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史诗级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战“疫”略记

医匡天下

     【云南网】据云南省卫健委4月1日通报，昨天（2021年3月31日）0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均在瑞丽市。截至3月30日24时，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15例（其中30日瑞丽新增确证6例），无症状感染者45例（其中30日瑞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云南网4月1日消息，昨天（2021年3月31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阮成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主持召开“3·29”疫情处置工作现场会议时强调，要高度紧张起来，采取一切措施坚决控制疫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予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疫情处置工作汇报，深入分析研判疫情，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阮成发指出，在全国疫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瑞丽市再次发生疫情，德宏州委、州政府和瑞丽市委、市政府要深刻反思，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切实扛起“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责任。
     阮成发强调，要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尊重科学，严格溯源。要全面落实“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各项措施，进一步细化管控工作。要实事求是调整风险等级，严格采取相应措施。要调集全省资源和力量，全面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应打尽打，尽快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阮成发要求，德宏州、瑞丽市党政班子要高度紧张起来，竭尽一切力量，把边境管好、把疫情防住。
     王予波强调，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处置疫情。要全力加快瑞丽市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以最快速度完成全员采样和检测结果推送。要抽调专班专人，制定清晰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工作“路线图”，彻底查清传播链，促进更加精准防控。要扎实做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工作，严格落实居家隔离措施，密切跟踪离瑞人员，严防交叉感染和聚集性疫情，全力救治患者，牢牢守住不出现患者死亡、医务人员感染的底线。要严格落实边境管控措施，坚决守好国门。
     另据云南网昨天（2021年3月31日）报道，3月30日晚至31日，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予波率省督导组在瑞丽市部署督导疫情处置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有力、周密、稳妥开展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迅速研究部署，省委书记阮成发提出重要工作要求，王予波30日晚连夜赶赴瑞丽市部署督导处置工作。31日凌晨，王予波在瑞丽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分析研判疫情，部署安排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和手段，全力以赴快速周密稳妥处置。会议要求，要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对瑞丽主城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力救治患者，抓紧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工作，实施城区人员车辆出入管控和城区范围内人员居家隔离，认真做好集中隔离点及定点收治医院管控工作，有序保障群众水电气粮油和防疫物资供应，及时做好新闻发布，加快部署疫苗接种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各类调配支援人员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
     昨天（2021年3月31日）上午，王予波到龙瑞高速瑞丽东卡点督导检查时强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认认真真做好检查检测，切实将每一项措施落到实处。在秩序井然、防控严密的大兴商场，他仔细询问生活日用品准备情况和商品价格，要求确保物资供应稳定、市场价格平稳。在瑞丰社区明珠采样点，他强调要精准精细做好采集检测工作。在畹町边防检查站，他要求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强值班值守，在智慧管理上下功夫并研究治本之策，坚决守好国门、守好边疆。
     另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昨天（2021年3月31日）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派出工作组到云南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君临天下

2021年4月18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海南4例，广东2例，云南2例，天津1例，上海1例，陕西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33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41例（其中重症病例6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确诊病例551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27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4月1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315例（其中重症病例6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5559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0510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0277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533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1例（境外输入10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22例（境外输入30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2805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1683例（出院11270例，死亡209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9例（出院48例），台湾地区1073例（出院1033例，死亡11例）。（国家卫健委官网）

凌波微步

     来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亿剂次。
     当前，多地逐步有条件放开18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中国疫苗接种率正在迅速攀升。而面对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官方也在近期作出回应和部署。

     推进迅速！国内累计接种新冠疫苗突破2亿剂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亿剂次。”21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宣布了这一最新数字。另外，上述发布会上还透露，到目前为止，中国医务人员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了80%。
     从各地来看，接种工作进展迅速。以北京为例，截至2021年4月20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38.98万剂次，累计接种1315.58万人。除了北京，在近期，广东、上海、山东等省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也都突破了1000万剂次。
     2020年12月15日中国正式开展重点人群接种工作，2021年3月27日，全国疫苗接种突破1亿剂次，时间跨度是3个多月。如今，距离3月27日仅仅过去不到一个月时间，疫苗累计接种已经突破2亿剂次。中国正加速推进构筑全民免疫屏障。

     应对新问题！不能“打了上针没下针”，也不能“一刀切”
     随着疫苗接种工作不断推进，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针对这些问题，官方也已作出回应和部署。
     ——疫苗前后两针要如何保障衔接？在疫苗调配供应问题上，米锋在21日的发布会上也强调，国家为各省份调配供应疫苗时，已充分考虑如期接种第二剂次的需求量。“各地要做好精准调配，确保第二剂次接种在8周内完成，避免出现打了上针没有下针的情况。”米锋说。
     ——个别地方“一刀切”怎么办？对于个别地方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强制要求全员接种等情况，国家卫健委方面此前已经明确表态：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接种过疫苗的人，抗体检测还有参考价值吗？对于已经接种过疫苗的民众，在近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修订版)》中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依照新版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确诊的首要标准。未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者新型冠状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可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者和既往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原则上抗体不作为诊断依据。
     ——西安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后仍被感染？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在线发表了西安市一名医院检验人员在已接受了两剂COVID-19疫苗后，仍感染新冠病毒的调查报告。原因是她在发病前5天可能暴露于携带有英国变异病毒环境条件中。报告认为，接种新冠疫苗使得患者临床症状较轻、病程短暂、病毒载量较低几乎没有传染性。报告再次提醒医务人员，新冠肺炎病人临床救治是高危医疗行为，即使接种疫苗后，仍需正确的个人防护和良好的临床操作。良好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正确的个人防护至关重要。

     有序全面放开！这些地方已制定“时间表”
     “中国疫苗接种率(接种疫苗数/总人口)迅速攀高，当前是12.2%，居于全球第八。”4月17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写道。
     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与各地方政府的有序安排密不可分。从今年3月起，就已经有不少省份陆续全面放开18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例如，从3月份中下旬开始，海南开始全面推进18岁以上人群“应种尽种”，包括60岁以上身体健康无接种禁忌症的老年人群。宁夏则规定，5月份宁夏将不分行业全面开放18岁以上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60岁以上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仍暂缓。
     另外，部分地区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接种“时间表”。例如，早前，安徽省制定并印发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推进实施方案，全面加快新冠病毒疫苗目标人群接种工作，构筑免疫屏障。预计至6月20日，安徽省40%以上的常住人口将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同样，宁夏也明确，到6月底确保全区40%的人群接种。
     除此之外，各地也通过增加临时接种点、开设夜间接种服务、启用移动疫苗接种车等多种措施，为民众提供便捷。
     就在日前，民政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印发通知，对加快推进民政服务机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通知强调要加强统一调度，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接种成效，确保如期完成疫苗接种任务。（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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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

                     ——中国抗疫对风险治理的启发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伊始，世界不仅目睹了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还见证了各国疫情应对措施的动态变化——由疫情初期的差异化应对，转向疫情后期的趋同化应对，且越来越能够积极认识和理智采纳各种“非医药干预”的抗疫模式。面对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沉重的生命代价，隔离、封锁、限制人员交通流动、关闭社群聚集场所等最初被西方媒体批判为恶意损害人权的社会干预措施，到2020年秋冬季节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科学抗疫方法。短短几个月内，在经历了可怕的医疗资源挤兑，以及东亚成功抗疫的对照下，欧美各国被迫临时改变惯常的生活方式及治理观念。这种激变提醒我们认真探究各国最初疫情应对模式差异化的根源，探索后疫情时期全球风险治理的发展趋势。
     本文要讨论的是，对政府责任的不同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应对的差异化表现。其中，两种不同的公共责任治理范式及其体系早在此次疫情暴发前就已存在，并决定了疫情初期各国应对的模式选择。一年来，在残酷的疫情考验下，一种新的责任治理体系在中国抗疫实践中俨然崛起，我称之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state-l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n responsibility）。这种强调合理分配与承担公共性责任的治理体系，将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思想家提出“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等理论预言虽然已有一代人之久，但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西方国家还没有合理可靠的全球风险应对方案。今天，我们在全球疫情冲击下能否创新责任治理形态，提供有效应对全球风险的解决方案？

▍如何解释各国抗疫能力差异？
     2020年初夏，历经鏖战抗疫成功的武汉“解封”之际，欧美各国却因应对疫情不利而深陷危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美国在两党政治极化斗争和特朗普的无能领导下，发展成新的疫情中心，相反，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抗疫引起世界瞩目。于是，西方媒体和观察家纷纷提出，威权主义或独裁体制的“反人权”特性具有遏制疫情的优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更容易遵从政府的干预措施。这两种论断分别从宏观的政治体制类型和文化价值观类型出发，虽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检验。
     （一）“民主-威权”政治类型学的困境
     西方观察家似乎是根据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的制度特征，论定后者的抗疫绩效更好。但是，近一年来国际政治、公共行政的主流学术文献以及相关新闻报道，却难以在制度运作上说清楚“威权抗疫成功”的动因。实际上，很多媒体报道往往采用三段论式的分析：发现中国真的抗疫成功了，由于习惯上说中国是“威权政体”，因此论定“威权政体”具有某种有价值缺陷的抗疫效能。如此一来，不直接说中国抗疫成功，而是套上“威权/独裁政体”的外衣并涂抹上“反自由人权”的色彩，既可以回应中国抗疫成功的现实，又能贬低中国成功的价值，其实是“民主-威权”政治类型学的一种“话术”。
     在这种二元化政治类型学中，很多具体的论断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全世界有很多非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威权政权，例如，欧美支持下的中东君主国抗疫效能一团糟。但威权抗疫论解释不了这一现象，只好选择视而不见。再如，同样是自由民主类型的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抗疫成效不彰，但德国、加拿大、新西兰、挪威等国却能取得相对较好的抗疫成绩。我们很难用单纯的民主政治类型为部分西方国家的抗疫失败开脱。因此，不是威权主义具有先天的抗疫优势，而是不少西方观察家不愿承认或无力解释中国的成功，只能用大而不当的威权论述掩盖其困窘。
     （二）儒家文化类型学的局限性
     应对高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要求高效的行政动员和广泛的社会遵从。信任和尊重政府权威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也许有助于促成广泛的社会遵从。不过，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政府运作也存在等级森严、繁文缛节等问题，很难说与抗疫急需的行政效率有多少积极联系。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类型及其社会价值观也存在顺从权威的等级文化，但不少伊斯兰国家的抗疫绩效并不显著，天主教影响下的巴西更是疫情严重。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有助于抗疫的论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确实还没有建立起可靠的机制解释。
     基于政治与文化类型学的两种论断虽然粗糙，但已成为一些西方精英掩饰本国抗疫失败的借口。西方国家由于尊重“自由人权”，不愿或者无力管理社会流动，因此无须为疫情的蔓延承担责任。这种论述方式相当具有迷惑性。时至今日，虽然疫情已导致50多万美国人和10多万英国人死亡，英美社会却对无能的政治精英极为宽容。
     （三）公共治理探索
     最近几个月，一些学术思考开始摆脱简单化归因，寻找更有针对性的理论解释。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外交事务》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指出，“政府（抗疫）绩效的决定因素可能不是政体的制度类型，而是国家能力，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福山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实际上反映了他过去十多年对政治秩序起源的系统性思考，特别是他主张把“国家构建”因素提升到不低于法治和问责制的地位。不过，为什么东亚国家的“国家能力”会比很多欧美国家高？疫情危机下的国家应对能力有什么内涵？这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系统地说明。因为如果不进一步机制化地解释国家能力何以促进疫情应对，“国家能力”很容易会变为新的概念迷思。
     近期，一些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刊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专业技能与政治动员、政府与非政府合作、技术应用与组织领导，中国基层社区组织在抗疫应急动员、政社互信与合作、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中国公民与政府合作的不同渠道及其效果，积极运用各种智能追踪技术防疫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公共行政、基层治理与社会组织等在疫情应对中的合作经验。这些学术发现都不是政治或文化类型学框架可以概括的。此外，还有不少学术成果在国内期刊陆续发表，聚焦中国制度优势如何联结社会治理、智能技术应用抗击疫情。相关研究仍在深入，对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重视，正在为解释中国的抗疫效能提供有力证据。

   注：本文从134楼到137楼均为来自《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中国抗疫对风险治理的启发》，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作者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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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国家的疫情应对能力及其责任治理动力

     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认识到，一个高效的现代化行政部门应该具备有效汲取税收资源、整合人力资源、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不过，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了百年未有的新挑战，因此，有必要在疫情场景下重新理解和界定国家能力，特别是疫情应对能力。福山概略地提出，在疫情背景下，国家应急权力应该下放给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应该信任一线行政人员并赋予他们自由裁量权，还要增强公众对专业人士和政治高层的信任。他认识到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公共行政部门和问责部门（立法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可能导致疫情应对的差异。这是有价值的观点，并且已有一些初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佐证。不过，疫情危机场景下的国家应对能力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具有哪些内涵特征？如何才能有效发挥，或者说动力机制何在？
     （一）界定疫情应对能力——危机场景的国家能力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罕见的潜伏传播能力和高致病性，应对疫情传播的“国家能力”应该有新的内涵，不同于以促进经济发展或社会再分配为目标的常态化能力内涵。首先，由于新冠病毒基本传播系数高，并且具有2~3周的超长症状潜伏期及“无症状感染者”，极易造成大规模的快速人际传播，因此首要的应对能力是快速阻断常态的社会流动，同时关照好公众的基本民生需求。这就要求政府具有极快的决策反应能力、社会流动的管制能力以及资源的动员和供应能力，其核心是政治领导层的共识决策与行政人员的高效执行能力。其次，由于社会流动的阻断往往需要数周乃至数月的周期，社会公众的自由行动权利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必须依法行政和获得社会信任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遵从。现代国家的公权力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依法行政基本不是问题，最难的是获得社会公众的政治支持与政府信任。再次，为高效追踪病毒的快速动态传播，现代政府必须善于应用新兴的智能和数据技术了解社会人口信息和公共卫生信息，这也构成21世纪疫情应对的重要国家能力要素。
     概言之，疫情应对情景下的新型国家能力应该包括四种核心能力：形成政治共识的能力，行政运作的一致化，行政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在当代社会，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合法合理应用，是行政有效动员社会资源、提升行政效能与一致化的重要工具。
     这种疫情危机应对场景下的新型国家能力与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场景下的国家能力相比，共同点是都指向国家政权的主导性与社会的遵从。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由于应急启动与推进的需要，更加强调政府以公众的强信任度为基础接收一部分“私权利”的让渡，促进公私合作以应对危机。国家（State）要发挥危机应对的能力，其实并不脱离现代国家权力和公共行政的一般原理，只不过在疫情危机场景下需特别突出某些具体能力机制。这种类型的国家能力的目标是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回归常态或进入新的常态。因此，危机应对的国家能力，与所谓“极权主义”对社会运动的压制有本质差异，与比较政治学家林兹（Juan Linz）语义下的“威权政体”（不同于“极权主义”概念）对社会力量的长期统制也有很大不同。
     （二）疫情应对的动力机制——对责任的合作治理
     形成政治共识的能力有多种来源，但都比赢得政治权力更复杂。毕竟，国家领导层必须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基础上，整合复杂的决策结构和政策体系，进行科学理性的决策判断，以形成决策共识。这种共识往往具有某种政治立场或制度偏好。行政一致化、社会资源动员和社会信任的实现，都需要根据风险防范原理进行利益相关方的责任确定。这就是责任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个重要的行政科学原理是：行使权力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没有系统化的责任治理，就无从保证公共行政职能的发挥，在疫情危机时期更是如此。责任治理是风险社会最突出也是最有难度的治理工作。贝克提出，人类社会充斥着各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现象，风险在垄断责任和逃避责任之间流动和积累。应对疫情危机这种全球风险，也要解决过度的责任垄断和责任逃避这两个极端的问题。为此，首先是明确责任，其次是分配责任和履行责任，最后是协调责任的承担体系——这就构成一个完整的风险社会责任治理体系。病毒的高传播性要求清晰明确各方的应对责任，舍此则无法保障公共行政机构始终高效运作。病毒是在社会聚集和流动模式下传播的，因此经济社会部门必须与政府机构一起承担社会阻断的责任。同时，组织化的社会阻断要求个人化的行为遵从，因此个人也要承担社会干预的遵从责任。
     由此，应对疫情的国家能力得以有效发挥的动力，乃是责任治理体系的建立与运作。责任治理与政治社会的权力行使和职能履行，是三位一体的。在常态场景下，公共行政重在依法行政、按部就班，责任治理的作用一般不会凸显出来。而在风险社会的危机场景下，必须突出责任，清晰界责和严格归责，否则官僚体系的信息不对称、社会运动的搭便车效应就容易浮现，最终会破坏应对疫情的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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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归责化”与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
     如今，各国都已在残酷的疫情教训中接受了强制性的社会流动阻断，不过这种非医药的社会干预模式能否快速取得效果，取决于干预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认知与追究责任的能力。但为什么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有的国家能够迅速采取医学干预和社会干预并重的策略，特别是大力推进社会干预来遏止病毒传播，有的国家却迟迟不愿采纳社会干预，直到疫情的代价发展到不可承受之后才不得不采纳？
     （一）新自由主义的“归责化”及其后果
     上述问题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层面存在的两种大相径庭的责任治理范式。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从理论上说，政府的回应责任也应不断扩大。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限制政府角色、缩小政府职权、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在重塑政府运作，使得政府放弃了不少公共责任。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扩大，让欧美政府试图寻找某种既能减少责任又能防范危害的责任共享安排。
     “归责化”（responsibilization）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自由主义政策论述，是指把公众福利与安全的责任从国家政权转移到工作场所、社区与个人身上的过程。为了避免出现限制个人自由与安全的问题，国家机构不断宣传“责任的私人化”（privatising responsibility），亦即风险不应由国家或制度来管理、约束，而是改由个人自主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归责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责任治理体系在欧美各国迅速发展，对工作场所安全、公共卫生风险、消费者行为、青少年犯罪惩戒、家庭暴力与妇女权益等介于公共权力职权、工作场所职权和家庭之间的模糊领域，进行公共责任的层层分解。
     这种新自由主义归责化的论述，在承认个人自由的同时强调责任的个人化，甚至把原本介于公私之间的模糊责任归因于个人选择。以企业工作场所的工作安全为例，政府部门在把公共安全责任分解下放给企业工作场所之后，经常放任工作场所再把责任落实于工人的个人合规操作上。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工人不仅是“受害者”，某种意义上也是应负责的“施害者”。这样做的好处是细化安全责任——个人确实应该承担一定的安全责任，但隐藏的问题是政府和工作场所放弃了安全设施的保障和安全服务的供给。面对公共卫生风险时，奉行新自由主义归责化的政府除了基本的公共卫生预防服务外，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主义的“轻推”措施（nudging）来劝导公众，结果无力在危机情景下承担巨大责任，有时甚至会“寻找替罪羊”，推卸本该承担的保护生命安全的责任。借用贝克与吉登斯的理论分析工具，可以说，这种碎片化的归责化虽然是为了应对“自然风险”而提出的，但也经常引发人为的“技术风险”与“制度风险”。
     西方各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的卸责乃至失责行为，就是新自由主义归责化浪潮的一个恶果。如此巨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及其应对责任，是工作场所和家庭无法承担的。但是很多政府已经习惯了过去几十年来扮演的“最小角色”，既没有政治意愿也缺乏能力去承担疫情防控责任，甚至在职权和制度安排上一再自我缩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在疫情暴发前的责权萎缩，以及在疫情暴发后自甘忍受政治高层对其专业能力的破坏。在英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及其工作团队也自我限责，只愿提供医药层面的对策建议，无视通过公共权力整合医疗与社会资源的必要性；结果，一直被视为英国公共服务之荣耀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疫情暴发下难以应对医疗资源挤兑的风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钟南山、张文宏等专业人士和各级卫健行政部门都提出超越医药干预路径的社会干预建议（如“群防群控”），并被广泛采用。新冠肺炎疫情不幸击中了新自由主义归责化治理的薄弱环节，但受阻于中国的整体性的合作责任治理体系。
     （二）“四方责任制”：合作责任治理模式的典型运作
     疫情传播的高传染性特征要求政府能够实现获取政治共识、快速决策、有效实行、社会合作与个人遵从，其中一个关键驱动力是属地责任、政府职责的认定与承担。面对划时代的巨灾，政府要有全责承担的政治共识与行政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单位要有经济利益牺牲的准备与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家庭和个人也要暂时让渡部分个人自由，协助促成社会共识。国家领导层必须引导和协调这一切，促进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家庭个人合理划分责任，强调政府体系的主导性与非政府体系的主体性。在疫情应对中，社会-家庭的主体性和政府的主导与协调，构成了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
     目前来看，中国倡导并实践的疫情应对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纵观中国的抗疫实践，有一个关键词——“四方责任制”，它普遍存在于众多疫情集中暴发或零散传播的城市及其所辖的广阔县乡地区。这就是当前国家引导下多方合作责任治理模式的代名词和具体实践，其中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配合和个人责任，各负其责，互相信任，合作应对不可测的风险。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重视责任政治的逻辑，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我国地方政府积累了通过责任维度推动风险应对和安全事故预防的经验。“四方责任制”的政策实践最早出现于2009年6月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突出重点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该文件提出“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单位责任、个人责任”的四方合作责任治理体系，规定了各方责任如何分配和落实。“四方责任制”有机地结合了国家力量和社会治理因素，是当时政府主导下动员各方利益相关者应对多种灾害的组织形式。此后，这一制度逐渐被推广至其他地区和各个领域。2013年，河北省廊坊市参考北京的“四方责任制”应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北京市顺义区政府在2018年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会中提出“各单位要坚决落实传染病防控‘四方责任’”。此外，在生产安全领域也存在“四方责任”的做法，其责任内涵与传染病防控案例基本一致。2010~2020年，北京、河北等地多次召开预防生产安全事故（例如煤气泄漏中毒等）的工作部署会，经常强调加强“责任倒查考核”，严格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的要求。
     从“四方责任制”可以看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能够客观认识风险传播的社会主体责任，重视政府公共权力的主导性和应对责任，通过高效的社会资源动员、依靠社会公众的信任资源，压实党政权力体系的内部问责制度，促进地方干部队伍“对上（上级组织）负责”与“对下（社会公众）负责”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社会单位与家庭个人的合理分配的责任也得到落实，有助于克服私营部门与个人利益在重大风险或危机时期的自私自利性。
     在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归责化模式放弃的公共责任或萎缩的政府职责被重新重视，私营部门和个人的合法权利得以免受自然灾害破坏。在理想的合作责任制的运行中，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还应该得到适当保护，并与危机情景下的依法有限让渡及合作达成平衡，这是这一模式继续获得公众信任与支持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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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后疫情时代：合作责任治理的全球趋势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虽然西方思想家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等重要理论预见已经提出来三十多年了，即便他们对欧美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一再提出警告，但时至今日欧美国家还没有合理可靠的全球风险应对方案，流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归责模式无法应对全球风险的巨大挑战。那么，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体系是否可能成为今后全球风险治理格局的核心内容？对此问题的回答还需要讨论合作责任治理与各种政治-文化类型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巨大的全球风险和危机要求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各种体系更加重视公共责任的分配、协调与合作。在重视社会的主体性以及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国家权力必须加强引导，让政府扮演好主导性的重责角色，让社会与家庭和个人各负其责，合作应对风险，共享安全福祉。从这个意义上看，合作责任治理的思想和体系是有生命力的，21世纪的全球治理格局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忽视这种新类型的重要分量和深刻影响。
     以“四方责任制”为代表的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责任治理体系，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中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安排，可以嵌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类型与文化价值观类型。从国外成功的抗疫实践来看，只有在政府能力和政治合法性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才能取得成功的危机管理。西方学界的“民主-威权”分类法关注的是在政治权力形成上多元与否，而合作责任治理则指向政治权力能否有效回应社会的问题，要求通过危机治理绩效来体现合法性。从理论上看，合作责任制与民主或者威权的制度类型都没有根本冲突。关键是国家引导的政治共识能否达成，这在政治极化的社会中也许难度很大，但在正常的民主社会中其实并不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民主制度本质上正是为了以较低社会成本促成较高的政治共识。所以，如果怀疑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制无法在有些民主国家运作，那么问题很可能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合作责任，而在于民主的某种劣质化，例如结构性的政治极化或极为严重的社会分歧。
     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通过合理的责任分配与有效的落实来实现风险治理的绩效目标，与政府的集权程度和规模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合作责任治理可以和中央集权制相结合，例如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抗疫案例；也可以和联邦或分权体制相结合，例如新西兰在疫情防控中履行责任的严厉程度，不亚于东亚一些所谓“威权”或中央集权国家；德国抗疫过程中各邦和地方政府的积极责任及其干预措施，及时被联邦政府部门推广和配合，也值得重视。
     因此，对合作责任治理能否适应不同政治制度类型和不同国家权力结构，我们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的抗疫经验，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四方责任制”实践，很好地体现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的模式，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抗疫绩效，这是面对未来的高风险时必须重视合作责任治理体系的强大理由。不过，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种合作责任治理模式也有局限性。首先，责任的承担意味着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制度约束，而人类社会的蓬勃发展不仅需要约束，还需要各种激励。要维持社会公众对合作责任治理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就需要引入利益驱动和激励机制。其次，责任的精准分配和问责履行适用于高风险场景，但随着疫情结束后常态社会治理（或者某种新常态）的回归，严格约束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可能要适当转换为政府-市场-社会-个人之间的协同治理模式，如此才有利于实现风险治理与发展治理的顺利过渡。
     在21世纪的全球高风险时代，危机应对与常态治理之间的模式转换将是人类不得不适应的社会环境，人类社群只能在有张有弛的治理状况中泥泞前行、韧性发展。

     注：本文从137楼往前到134楼均为来自《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中国抗疫对风险治理的启发》，原载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作者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振清

爱香水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29日在发布会上介绍，亚洲等部分国家的疫情快速上升再次敲响警钟：新冠疫情防控远远没有结束，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反复性、长期性。
     针对我国部分城市检测到有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的现象，吴尊友表示，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只要流行不停，病毒都在变异。所以落实防控措施最为关键，既可以终止变异毒株的流行，也可以防止新的变异的发生。常态化防控策略是我国保持良好的新冠疫情形势的关键。“五一”期间、“五一”以后，仍将继续坚持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
     目前国际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外防输入的压力更大，吴尊友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每个人都要坚持常态化防控措施，个人的各项防护措施的落实，才能继续维持好良好的形势。（央视新闻客户端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 顾小慈）

民间老中医

     2021年5月14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上海3例，陕西2例，辽宁1例，山东1例，广东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5例（安徽3例，辽宁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0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51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52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582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57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14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79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5914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0829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1440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613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10例（安徽7例，辽宁3例）；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2例（境外输入11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41例（境外输入326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3157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1818例（出院11516例，死亡210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9例（出院49例），台湾地区1290例（出院1107例，死亡12例）。（国家卫健委）

南山南

9天1亿人！美媒：当西方犹豫时，中国接种新冠疫苗进入加速模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文称，正当“疫苗犹豫”拉低了部分西方国家的接种率时，中国正在进入接种新冠疫苗的“加速模式”。
     ​文章指出，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接种了超过4亿剂次新冠疫苗，比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加起来还多。
     文章称，4亿剂虽然尚不能覆盖中国14亿人口的一半，但疫苗接种率正在提高。中国接种人数破1亿是在3月27日，此后又花了26天才达到2亿，然后花了17天达到3亿，但最近这一批1亿剂量是在9天内打完的。​
     外媒认为，零星的本土疫情助推了疫苗接种
​     CNN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各级政府齐心协力推广疫苗，但最近又出现了另一个因素助推了接种活动，那就是“恐惧”。
     在过去的两周中，安徽省和辽宁省均出现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高峰，此前这两省分别出现了少量新冠确诊病例，分别为17和25例。
     文章提到，据新华社报道，5月16日这一天安徽省接种超过110万剂，而在此前的一周，该省的平均每日接种量也就是84万左右。自5月12日以来，在辽宁省省会沈阳市，每天会接种超过十万剂疫苗。
     文章认为，除了两个有新增确诊的省份，新的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影响：仅在安徽和辽宁发生疫情的消息传出几天后的上周五，中国全国就有1400万人接种了疫苗。
     CNN引述《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道称，在北京，18岁及以上人群中有差不多80％人至少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这使首都北京已接近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
     此外，CNN文章认为，“恐惧”因素不仅在中国大陆起作用，台湾地区此前的新冠传播和疫苗接种率都特别低，但在报告数百例新的本土病例之后，本周台北周边已经被部分封锁。这导致台湾民众急于接种疫苗。美媒认为，这表明，对“疫苗犹豫”的这种最佳“解药”可能是无论哪个地方都最不希望看到的。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021年5月19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44951.1万剂次。
     5月19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1例，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4410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1827例（出院11539例，死亡210例），澳门特别行政区50例（出院49例），台湾地区2533例（出院1133例，死亡14例）。（环球网）