有动物、冷链制品等职业暴露风险的群体进行血清学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有异常高的抗体滴度，提示有SARS-CoV-2出现的危险因素。（健康中国  上接11楼）

翩翩公子

建议

流行病学
未来工作的主要建议是：
通过时间序列分析，进一步探讨与前几年相比2019年每周ILI趋势（尤其是成人），并进一步回顾2019年年底老年人ARI的增加情况
●继续寻找其他生物库进行回顾性实验室检测，尤其是在武汉。
●对武汉血液中心保存的2019年起的献血标本进行SARS-CoV-2血清学调查。建议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适当法规，在获得科学和伦理批准的情况下，探索对2019年9月-12月武汉市献血者（包括经常献血者）进行SARS-CoV-2特异性抗体检测的不同方案。
●研究新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对在临床回顾中最初发现的病例、早期确诊病例和其他感兴趣的群组的检测情况进行重新分析。有可能在此类工作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对174例上报的病例作进一步分析。在明确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前提下，可考虑对这些病例进行再访谈。

分子流行病学
未来工作的主要建议是：
扩大分子、临床和流行病学综合数据库，以涵盖现有的与新冠病毒起源有关研究的全部信息。这包括动物和环境调查的数据。此外，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基因组数据方案，以进行深入分析。
在怀疑有SARS-CoV-2早期（2019年12月及之前）传播的地区开展更多的基因组测序工作。

动物与环境
●未来工作的主要建议是：
●在疫情开始前的几周/月内，对SARS-CoV-2在特定批次的与冷链相关的仍然可用的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产品进行回顾性测试。
●研究检验病毒的生存能力和随着产品通过供应链自然发生的冻融循环。
●应当继续对潜在的野生动物宿主和中间宿主进行调查，尤其是在华南、东南亚和风险评估指导下的其他地区。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物种是犀牛马蹄蝠和相关物种、穿山甲及穿山甲类、果子狸、雪貂獾、水貂和其他已知易受SARS相关冠状病毒感染的物种。
●对饲养家养野生动物的二级农场进一步追溯，这些农场的肉类与华南海鲜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的疫情存在关联。这可以包括约谈从业人员、农民及其工人、冷链供应商和其他相关人员，还可以结合开展对他们、他们的家人和接触人员的血清学检测。对与早期病例有关的其他市场进行调查，并从中追溯，可能会提供关键线索。
●在2019年底前，对污水、血清、人类或动物组织/拭子和其他SARS-CoV-2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相关可追溯性研究。

病毒出现的可能途径
国际联合专家组评估了四种引入情况：
●人畜共患病向人类直接传播（溢出）；
●溢出后通过中间宿主引入；
●通过冷链/食物链引入；
●通过实验室事件引入。
对于每一种可能的出现途径，联合专家组都进行了定性风险评估，考虑了现有的科学证据和发现，并陈述了针对每种可能性的论点。专家组评估了这些途径的相对可能性，并优先考虑进一步开展可能加深全球认识和理解的研究。
联合专家组对每种可能途径的可能性评估如下：
●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从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
●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
●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通过实验室事故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结束语
国际团队认识到疫情对武汉的影响，从受影响的个人和社区到卫生工作者、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该团队赞扬所有专业人员的参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分析大量数据，以支持团队工作。最后，该团队呼吁在追踪COVID-19起源方面继续采取科学和合作的方法。（楼上的没把“溯源报告”内容搞全，现接12楼续补完整  来源/健康中国）

火烈鸟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进行讹诈和胁迫，也没有权利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在近期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明中方立场，并郑重呼吁三个“彻底调查”：美国疫情源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和责任者；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及200多个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基地存在的问题。2019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到底发现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什么“安全隐患”，一度让其突然关闭？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重新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德特里克堡当年的关闭并不只是公开报道所说的出现“废水系统”故障那样简单，美方实验室未公开的秘密其实已惊动到美国“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相关机构。尽管时间已过去快两年，但国际社会还是要敦促美国配合调查，提供透明的数据，给世界一个交代。

    “一场将中国描绘成人类公敌的运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来源占近半年“实验室泄漏”报道前三名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不断进行政治操弄，炒作“新冠病毒从中方实验室泄漏”。今年3月，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但“实验室泄漏论”并未随着权威机构的报告销声匿迹。
     Google开源大数据集GDELT显示，关于“实验室泄漏”的媒体报道在2020年年末到2021年上半年，出现明显回潮。到底是谁在炒作这个论调？通过抓取2020年以来的与“实验室泄漏”相关的8594条新闻报道就能发现，新闻来源为美国的有5079条，占比高达59%，英国、澳大利亚分别排名第二、第三，为611条和597条。而这些报道几乎都指向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
     “‘实验室泄漏论’就是为了进一步刺激中国。”美国独立政治博客网站“阿拉巴马之月”近日刊文对西方的此类政治操弄进行嘲讽。文章称，这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强指“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把戏，美方显然是在胡说八道，“一个对‘有罪’国家极度敌视的新保守主义政府长期推动的无证据猜测。”“这不仅仅是关于‘新冠病毒实验室逃脱’的难以置信的、没有证据的故事，这是一场将中国描绘成人类公敌的运动。”
     令人失望的是，在病毒是源于自然还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上，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态度也变得“摇摆不定”，几次改口。谈起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毒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是受美国舆论和政治打压后出现的怪现象。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美国媒体会带着导向去问福奇这样的学者：新冠病毒有没有可能是从美国实验室泄漏的？”
     实际上，美国各类生物实验室很不让人“放心”。美国独立调查媒体ProPublica2020年8月曾爆料：从2015年1月1日到2020年6月1日，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安全官员报告了28起涉及“基因工程生物体”的实验室事故。这些事故中有6起“主角”涉及人造冠状病毒，有的在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事故频发相比，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劣迹更是尽人皆知。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位于马里兰州，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约70公里，那里有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该研究机构曾多次出现安全事故，如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过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2002年，一名研究人员遭受炭疽感染，在其办公场所和实验室外走廊发现炭疽孢子。值得一提的是，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还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虽然鲜有美国媒体公开质疑“新冠病毒是否有可能从美国的实验室泄漏”，但由于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以及糟糕的安全记录，特别是2019年夏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突然关闭事件发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的质疑声不降反升。俄罗斯“地铁”电台6月23日评论说：“美国在全球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军事实验室，他们究竟在暗中研究什么？德特里克堡作为冷战遗存，在和平年代仍紧闭大门，安全地保存着犯罪的证据！美国隐藏的肮脏秘密终将被揭开，正义与真相终将到来！”

     安全操作违规与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有关？德特里克堡与美国疾控中心在2019年7月沟通了这些内容
     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一度要突然关闭？有美国媒体曾向有关部门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记录，但记录中的很多关键内容已被删去。今年6月初，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有“怀疑新冠病毒源头是否出现在美国”并多次提到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网民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再度向美国疾控中心申请查看记录报告，这表明一些美国人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做法非常不满。
     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重新查阅美国疾控中心回应网民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的检查记录，发现其内容大多以邮件形式展现，时间范围大致从2018年到2019年德特里克堡关闭前。邮件中包含美国疾控中心发送的“关注邮件”，而正是此类邮件导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于 2019 年7月暂时关闭。记者注意到，仅在2019年上半年，记录报告中被认定为“严重”违规的事件就有4次，被认定为“高度违规”的事件有两次。这些记录令人触目惊心。2019年4月19日的记录显示，检查员发现有人在没有穿戴必要呼吸防护装置的情况下多次进入生物安全等级为“ABSL3”的房间，而房间里的人正在解剖台上对灵长类动物进行操作。2019年6月1日的记录显示，“BSL3”实验室和“ABSL3”实验室中的实验人员“理解”安全培训内容的效果不佳——有人员未穿戴合规呼吸防护装置进出，有人员在没有佩戴手套的情况下处理垃圾箱中的废物，而实验室笼子里还关着实验用的灵长类动物。2019年8月29日记录显示，疾控中心认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系统上未能确保“生物安全和遏制程序的实施与使用特定试剂和毒素相关的风险相称”，违规行为涉及“一实验室清除大量生物危害废物时没有关闭相邻实验室的窗户”，而相关工作人员“通常不戴呼吸防护装置”。（未完，下续15楼）

火烈鸟

     最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7月12日至19日期间美国疾控中心和德特里克堡之间的邮件往来。7月12日，美国疾控中心群发给德特里克堡以及其他机构的邮件中说：“请注意，《联邦管制病原计划》（FSAP）电子平台中发布了一项重要的即时行动项目，需要您及时关注。”据介绍，FSAP计划由美国疾控中心特选病原体和毒素处、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相关部门负责，主要针对可能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生物病原体和毒素的拥有、使用和转移进行监管。这些病原体和毒素通常涉及炭疽、天花、腺鼠疫的研究，“因存在潜在危险，所以要确保尽可能安全可靠的实验操作”。7月15日，德特里克堡方面回复邮件称，“为响应立即行动，已在FSAP电子平台中提交以下消息……”然而，《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正如此前媒体报道，这些“被提交的信息”已被大面积遮盖了。美国疾控中心还提出，“在实体的物理结构和特征以及操作流程保障层面，生物安全和控制流程必须足以遏制特定的药剂或毒素”，而2019 年 7 月 1 日和 7 月 11 日德特里克堡有两次控制流程失败的记录，即针对由 BSL-3实验室和 BSL-4 实验室操作生成的药剂或毒素的控制失效。对此的补救措施是，德特里克堡必须停止所有涉及已注册的特定药剂和毒素的工作，直到根本原因调查清楚。

      在这些邮件及记录报告中，还有一个频繁出现的职位——“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生物安全战略研究（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主任”，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如果是普通的安全操作违规，怎么会与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有关？在公开报道中，2019年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是由于废水净化系统出现故障。这种说法是否与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中提到的“控制失效”相对应，尚不得而知。那么，对如此重量级的实验室来说，“废水净化系统故障”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这种高等级实验室的管理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会有各种规章制度保证其不发生任何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像设备故障、废水泄漏等事故更是不应该发生的。”国内的病毒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种事故发生，说明德特里克堡在实验室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而美国军方所做的东西又从不对外透露”。
     有美国网民在社交媒体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因一些状况先被感染，但表现症状不太明显，然后在不知不觉情况下将病毒带出实验室”。接受采访的匿名病毒学家表示，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毕竟在症状不明显的情况下，10个人中有9个人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很可能当这种病毒被发现时，之前90%以上的传播链条都已丢失，所以这也是导致新冠病毒的溯源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该专家认为，“只有进行大规模的血清学调查，才有可能找到最初的一些感染病例”。

    “美方生物实验室一定害怕被调查”
     “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安全性被外界高度质疑，为什么不对美国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国际社会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据美联社6月15日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我们所有人”项目团队研究人员于2020年初采集全美各地共2.4万份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至少有9人的血液样本中出现新冠病毒抗体，由于感染新冠病毒后需要大约两周时间产生抗体，这证明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本土以低速进行传播。当《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我们所有人”项目团队时，对方在邮件中仅表示“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至于为何中国武汉成了最早发现病毒的地方？有病毒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病毒在早期很难被检测到，可能的原因或者是在动物身上，还没有进入到人身上，或者是进入到人体内，但是它的感染性和致病性比较隐蔽，没有太早被识别，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感冒患者比较多的情况下，在哪个地方出现都有可能，“因为很多的人在感染后，其实没有症状，或者只有很轻微的症状”。在病毒学家看来，当初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新冠病毒的踪迹，可能是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封闭，人口密度非常大，再加上潮湿和冷链低温的环境，这会导致病毒传播效果的放大，“新冠病毒太特殊了，早期它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会导致我们一旦发现它，肯定最可能是在一个高密度人群的地方，以及医疗水平相对很好的地方”。
     “所以，只有中国发现新冠病毒之后，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得到预警信息，才更容易去发现它。”该病毒专家表示，“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话，人们很容易把它当成流感了。如果现在不回头去检测其他地方更早时间的血清样本，就很难找到真正的源头，因此，对早期的一些样本进行回顾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实验室泄漏是最容易查清的状况，因为无论是操作问题还是工作人员感染，它一定会露出痕迹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已公布，关于‘武汉病毒所实验室泄漏’的猜测应到此结束，画上一个句号。但我们还应该对其他假设打上问号，比如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实验室会出现泄漏的问题？”
     “美方一定害怕按照调查中国实验室这样的程序去调查美国的实验室。这么多年来，它的实验室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曾光提醒说，“要知道，美方恰恰是唯一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它一定有系统性的问题，美国怕一旦深入调查自己的生物实验室，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大堆问题就会被曝光了。”（上接14楼  环球网）

享瑾美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新冠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有任何联系。”
     继24位科学家在《柳叶刀》上联合发声驳斥新冠病毒“实验室起源”论、声援中国后，又有21名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联合撰文驳斥了“实验室起源论”，因为这一理论得不到证据支持。相比之下，有“大量科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动物。
     欧洲开放科学数据平台Zenodo于7日发布了这篇预印本论文。科学家们强调，“实验室起源论”与这样一种巧合有关——拥有着冠状病毒大型实验室的武汉，恰好是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

开放科学数据平台Zenodo发布的预印本论文

     该文由悉尼大学爱德华·霍姆斯（Edward Holmes）、爱丁堡大学安德鲁·兰博特（Andrew Rambaut）教授领导的著名国际生物学家团队共同署名，将在递交给权威期刊进行同行评审后正式发表。
     论文总结道，“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新冠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任何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正在研究新冠病毒的前身。”
     在科学家们看来，相较于人类与动物接触导致的病毒传播，病毒来自实验室是“极不可能”的。这种理论只是源于一种巧合，即拥有冠状病毒大型实验室的武汉，恰好又是最早报告新冠病例的地方。
     “武汉市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拥有多个动物市场，也是主要的旅游和商业中心，与中国乃至国际上其他地区联系密切。”论文认为，新冠病毒与武汉的联系更可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病原体往往在人口密集地区才能导致疫情。
     最后，科学家们还发出警告，若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实验室起源上，而忽视对动物起源的调查，未来在面对同样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流行病时，世界将依然脆弱。
     事实上，有关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中国向来主张进行科学溯源，已经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调查研究。但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有罪推定”，试图带节奏发起新一轮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国际调查。

7月5日，24位国际医学家在《柳叶刀》发表联合声明，驳斥“实验室泄露论”

     但此举遭到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反驳和抨击。就在Zenodo发布这篇预印本论文两天前（5日），24位国际医学专家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联合声明，同样正面驳斥了所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理论”，重申了对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以及医护人员的支持。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溯源是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只会严重阻碍全球溯源合作，破坏全球抗疫努力，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端正态度，尊重科学，立即停止对科学家的胁迫，停止把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不要为一己之私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共同事业。”赵立坚说。
     在论文中，科学家们总结并追溯了新冠病毒感染人类的现有科学依据，认为就像大多数感染人类的病毒一样，新冠病毒最有可能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类，而且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与实验室有关。
     科学家们表示，与以往动物市场暴发的冠状病毒疫情相比，新冠病毒已知的流行病学史具有相似性，这些疫情都是由于人类暴露而引发。论文指出，“倘若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那意味着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实验室就必须有这种病毒。可是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任何征兆。”
     “我们对目前可用数据进行了批判性的仔细分析，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观点。”霍姆斯说。（观察者网 刘程辉）

杨柳枝

美国持续挑动新冠病毒溯源议题，南非广播公司、《韩国时报》等媒体日前评论文章驳斥指出，美国将溯源研究政治化，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发展，查明病毒起源对我们来说是必要且重要的。但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是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操弄。”《韩国时报》在题为《新冠病毒溯源不是一场游戏》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今年2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说法“极为不可能”。然而，美国某些政客故意无视世卫组织的调查结果，继续对报告的真实性和中国进行诽谤。

南非广播公司也发表题为《绝不应将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政治化》的评论文章指出，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全球科研人员进行国际合作的科学问题。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专家在世卫组织的主持下，基于专业合作得出科学结论，美国却将这一工作政治化，这显然是错误做法，溯源工作绝不能被政治化。《韩国时报》也对此表示：“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负责国际公共卫生的权威机构，我们不相信它，那还能相信谁呢？”

《韩国时报》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此前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并传播。“如果确实有必要发起新的全球新冠病毒溯源工作，那比起中国，美国才应该重点接受调查。”

“美国政府试图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扩大化，整件事正在演变成一场政治闹剧。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心要走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新冠病毒污名化之路。”南非广播公司指出，美国将新冠病毒同特定地域相联系，这是可悲且错误的，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针对中国及亚洲国家的仇外情绪和暴力活动，加剧双方的对抗态度。

《韩国时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本应给中国和西方国家提供宝贵的合作机会，“携手合作应对疫情尚不算晚，但美国必须先停止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南非广播公司也指出，如今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美国却借机“玩起政治游戏”，这不仅损害多边合作的整体氛围，美国自身也将受损。“全球抗疫合作必须加强，而这不应受到政治影响。”（海外网）

马踏飞燕

     据媒体报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缺乏疫情暴发初期原始数据，在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受到阻碍，中国应保持透明开放和合作，特别是外界所要求的早期原始数据。他同时表示，现在排除任何理论都为时过早，还需要进行更多相关研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联合专家组在华考察期间，中方已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
     赵立坚强调，外方专家也多次明确表示，专家组获得了大量数据和信息，对由于部分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复制和携带出境表示充分理解。考察期间，联合专家组还走访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经过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上述情况都在今年3月世卫组织正式公布的联合溯源报告中明确充分予以体现。
     赵立坚表示，在溯源问题上，各方都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和结论，秉持客观公正态度。7月15日，48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欢迎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
     赵立坚表示，中方注意到谭德塞总干事和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溯源计划草案，中方专家正在进行研究。中方在全球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各方都应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和科学结论，不应该将其政治化。
     赵立坚说，下阶段全球溯源计划应由会员国主导、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今年（2021年）3月，世卫组织正式公布了中国-世卫组织联合溯源研究报告，得出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在全球更广范围内寻求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重要结论。这是一份科学和权威的报告，也是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时间新闻 记者/赵芳）

杨柳枝

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16日联名发表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是人为制造。

这篇题为《关于SARS-CoV-2起源——盲眼钟表匠的论证》的观点文章，当天发表在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上。该期刊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

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吴仲义介绍，进化论中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物种演化并没有特殊目的，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一个钟表匠的话，那它只能是一个盲眼钟表匠。一个完美适应环境的物种，不会一下子被制造出来，需要在漫长岁月里、大量随机突变中，一步步积累着微小但可以提高适应度的改变。

“新冠病毒作为一种‘完美’的病毒，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也无法‘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吴仲义说，这就好比最具技术和经验的手机厂商，也不可能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检验和反复打磨。

现有部分研究工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小鼠原本不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科学家用人工选择的方法找到了能够感染小鼠的新冠毒株；即便如此，这些人为筛选的毒株也无法在小鼠种群中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疫情。

“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群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并留下‘痕迹’，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吴仲义说。

此前，吴仲义团队曾提出新冠病毒的渐进式演化模型，认为病毒的原发地（PL0）应当人迹稀少，是动物宿主的栖息地，病毒得以在此处与其动物宿主展开竞赛。随后，病毒偶然扩散到没有群体免疫的人群中间，后者成为第一个疫情暴发地。（光明网 记者/齐芳）

普天同庆

“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有关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再次阐明了中方对病毒溯源的态度。与会的官员和学者集中驳斥了某些西方政府和媒体在溯源问题上泼到中方身上的种种脏水和恶毒谣言。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提出第二阶段溯源调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中国专家一致反对，称这种做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一些西方媒体这次终于没再假装听不到或听不懂中国的呼声，《纽约时报》22日称，中国官员在周四新闻发布会上传达的意思是，世卫组织第一次调查已经把事情搞清楚，没有证据表明重新检查实验室是合理的。报道还说，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环球时报》重申，新冠病毒可能是从美国的军事实验室“逃”出来的。截至北京时间23日凌晨本报发稿时，参与联署、呼吁世卫组织彻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中国网民已接近800万。

专家逐条回应外媒记者

国新办22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曾益新，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介绍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道，世卫组织上周提出针对中国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要求中方展示透明度，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会不会准备再次接受溯源调查？

曾益新回答：“说实话，当我一开始看到世卫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时候，我是十分吃惊的。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从这一点上，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计划里所透露出的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袁志明在会上强调三点：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关于一些外媒传“武汉研究所3人感染”，袁志明说，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梁万年补充说，针对武汉实验室“泄漏”问题，中国和世卫联合专家组一起做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考察，最终得出“极不可能”这个结论。现在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和资源。“如果说，有些国家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话，我们从中方专家角度来看，建议到还没有开展过像武汉这样的实验室考察的国家去做”。

路透社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意提供可能揭示新冠疫情在武汉早期传播情况的原始数据？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公布其自疫情暴发以来收集的所有基因序列？他甚至问道：还有多少蝙蝠社群可以进行研究？

梁万年回答说，什么叫不提供？其实给你看了，我们共同分析了，我们认为这就是提供了，只不过不让你把数据带走。说到蝙蝠，梁万年说，蝙蝠在世界上分布这么广，它又极可能成为一种宿主，那应该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做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对于有蝙蝠分布的国家和地区，也应该鼓励科学家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问，为什么不让专家组去华南市场进行实地考察？梁万年纠正他说，当时联合专家组一块儿花半天时间到华南海鲜市场进行现场考察，并且和有关商户、管理人员都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并不是没有去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可能不是第一现场”

在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是最后一个提问的：“目前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时间点不断提前，有的人主张应该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多国多地点的研究，尤其是美国也应该接受调查，请问各位专家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梁万年回答说，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已经有多项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我们先前的已知时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他当场举了总共8个例子，包括2019年11月，一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多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2019年11月27日，在巴西一个市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美国有9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新冠病毒检测抗体有106份呈现阳性反应；2020年1月，西班牙巴塞罗那采集的废水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等等。

“我举这么多例子，是前一段各国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的一些情况。这也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现场”。梁万年还说，中国最早报告的2019年12月8日的病例，也可能不是“零号病例”。

而据英国《金融时报》21日报道，经过对血液样本的重新检测，意大利研究团队发现2019年10月采集的血样中就含有新冠病毒抗体。

另外，王辰在会上提出：“在进一步的病毒溯源过程中，我们也特别建议应当将冷链作为一个重点的溯源线索。”他说，从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和青岛疫情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密切关联。

22日的新闻发布会引起全球媒体的普遍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大多将“中国拒绝世卫新冠溯源第二阶段计划”放在标题上。美联社22日称，中国“断然拒绝”在中国进行进一步病毒溯源的计划。路透社22日称，中国“不接受”世卫新冠溯源第二阶段计划。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2日称，中国对世卫组织的新冠溯源第二阶段调查采取了“刹车”措施，称不赞成对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可能性再进行任何调查，专家建议研究人员将研究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此外，“中国对世卫计划感到吃惊”是西方媒体报道的另一个重点，《纽约时报》22日称，中国官员周四表示，对世卫组织提出的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来自武汉一个实验室的提议感到吃惊和被冒犯，这暴露出在调查疫情起源方面不断扩大的分歧。

800万人联署要求调查德堡

“来联署吧！一起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自本月17日晚《环球时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中国网民要求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联署公开信”后，签名者十分踊跃。截至23日凌晨本报发稿时，联署人数已接近800万。连日来，《环球时报》编辑部的电话被打爆，许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他们打电话来咨询：怎样在网上联署要求彻查美国德堡？在此我们公布联署页面的二维码，希望大家踊跃签名。

随着签名人数持续上升，这一联署行动在国际上引发更多反响。22日，《纽约时报》第一次报道了“《环球时报》组织的一份请愿书”，称该请愿书要求世卫组织对美国的德特里克堡进行调查，已经收集到近600万个签名。

香港《南华早报》21日报道了中国民众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堡的请愿书。称这份请愿书已经收到数百万签名，它还分享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受访者下一次新冠溯源调查应该在哪里进行。指定的四个选项是美国、印度、意大利和“其他国家”，94.4%的受访者选择了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至少33次要求对德堡进行调查。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表示：“这是一种新的以牙还牙。”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21日称，多年来，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藏匿着世界上最致命的一些物质，从埃博拉病毒、神经毒气到炭疽热病毒。有些人担心这些毒物可能会意外逃逸或被有意偷走，“这是有道理的”。该县德堡实验室的社区负责人夏基称不相信德堡是新冠病毒发源地，但他说，德堡在这件事上没能“自救”，“如果他们以这种方式被公开批评，只能说明不透明让他们看起来像坏人”。

在回答《巴尔的摩太阳报》有关中国对德堡的关注时，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21日称，“我们注意到，美方尚未对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问题的担忧做出回应，我们将建议美方做出回应，消除这些担忧。”（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